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出版史影響深遠的生活書店誕生于1930年代民族危難之時。后來，它與讀書、新知一起組成了人們熟悉的三聯書店。

回溯歷史，在戰爭炮火與扣押、查抄、封店等種種侵害中，一批“生活書店會議記錄”隨生活書店同人顛沛流離，難得地保存了下來。這批檔案信息量大、自成體系，且保存相對完整，是上海韜奮紀念館館藏獨有的珍稀史料。其中蘊含的信息如同一座富礦，不僅讓后人走近鄒韜奮、徐伯昕、胡愈之、張仲實等一代知識分子，了解生活書店的發展歷程，深入同一時期的出版史研究，也對當今的出版管理、經營和決策產生了借鑒作用。

2018年，為紀念韜奮先生誕辰123周年、上海韜奮紀念館開館60周年，上海韜奮紀念館啟動了館藏文獻影印出版計劃，將“生活書店會議記錄”分四冊影印出版。這其中不僅有關于書店發展、開設分店、遷移的決議，人事任免的討論，運營數據的匯報等，還有內部員工福利，如宿費、膳費、旅費、工資增減等，事無巨細，完整記載了生活書店的內部管理、運作狀態和發展歷程。此前，《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3-1937》《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8-1939》《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39-1940》都已由中華書局出版，最新出版的《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40—1945》是“韜奮紀念館館藏文獻叢書”的第四輯，也是“生活書店會議記錄”的最后一輯。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40-1945》

12月11日，《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40—1945》新書首發活動在上海中版書房舉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巴金紀念館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上海韜奮紀念館館長趙書雷來到書房，與讀者分享生活書店的歷史故事。

從左到右：巴金紀念館常務副館長周立民、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上海韜奮紀念館館長趙書雷

不少圖文首次公開，生動還原歷史

《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40—1945》所收檔案的時間跨度自1940年5月29日至1945年3月24日，收入的生活書店第六屆理事會會議記錄，第六屆人事委員會會議記錄，第六屆理事會、人事會、監察委員會聯席會會議記錄，第六屆理、人、監聯席會議常務委員會記錄和渝桂區聯席會議記錄，社務結束會議記錄，新機構委員會會議記錄，內地區管理處、社務結束會、新機構起草會聯席會議記錄，以及附錄選取的館藏呈文和信函等。

韜奮《致沈鈞儒等在野各抗日黨派領袖》（1941年2月25日）

它們既還原了生活書店從全面鼎盛時期的56家分店，橫遭誣陷和摧殘，只剩下重慶分店的真實記錄，也見證了抗戰勝利前夕，生活書店如何在至暗時刻英勇抗爭的奮斗歷程。同時，書中還配有大量歷史圖片，包括韜奮致沈鈞儒函、生活書店同仁合影、茅盾為韜奮作逝世周年紀念文章等，其中不少為首次公開。

茅盾為韜奮作逝世周年紀念文章（1945年7月）首次公開

“到今天為止，‘生活書店會議記錄’正式出齊了。”1977年，陳子善曾經胡愈之介紹，為注釋魯迅書信而拜訪徐伯昕。在陳子善看來，此前人們對生活書店的發展歷程并不了解，幸而有這樣一批生動真實的史料，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記憶。“生活書店是一個綜合性的出版社，做文學、思想、自然科學，涉及面非常寬。它跟我們現代文學的關系非常密切，胡愈之自己就是一個翻譯家，鄒韜奮更不用說，他的散文、隨筆、札記、評論都與現代文學緊密相關。”

在新出的《生活書店會議記錄1940—1945》中，陳子善不斷地看到了茅盾，茅盾也是生活書店當年重要的參與者。“在茅盾自己的回憶錄里，他好像沒有展開來談這件事，他經歷的事情太多了，要回憶的事情也太多了，所以生活書店這批記錄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以后我們如果要補寫茅盾傳記，這些記錄是必須要提到的：某年某月某日，他參與了生活書店的一個什么會或一件什么事。這樣的還原是很有意思的。當年生活書店的許多決策，是怎樣討論的，怎樣決定的，誰同意，誰反對，都明確記載，都特別生動。我想這套書不僅有益于我們研究生活書店，對于整個出版史的研究都會起到非常好的第一手史料的作用。”

回顧生活書店的過去，往事并不如煙

周立民將生活書店的發展歷程分為這樣幾個階段：從1925年10月《生活》周刊創刊到1932年6月宣告獨立經營，為后來的生活書店打下堅實的讀者基礎，這一階段可以看作是生活書店的準備期；1932年生活書店正式創辦，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生活書店篳路藍縷、銳意創新，這是它的發展壯大期；抗戰全面爆發后，生活書店的重點從上海移到漢口，又移到重慶，在短時間內，在戰時不利的環境中，順應形勢，呼應民聲，極盛時期共有56家分支店遍布全國各地，這一階段是逆勢而為的奮發期；從1939年3月開始，隨著浙江天目山臨時營業處、西安分店被封閉后，接連又多處分店被封、被查，以及被迫自動結束，至1941年6月，僅剩下重慶一處分店——由此，生活書店開始了它的艱苦奮斗期；一直到1947年，與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完成徹底合并組成三聯書店，生活書店才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重慶三聯分店周年紀念合影（1946年）

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而言，周立民認為生活書店值得重視的經驗或精神傳統至少有以下幾點：第一，韜奮一再強調的“服務精神”是它的核心。第二，生活書店的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和實踐，值得重視。第三，生活書店有著獨特的文化氛圍，它也是各種管理和精神能夠行之有效、開花結果的重要基礎。第四，生活書店一直站在時代的潮頭，支持正義的斗爭事業。第五，艱苦奮斗、為理想獻身的精神。

“我們近現代的出版機構往往以文人風格為主導，重視交情和圈子，重視書籍的文化品質，這都是優點。但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文化人可能不太懂經營，不太懂管理，包括早期創造社的出版部是一個理念很先進的出版部門，都知道面向社會招股，但最后主要工作人員分崩離析，幾年的輝煌期就匆匆過掉了。文人出版典型的特點是按自己的興趣來，但在經營和管理方面欠缺挺大。”因此，周立民認為從一開始就以現代化方式規劃和管理出版社的生活書店十分難得，“這些記錄，至今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在經驗之外，他認為生活書店留下的精神傳統同樣值得珍視。“八十多年過去，往事并不如煙。如今，翻閱這筆跡各異的生活書店會議記錄，我看到的不是文字，不是墨色，也不是發黃的紙張，而是一個前赴后繼的身影，是一批風塵仆仆的人，是一段艱苦而又難以忘懷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