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

我認真地讀過兩遍阿爾貝·加繆的《鼠疫》。第一次是1980年秋天買到上海譯文社顧方濟、徐志仁的中譯本時，另一次是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在北京流行，困在家中不知所措的時候。頭一次看，雖然對書中人們面對瘟疫時的種種態度印象很深，可畢竟是局外人;非典流行，不知是怎么的，最先想到的是加繆、是《鼠疫》，再拿起書本自己卻不幸成了疫區中人，讀來感同身受，是一種沒有災難經歷的人無法體會的震撼。

加繆敘述的是阿爾及利亞奧蘭市20世紀40年代發生的瘟疫。無情的疾病打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沒得病的人心煩意亂，染病的人更是經受著雙重的痛苦，如加繆所說：“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親人、兒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書中巡夜老人說：“要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場劇烈的震動后，人們也就不談了……點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著，事情就完了。但是這個該死的瘟疫，就是還沒有得病的人心頭也擺脫不了它!”喧鬧的城市一下沉寂了，“讓時光在幻想中充滿響個不停的門鈴聲——然而這門鈴卻頑固地保持沉默!”2003年春夏，我居住的北京，非典使很多家庭許久沒有門鈴聲了，這是從未有過的感覺，一種現代生活中的流放和自我流放。

當然非典與鼠疫不同，我們所處的時間、地點也與加繆不同，可是在災難面前的人們也有許多相同，瘟疫仍然是一種實驗室，可以研究人類面臨時的態度。在鼠疫剛流行時，奧蘭的行政當局在瘟疫面前無所適從，有關部門效率低下，并且不愿意把真相告訴廣大民眾，甚至抱有幻想，以某種假想制定決策……時間走過了60年，非典到來時，我們的一些官員和一些機構的作為如出一轍，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簡直是重演一般。是奧蘭幾位有科學精神的醫生堅持：“同鼠疫作斗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奧蘭大多生命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雖然一代一代的中國人經歷過多次天災人禍，可是非典突如其來時，震驚、恐慌、憂慮、沮喪和沉默都曾在我們中間發生著，還有過搶購和謠言……如同當年的奧蘭。我們幸運的是，今天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水平與加繆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在非典時期，醫生護士前所未有地成了明星，我們中的很多人第一次感到這些普通人有些不普通的地方。加繆的主人公里厄就是一位普通的醫生，在瘟疫到來時，他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他想的只是“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要緊的是把本職工作做好”，他成天奔忙在病人中，還要面對無知和愚昧，他有慈愛的老母、有遠在疫區之外不能相見的妻子，他也眺望窗外明媚的春光。但他首先想到的是“眼前擺著的是病人，應該治愈他們的病”。

奧蘭的帕納盧神甫為人們講道時說：“不要試圖去給鼠疫發生的情況找出解釋，而是要設法從中取得能夠汲取的東西。”《鼠疫》剛出版時，《紐約時報》的書評說，神甫認為鼠疫的發生是“現代罪惡的生活遭到天譴” 。中國人殘忍地捕殺野生動物、濫吃野生動物更是世界之最，還有大量的不文明、不衛生的惡習和陋習，非典在中國流行是不是一種大自然的憤怒?鼠疫過后，里厄醫生“傾聽著城中震天的歡呼聲，心中卻沉思著：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因為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東西，他卻一目了然。” 中國人是健忘的，非典過去了，生活又回到常態，而威脅著人類的東西始終存在，胡作非為的結果將是更大的災難到來，珍惜生命、保護生態才能有未來，但愿有更多的人明白。

經歷過災難的人們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平時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的痛苦往往是與別人毫不相干的，而現在大家卻都能夠同病相憐……他們知道“要是說在這世上有一樣東西可以讓人永遠向往并且有時還可以讓人們得到的話，那么這就是人間的柔情。”

《鼠疫》是一篇寓言，有人說，加繆的創作初衷是用鼠疫代表法西斯主義這種社會瘟疫，我覺得就當作疾病一類瘟疫來讀也未嘗不可，況且疾病成為瘟疫是和社會因素不可分的，在加繆的寓言中，瘟疫是永遠伴隨著人類的社會災難;可加繆也認為：“人的身上，值得贊賞的東西總是多于應該蔑視的東西。”因此人類也是可以戰勝瘟疫，度過災難的。我的讀書筆記本上一直抄錄著加繆的名言：“如果人類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們就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了。正確的路跡是通向生命、通向陽光的那一條。”

安德烈·莫羅亞說：“就像偉大的哲學家用一個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樣，偉大小說家通過一個人的生活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生活涌現在他的筆下。”阿爾貝·加繆是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