1987年1月留影于家中。(鄧偉攝)

1911年于順天中學高等學堂畢業。(鄧偉攝)

《梁漱溟日記》 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日記》是梁漱溟現存全部日記的匯編，70余萬字。梁漱溟先生歷經了晚清、民國一直到共和 國20世紀80年代的晚期，他的一生風風雨雨，書寫了很多傳奇。梁漱溟先生早年起即有記日記的習慣，現存日記始于1932年，終于1981年，歷經“文 革”抄家等磨難而得以留存。

日前，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先生應《梁漱溟日記》出版方世紀文景之邀在北京與讀者面對面，回憶了父親梁漱溟的生前往事。現場的讀者們聆聽了87歲高齡梁培恕先生的講述。

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

父親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他說他是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他還說過一句話，他說我看什么書，總是心里先有問題，然后再去找書看，找書看的目的是要證實我想得對不對，這是他讀書的一個特點。從這可以看出來，他這個人的自主性比較大。

父親讀書的第一階段，是對佛教發生興趣。1916年他發表了《究元決疑論》，在討論佛家思想時，引用了他自己日記中的一段話;這日記的題名 即為《楞嚴精舍日記》。“楞嚴”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嚴經》。“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煉居住之處所。顯然，父親自喻為僧人，而此日記就是他自己修煉的 記錄。可惜的是這日記在抗戰時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當廢品賣掉了。不過從父親后來的筆墨中，還可以見出當年的一個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父親因“傾心于出世”，居家閉戶4年(19歲至22歲)，潛心研讀佛家經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國報》(天 津)的一位青年記者，多往來于京津兩地，常出入于那時的國會與各黨黨部之間;而此后4年，他過起了“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的生活。父親通過艱苦自學，有了 對佛法的認識和了解，確立了他對佛家思想的信仰，并影響了其一生的為人行事。

潛心研讀佛家經典的結果就是他想要出家，但是后來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攔，我的祖父一點都不阻攔他，他說，你確實想 要出家你可以去。那是什么事情把他牽扯住了呢，是他對社會問題、中國問題的關心放心不下。他說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記掛著社會上的很多問題，他說我的 感情和思想分成了兩半，這種日子不能過，在一兩年內我必須選擇其一。

父親最后的選擇是留在人間，不當和尚。從這個選擇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為他是放棄了佛學，放棄了出家思想，其實他是把這 種思想、這種情感轉移到關心具體的人類社會上。所以他的最后一本書是《人心與人生》，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是一 種什么物種?人應該怎樣活著?二是社會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他把自己的一生從離開這個世界變為用終生的時間來認識人類、認識社會，包括個人自己。這個轉 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無關，這是他的一個特點。

一個非常關心國家社會的人

我父親，他是一個非常關心國家關心社會的人。按照他自己說的，他受梁啟超影響最大的時候，是把梁啟超的著作擱在床上，有時候就當枕頭這樣入 睡，著迷到這個程度。但是他當時并沒有完全受到梁啟超思想的約束，他有他自己的個人觀點。但不管怎樣，他的成長和這個時期大有關系。

《究元決疑論》發表時，父親還不到20歲。這篇文章刊登在當時最著名的雜志《東方雜志》上，大家看了，都說寫得很好，大家就以為他對佛學或 者哲學問題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所以蔡元培當時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讓他去講印度哲學，他說我沒有研究過印度哲學，我只是看了一些佛書，對佛教有一點 認識，那只是印度哲學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說，現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沒有別人，那你就先一邊教一邊自己學。他覺得蔡先生這個意見是不可推辭的，最后，他就接受 了。

北京大學7年的工作，父親又有所創獲。一是根據個人的研究結果，完成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自1921年首次問世 以來，此書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韓文和法文譯本，而英譯本不久亦將出版。父親曾說：“這本書中關于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 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此書受到學術界的不斷關注，大概與此有關。

父親在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他覺悟到了西方文化為什么在中國不適用，中國自己有一套學問，他初步地說了這個道理。再過了十年，正 好十年以后，他又寫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這本書。他對第一個認識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把這個認識看作是更深一步，對于他來說是最終地解決了 問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補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國文化如何不妥，他認為還沒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后他又追到根子上去，這個根子就是說西 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國文化是無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會，宗教控制之嚴密，是我們現在無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質有什么特點?就是讓人信他而不自 信。西方文化就是這樣，從性質上，他讓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說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讓人信自己，這就是孔子的優點。我們如果去找一找《論語》孔子的話，你就會發 現，他不給別人做決定，說你這樣做才對，他不做這個論斷，他讓你自己考慮。

再一個是生活方面的收獲。他說他到了北京大學以后，就進了知識分子的堆里，知識分子之間容易有一種競爭，思想學術上的一種競爭。這種競爭是 會激發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環境當中會受到影響，競爭環境對人是有影響的，他在知識分子的堆里就產生了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競爭、辯論，因此，北京大學的這種環 境對他一年多以后決定不出家有著很大的關系。

對父親的成長大有影響的另一因素，就是當時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種人都有，有講佛學的講道家的，包括還有講外國學問的。就是在這種環境 下，他認識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學問的人，比如李濟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其實是軍人，他也是聽別人講佛 學講孔子，他們兩個人就在這種講學的環境下認識了，兩個人成了終生的朋友。我父親的好幾個終生的朋友都是在這種環境下認識的，這樣一種環境給他后來的人生 帶來很大的影響。

1921年后，父親有了“幡然改變態度的事”，即“把這些年本準備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斷然放棄”，“決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從此就決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軌跡——亦佛亦儒。(《光明日報》記者譚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