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八年、動員近1000名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國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陳鶴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陳祖武、王堯、程毅中、方立天、傅璇琮、王蒙、楊天石、陳高華、樊錦詩、白少帆、薛永年、趙仁珪、程大利等主持編撰，34卷《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新鮮出爐——

◎ 當初發愿編撰此書，目標之一就是使本書成為實施國家發展戰略的參考，希望本書有助于各地領導找到當地的優勢，以及今后發展的重點。

◎ 《通覽》是一套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可以進行再加工和再創造的文化資源寶庫。其所蘊含的能夠激發創意靈感的文化元素十分豐富，希望敏銳的文化創意機構能夠及時發現并抓住機遇，對《通覽》進行合理開發。

“在我將近80歲的時候，看到這洋洋大觀的34卷《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擺在面前，覺得這些年的光陰沒有虛度，自己為此投入精力和熱情是值得的。”12月18日，在中國地域文化研討會上，看著歷時八年、動員了千余人參與編撰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終于新鮮出爐，這套書的主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以下簡稱《通覽》)由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館組織全國各地近千位專家學者歷時八年通力合作完成，由中華書局出版。《通覽》在時間上，上溯文化源頭，下迄辛亥革命;在編撰體例上，按我國的行政區劃各省區直轄市各為一卷，連同港澳臺共34卷，每卷分上編、下編，上編縱論歷史，敘述文化發展歷程，下編橫分門類，介紹文化亮點、特色。《通覽》的編撰，被認為是填補了我國全方位、多視角研究地域文化的空白，為中國繪制了首部大型的分省文化地圖，也是一部肩負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命的大型學術著作，體現了學術性、現實性和可讀性的有機統一。

前所未有的編撰規模

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介紹，中央文史研究館對于編輯《通覽》早有醞釀和準備，正式立項是2008年12月，主要考慮到兩點，一是發揮文史館存史資政的作用，二是填補全方位梳理我國地域文化的空白。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發表后，《通覽》編撰人員越來越認識到，編輯《通覽》這件事抓對了，起步早，意義重大。

編輯出版《通覽》，投入精力之多、動員面之廣、協調工作任務之重，在參事室、文史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間，中央館、地方館以及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積極參與，不少是皓首窮經、廢寢忘食、嘔心瀝血乃至抱病操勞。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倡議編撰此書并親任主編，直接參與全書的策劃、論證、修訂，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通覽》組委會副主任、執行副主編、國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陳鶴良，執行副主編陳祖武館員，副主編王堯、程毅中、方立天、傅璇琮、王蒙、楊天石、陳高華、樊錦詩、白少帆、薛永年、趙仁珪、程大利等館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央館對各卷普遍進行了近十次的審改。

袁行霈表示，編撰《通覽》，充分發揮了參事室、文史館的優勢，以嚴密的組織工作和嚴格的工作程序，以及高標準的學術要求，將參加工作的眾多學者團結起來，開創了文史館新的工作模式。《通覽》編撰借用了行政的力量，但避免用行政的手段，而是以學術的模式和規范從事學術研究，充分發揚了學術民主。編撰過程中還制定了“自律三章”：堅決徹底地杜絕抄襲現象，最大限度地減少學術硬傷，非常慎重地對待敏感問題。

探索時、地結合的中國文化研究新路

作為一部多學科綜合的學術著作，《通覽》包括文、史、哲、考古、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技術、書畫、工藝、宗教信仰、民俗風情等許多領域。袁行霈表示，在編寫過程中，大家力圖透過事實展開理論的探討，突出各地文化的亮點和特點，注意各卷內次文化區的差異，以及各地之間的比較。因為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所以《通覽》最后呈現的是時空的綜合交叉，使這部書別開生面，既可以視為一部歷史學著作，也可以視為一部地理文化學著作。

從地域的角度談論中國文化，袁行霈介紹了編撰中的幾個重點：

一是把握中華文化的特點，這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融合了道家等諸子百家，并吸收了釋家，而形成的極具包容性的文化。《通覽》結合儒學在各地傳播的狀況，儒學教育在基層社會的生動資料，以及各地書院的歷史，對儒家思想的普及發展加以論述，內容比較豐富。書中關于儒家的論述，如果單抽出來，或許可以成為一部以地域分布為特色的儒學史。關于道家和道教，結合各地道觀以及民間信仰加以論述;關于佛教，結合各地的名剎古寺加以論述，成為《通覽》的一個特色。此外，對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一些民間信仰在各地流傳的情況，也有所介紹。

二是既突出漢族文化的主體地位及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又努力展示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及其所發揮的作用。書中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描述覆蓋面很廣，不僅對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回族、壯族有專卷加以介紹，而且對其他少數民族也不忽視。《通覽》突現了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過程，描述了中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突出了中國文化多源同歸的特點。

三是注意邊疆問題，尤其是多年來被忽視的海疆歸屬問題，客觀地描述了我國疆域形成的歷史過程。關于釣魚島、南海諸島，都以翔實的考古資料，證明自古以來屬于中國的領土。在福建卷、臺灣卷和海南卷前，出土文物的照片和古代的疆域圖十分醒目。中國的疆域是各族共同開拓的，少數民族對東北、北部、西北、西南邊疆的開發做出的重要貢獻可以在書中找到充分的說明。

四是重視文化中心的轉移，探討了中心轉移與政治、經濟、交通、戰爭、移民諸方面的關系。由于中國的河流大體上是自西向東，所以文化的傳播和中心的移動，沿著河流從西向東移動比較方便。長安、洛陽、開封、北京，這些首都的位置足以證明這一點。南北文化的差異較大，文化中心的南北移動往往造成文化的突飛猛進，而南北文化的融合和政治上的統一，則可造就時代的輝煌，唐代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與此相關，《通覽》注重中國近代化的過程，特別是近代化都市如上海、廣州、天津、香港等地興起的歷史經驗，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說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必要。

五是不僅重視精英文化，也重視民俗和民間文藝的描述，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歌舞戲曲等各方面，也包括各地的特產和獨特的工藝，這部分內容生動活潑，可讀性比較強。

六是有些人物在中國文學史、哲學史、藝術史或文明史一類的著作中，未能提及。但他們是一方之望，對當地的經濟、文化起著重要作用，《通覽》中給他們以相當的篇幅。這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國文化。還有一些較小范圍的地域文化，《通覽》也予以重視，如貴州遵義的沙灘，在清代出現了黎庶昌、莫友芝、鄭珍等學者和文人。與此相關的是一些家族的文化傳承，書中也多有涉及。可以說這部書從地域的角度對多種專史做了有益的補充。

通過編撰《通覽》，袁行霈深切地感到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條新路，要將時與地綜合起來加以考察。他特別強調，中國文化史有兩個坐標：一個是時間的坐標，一個是地域的坐標。一方面，黃河和長江流域的文化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國文化有多個發源地，其發祥與興盛的時間也有先后之別。特色與時間不盡相同的文化板塊之間互相交錯、移動，呈現一幅幅色彩斑斕的文化地圖，編織成中國文化的全景。他希望學術界經過共同的努力，構建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立體模式，描述時與地整體演進的圖景。

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經世致用之學

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時指出：“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陳進玉說，這些重要指示，為編撰和發揮好《通覽》的作用指明了方向和重點，那就是任何一部文化典籍，只有經世致用，服務于該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才能真正體現其價值所在。

發揮《通覽》的經世致用功能，袁行霈也非常贊同。他說：“我們當初發愿編撰此書，目標之一就是使本書成為實施國家發展戰略的參考，希望本書有助于各地領導找到當地的優勢，以及今后發展的重點。沿海各卷不僅有助于沿海各地繼續發揮已有優勢，而且有助于捍衛我國的海洋權益，以文化的優勢進一步開展對外交流;臺灣卷有助于實現祖國統一。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卷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開發，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卷，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發，有直接的參考價值。長江沿岸各卷，對推動長江經濟帶的發展也會有所裨益。”

雖然《通覽》的編撰是局限在傳統文化的范圍之內，但是袁行霈強調，希望《通覽》以古鑒今，面向未來，對當前和今后的文化建設有所幫助。他說：“有些地區的傳統文化正在逐漸削弱甚至瀕臨消亡，亟待政府采取切實措施加以保護。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切忌抹殺地域的特點，避免千城一面、萬村一形。如果不論走到哪里看到的是同一種建筑，聽到的是同一種戲曲，品嘗的是同一種口味，體驗的是同一種民俗，既沒有關西大漢的銅琶鐵板，也沒有江南水鄉的曉風殘月，我們的生活將多么單調，中國展現給世界的形象將多么蒼白!在堅定維護國家政治上統一的同時，必須保護各地文化的多樣性，尊重人民群眾多種多樣的文化需求。這可以視為中國文化發展的戰略性舉措。”

再加工、再創造的“百寶箱”和“聚寶盆”

《通覽》出版之后，如何讓更多的讀者閱讀到《通覽》、如何讓《通覽》在當前的社會文化生活中產生積極影響是編撰者思考的一個重要方面。

《通覽》對地域文化發展有全面而詳盡的梳理，袁行霈認為，地域文化應當引起各級領導和全社會的注意。為政一方，既要了解當地的經濟資源，也要了解當地的文化資源;既要了解現狀，也要了解歷史。各地還存在大量文化資源有待開發、研究、利用。《通覽》的編撰，就是對我國文化資源的一次普查。希望此書能為各地文化建設確立更明確、更自覺的目標提供一點參考，希望這部書能夠成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了解各地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的參考，成為因地制宜發展文化的參考。

對于進一步宣傳、推廣《通覽》，對《通覽》進行再加工、再創造，陳進玉持一種非常開放的心態。他指出，《通覽》是一套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可以進行再加工和再創造的文化資源寶庫。國際經驗表明，科技和文化都已成為21世紀推動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在我國現階段，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已融入經濟社會生活的眾多領域。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魅力無窮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擴大內需、拉動經濟、豐富人們精神生活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為。他以大家熟知的美國好萊塢動漫大片《花木蘭》和《功夫熊貓》為例指出，這些創造了高額票房的美國電影，其利用的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元素。此外，前不久中央電視臺播出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介紹中國各地美食文化，社會反響熱烈。《通覽》所蘊含的能夠激發創意靈感的文化元素十分豐富，希望敏銳的文化創意機構能夠及時發現并抓住機遇，對《通覽》進行合理開發。除了制作動漫節目、拍攝紀錄片以及開展數字出版、手機出版等形式外，各地還可以發行《通覽》的簡本，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

在陳進玉看來，《通覽》還是文化的“百寶箱”和“聚寶盆”。數千年來，老祖宗給當代中國人留下了豐厚的中華地域文化，這是一筆極其豐富、彌足珍貴的文化資源，所有這些，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當地的旅游資源，而且同現代科技和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相結合，完全可以衍生出琳瑯滿目的新產品和潛力巨大的新業態、新產業。這種景象，無論在我國的臺灣、香港、澳門地區，還是在韓國、日本以及新加坡等東南亞各國，都可以找到印證。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中國經濟發展要鼓勵消費拉動和依靠創新驅動。在這方面，中華地域文化應可以助上一臂之力。

正如陳進玉所說，《通覽》的編輯出版，并不意味著畫上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句號，而僅僅是為深入研究地域文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