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年，雄才大略的北府兵后期將領劉裕對內平定了桓玄叛亂以及孫恩、盧循發動的民變；對外攻滅了鮮卑族所建立的南燕（都廣固，今山東益都）和羌族所建立的后秦(都長安,今陜西西安），先后生擒南燕主慕容超和后秦主姚泓，建立了個人威望。晉元熙二年（420年），劉裕逼迫晉恭帝退位，以禪讓的方式建立了我國南北朝時期第一個南朝政權宋王朝（歷史上又稱劉宋），改元永初，仍定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劉宋之初，西有漢中，東與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夾黃河相對，后期疆域退縮至淮河、秦嶺一線，與同時期統一北方的北魏形成南北對峙局面。

劉宋國史，由著作郎何承天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開始撰寫，何承天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死后，又由山謙之、蘇寶生先后領銜續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領著作郎，“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宋書·自序》）。其中臧質、魯爽、王僧達等傳，則為宋孝武帝劉駿親自所撰。泰始三年（467年），徐爰被宋明帝劉彧斥退，劉宋國史的修撰隨即停止。蕭齊永明五年（487年），齊武帝蕭賾命令當時擔任著作郎的沈約修撰《宋書》。沈約以何承天、徐爰等人舊作為基礎，刪除他認為不應列入的晉人傳記，補充徐爰等人未能撰寫的宋前廢帝永光元年（465年）至宋齊禪代的十余年史事，用將近一年時間，于永明六年（488年）二月完成紀傳七十卷。《宋書》其余八志三十卷，沈約以何承天所撰為基礎，并加以廣泛搜集補綴而成。至于《宋書》的最后定稿，歷史上并沒有明確記載，《梁書》卷三十《裴子野傳》：“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則最遲在永明十一年（493年），《宋書》就已經撰寫完成。近年有學者根據沈約《上宋書表》“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七帙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宋書·自序》）中，“繕寫”是“謄抄”的意思，而以為“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是說諸志待謄抄完成以后繼續呈奏，所以上表時沈約《宋書》已經全部完成。這應該是個誤解，因為沈約說“所撰諸志”，而非“所繕諸志”或“所謄諸志”，所以“須成續上”，還是指待諸志撰寫完畢以后繼續呈奏較為合理。

與沈約同時或稍后，記述劉宋史事的著作還有孫嚴《宋書》六十五卷、王智深《宋紀》三十卷、裴子野《宋略》二十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但這些著作在流傳過程中都已亡佚，記述劉宋一代的史書，現今較為完整的僅有沈約《宋書》。但在流傳的過程中，《宋書》也有部分散佚，其佚失部分，系后人用《南史》等補足。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吳興吳康（今浙江德清西）人，不僅是杰出的史學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在二十四史的作者中，除了《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和《漢書》的作者班固以外，沈約可以說是文學成就最高的。他一生著述甚豐，除《宋書》一百卷外，還著有《晉書》一百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法》十卷、《四聲》一卷、《新定官品》二十卷、《俗說》三卷、《雜說》二卷、《袖中略集》一卷、《珠叢》一卷、《子抄》十五卷、《集鈔》十卷、《梁武帝連珠》一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除《宋書》外，其余皆亡佚。明人輯其遺文，編為文集九卷。《梁書》本傳說他：“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于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正因為如此，他撰寫的《宋書》頗具文采。如在卷八八《薛安都傳》中記載薛安都陣斬魯爽的一節：“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筆墨酣暢淋漓，寫得栩栩如生，使人有親歷其境之感。又如《宋書》卷九十二《良吏傳序》描繪宋文帝元嘉盛世的太平景象：“而民有所系，吏無茍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卷九十五《索虜傳論》寫元嘉北伐戰敗后慘狀：“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余蔓殘構，至于乳燕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于此也。”前者令人心情振奮，后者又不免使讀者有廢卷長嘆之痛。

沈約《宋書》記述劉宋一代史事，涉獵廣博，史料豐富，體例完備，后世對此書的總體評價很高。但是，不少學者也對其中的不足之處提出了批評。對《宋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宋書》的繁冗，如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十就說：“蓋《宋書》本過于繁冗，凡詔誥、符檄、章表，悉載全文，一字不遺，故不覺卷帙之多也。”又說：“《南史》于《宋書》大概刪十之三四，以《宋書》所載章表符檄，本多蕪詞也。”這一批評，是比較中肯的。但今天看起來，這也使大量原始文獻借此得以存留，如《武帝紀》三卷載《僑人歸土斷疏》《禁淫祠疏》《興學校疏》等詔令、策文、奏疏、符檄三十余篇，反映出晉末宋初的歷史狀況和劉宋初創基業的過程，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又如《樂志》記述漢、晉以來宗廟雅樂舞曲的源流以及金、石、土、革等八音各種樂器的形制，“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并皆詳載”（《宋書》卷一一《志序》），保存了漢、魏以來的大量樂府歌詞。值得一提的是，沈約為《宋書》的志傳撰寫了多篇序文和傳論，或說明史例，或表達己見。如列于八志之首的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闡明漢、晉志書的承續關系。又如《謝靈運傳》傳末史論，敘述從詩、騷之后文學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以及作者關于詩歌聲律的主張，是南北朝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律歷志》收錄曹魏楊偉《景初歷》、宋何承天《元嘉歷》、祖沖之《大明歷》的全文，反映了當時數學與歷法應用的最高成就。《州郡志》詳記南方地區自三國以來的地理沿革，以及東晉以來的僑置州郡分布情況和各州郡戶口數，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為研究當時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

其二是以為《宋書》多有曲筆，為執政者回護掩飾。如晉恭帝本為劉裕所廢，而卷二《武帝紀中》卻稱禪讓，“儼然唐、虞揖讓光景，絕不見有逼奪之跡”；劉裕殺晉恭帝，手段兇狠，但卷三《武帝紀下》卻說：“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另外，《宋書》中也多有為蕭齊回護的情況，對齊高帝蕭道成頌揚備至。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九說：“其于諸臣之效忠于宋，謀討蕭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其黨于道成而為之助力者，轉謂之起義。”這些都是《宋書》的不足之處。但是，沈約撰《宋書》是在齊代，事涉本朝，他不能不有所顧忌，因此以上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們如果綜合《宋書》的紀傳看，沈約在本紀中為尊者諱，為本朝諱，而在列傳中則并非如此，誠如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九所說這乃是“諱之于本紀，而散見于列傳”的寫法。如卷五十二《褚淡之傳》繪聲繪色地記載了劉裕主謀殺害晉恭帝的過程；卷六《孝武帝紀》末也評論說：“役己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比宋孝武帝劉駿為桀、紂般的暴君，并且在其他一些傳文中也記載了劉駿的殘暴和丑行；卷九十二《良吏傳》末分析當時之所以鮮有良吏，乃是因為帝王“彌篤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橫流”，以為“豈徒吏不及古，民偽于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詞鋒銳利，言辭激烈。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總之，盡管《宋書》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仍是一部有重大價值的史書，是我們研究劉宋一代歷史的主要依據。

作者：丁福林（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