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書”：有形的，無形的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孫機著;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內頁。書中所附手繪圖皆由孫機所制。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原是遇安師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系列講座的講稿，高壇設座之際已令聽眾折服并大為獲益，今將十個專題裒為一編，而更有了置于案頭隨時閱讀之便。雖然已無講演氛圍中的“現場感”，但豐厚的內容、簡凈的文字，依然散發智者的氣韻。

按照當今的圖書分類，此著該算作“普及讀物”。普及讀物的寫作，難度實遠過于專業著述。作者須站在學術前沿的位置，有洞曉成說優劣的目力，有理棼治絲的本領，取精用宏，論證得宜，舉重若輕，都是必須，而敘述簡明扼要尤為關鍵，全容不得半點含混。《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既是作者多年悉心研究之成果的綜合，文獻與考古材料的爛熟于心自是題中應有之義。遇安師雖然未曾從事西方物質文化史的專門研究，但對此從來不乏關注，且時時用為考證的參照。胸中有此一份對照清晰的中西歷史年表，便隨時可用來互為坐標。農業與膳食，酒、茶、糖、煙，紡織與服裝，建筑與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樂器，武備，科學技術，古代物質文化之方方面面，究竟哪些出自中國的創造，創造過程中又有哪些是本土因子，哪些是外來因子，中外融合的契機是怎樣的，這些人們頗為關心卻往往難得確解的問題，在此都梳理得一清二楚。

著眼于事物發展的關節點，揭橥起源和演變，既有宏觀的鳥瞰，更有細節的發明，而這細節的發明，尤其是此著特色。比如《交通工具》題下關于馬鐙與蹄鐵的出現，中國和西方情況的各不相同，其中原因何在，等等，便都說得清楚明了，題無剩義。比如《冶金》一題中“冶鐵”部分的述論，“建國以來，在科技史研究的許多領域，大都是逐漸積累材料，一步步深化認識，但在冶鐵史方面，新發現卻仿佛井噴一樣，使人目不暇接，傳統的老看法這時幾乎被全面刷新了”。然而究竟如何被全面刷新，卻是有賴于這里提綱挈領言之有據的精準敘述，方使一般人不易弄清的問題粲然于眉睫之前。考校物質文化，實證固然可貴，然而實證材料的認識與運用，卻少不得清醒明智的辨析，《紡織與服裝》一題關于上古“蠶繭”與“蠶紋”的論辯，關于胡服女子之地位的分疏，便正體現了這一點。而后者本是近年討論較多的話題，發言者卻多將意見建立在對圖像的誤讀，考證得出的結論自不免與史實相悖。“讀圖時代”，對讀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書”之說，取自顧文豪《何為“大書”》一文，文章雖然不長，卻很得此著要領，不妨征引如下：“孫先生自謙此著乃‘小書’，聊供讀史者格物之一助，在我看來，此恰為不折不扣的一部‘大書’。全書足見作者之廣核博通，大抵已包攬古人之日常生活，且無前此同類作品多偏于文人生活之弊，就中尤以酒茶、建筑、家具、武備等章節令人印象深刻。博通之外，論述亦精核。語言曉暢平樸，材料擇取極見功夫，不蔓不枝，多以實物圖樣例證之。而十章所論，雖多系常識，粗陳梗概，但皆為孫先生多年蘊蓄涵養以成，故亦足便初學，后來者當可以此為津筏。處處見學養，而無學問之倨傲;文采清通流利，卻不見做文章的技巧;所談物事，雅俗兼備，對古代物質文化之誠敬篤實則始終如一。此方為‘大書’。”其所述讀書體會，大約會是此書讀者的共同感受。

文章說到書中十章所論，多系常識，誠然。我想，這里所謂“常識”，意在表明它本是大家應該掌握的知識，然而事實卻非如此，甚至相反，大多數人對于這本書里講述的“常識”，是缺乏體認乃至完全不了解的，而這“大多數”中也包括了從事各項研究的學者。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的教育從來缺少這一環，學校里學到的歷史，多是以文獻為主構成的政治史或曰政權更迭史以及制度史，古代日常生活之細務，卻從來不在教程之內。現代考古未曾興起之前，我們沒辦法掌握這方面的知識;現代考古興起之后，尚鮮有學人致力于這一學科的建立，因此至今高校里沒有“中國古代物質文化”這一項課程。這實在是令人嘆息的事。依憑現代考古而逐漸明了的古代科學技術，比如冶鐵、紡織，等等，已經可以建立在以可見的歷史遺存為據的基石之上，前人依據文獻苦苦探索的古代日常生活之細務，今藉相應的實物資料而終得明其究竟，因此倚仗考古學的貢獻，“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有條件成為一門學科，理應步入課堂，成為基本常識。果然如此，那么學文、學史，學習各門藝術的莘莘學子，日后從事專業工作的時候必會少犯許多常識性的錯誤。作為普及讀物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其實也是具備了教科書性質的，期待它能夠早日走進課堂。

這里更想說的是，追隨遇安師問學將及20年，我始終是受著這部“大書”的滋養：在它尚未以有形之書問世之前，早已是一部無形的書。

這一部書的最初入手處是《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它的準備工作可以說是從70年代就開始了，那是在江西鯉魚洲干校時所從事的“地下工作”。書的圖版草樣遇安師后來送給了我，原是100多頁的米格紙用穿釘釘起來一個厚厚的本子，每一頁安排一個小題的圖版，或用筆鉤摹，或粘貼剪下來的各種圖樣，而一一排列得整齊有序。《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的修訂本三年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規模超出初版1/5強，圖版更換了近一半。從初版的1991年至于今，各地漢代考古的新發現經過梳理和考辨悉數補入其中。這一部書所體現的科學精神，用黃侃的話說，正是“一曰不忽細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證據”。最讓人欽羨的是作者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熟悉和對科技知識的掌握。對此遇安師總是說，我知道的只不過是常識。然而正是各個門類常識的積累且日復一日煉就火眼金睛，因此可以發現人們已是習以為常的謬誤。

遇安師尚有一部至今沒有出版的書稿，名字叫作“物原”，還有一個副標題是“中國科學技術及其他文化事物的發明與起源”。它也寫作于70年代，用的是當年流行的一種紅色塑料皮作包封的筆記本，三冊合為一編，裝在一個自制的函套里，總題為“第一部分”。“物原”共設詞條500余，每條字數或數百或千余，并且多有陸續增補之什，末附引用文獻數百種，類如經過整理歸類的讀書札記，性質則同于一部中國古代科技小百科。“物原”中的不少條目后來都發展為很有分量的專論，那么可以說這是由常識而成就的真知灼見，而這一部手稿也正使我看到了“常識”之積累的奧秘。

曾有人稱遇安師“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對此極力否認。當今時代，靠了各種檢索手段，也許胸羅“百科全書”并非難事。但僅憑檢索而得到的知識，似乎難以避免“碎片化”，而貫通中外，融匯古今，打通文史，以求對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生活有全面細致的了解，現代檢索手段之外，尚別需一種思考辨析的功力，有形之“大書”，必要無形之“大書”為支撐的。

勤于求知，獨立思考，這是我問道遇安師以來略略窺見的治學境界，我視此為求學的門徑，也把它當作自己一生的問學標準。至于做到這一點，是否就會卓有成就，當然還要看個人的才力和天分。不過無論如何這是對學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或許竟可以說，是最高的要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