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堪稱奠基者的學者中，嚴家炎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作為文學史家的嚴家炎，被業界公認為現代文學研究者中的第二代“領軍人物”。2021年8月，一套十卷本《嚴家炎全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全集匯總了經過挑選的嚴家炎有代表性的文章或書籍匯編而成的十卷本文集，可以說是其一生的學術思想精華匯總。

發現魯迅的小說有“復調”

評價姚雪垠《李自成》、寫專著論金庸

1956年，嚴家炎考上北大主攻文藝理論的副博士研究生，之后被提前分配工作，留校從事近現當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教學與研究。1961年，年僅28歲的北大中文系教師嚴家炎，被抽調到周揚主持的全國文科教材辦公室，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在之后的幾十年里，嚴家炎撰寫過近400篇文章，出版過22本書，獨立或與他人合作編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

該全集中所挑選的文章，不僅與嚴家炎的教學相關，也與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熱門話題相互輝映，比如關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比如由長篇小說《創業史》引發的如何寫好“中間人物”的論辯；發掘和梳理現代文學史上各流派的貢獻；還有對魯迅復調小說的發現和評論；對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評價；對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的肯定和研究；以及對文學史分期的思考和討論等等。根據這些文章的內在邏輯，分別收入了第一卷《考辨集》，第二卷《知春集》，第三卷《求實集》，第四卷《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第五卷《論魯迅的復調小說》，第六卷《金庸小說論稿》，第七卷《問學集》，第八卷《朝聞集》，第九卷《隨筆集》和第十卷《對話集》。

1982和1983年，嚴家炎在北大中文系講授專題課，聽講者包括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進修教師。每次開講，近十臺錄音機同時啟動，講課內容傳播甚廣，部分觀點被他人的文學史、小說史著作所吸納。嚴家炎將他這次專題課的講稿整理、補充、修訂成書。這就是《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在《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中，嚴家炎對“新感覺派”和“后期浪漫派”進行了重新發掘，被認為填補了小說史研究的空白。

1995年春季學期，嚴家炎干脆在北大中文系開設了“金庸小說研究”專題課，把金庸武俠小說正式搬進北大課堂，對之進行系統的學術探究、傳播。講座飲譽北大，很多人來旁聽，一位日本的教授也覺得有意思，全學期一節課都沒落下。

據嚴家炎的高足、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回憶，那時候的北大，幾乎全班同學，尤其是男同學都迷上了金庸。講稿后來被整理成書出版，這就是國內“第一部從學理上研究金庸小說的專著”——《金庸小說論稿》。這本書至今被年輕人閱讀、認可，在豆瓣上好評甚多。

嚴家炎對金庸小說的研究也得到金庸本人的認可：“也有人未經我授權而自行點評，除馮其庸、嚴家炎、陳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認真其事，我深為拜嘉之外，其余的點評大都與作者原意相去甚遠。”

中國現代文學起點

不在五四而在晚清

縱觀嚴家炎幾十年來的教學與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文學與文化密切相關，在收入第八卷的《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一文中，嚴家炎開篇就寫道：“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到清王朝的晚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開始與西方文學、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經過碰撞、交匯而在自身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從此，中國文學史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文中闡述了何為文學的現代性，導致中國文學發生現代性嬗變的內外原因及其必然性。

21世紀初，受中國高教出版社邀請，嚴家炎主編了大學教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三卷本，他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為基礎，首次在教材中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作了闡述，該文被收入《嚴家炎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并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而是早于此三十多年的晚清末期，即1880年左右，黃遵憲早于胡適提倡“言文合一”，以俗語文學取代古語文學。該文還提到留法多年的陳季同，向歐洲讀者積極介紹中國文學，同時又在國內倡導中國文學與“世界的文學”接軌等。

有些學術界文章，文風枯燥，可讀性較差。或者用浮華的文辭掩飾作者貧乏的思想，故意繞得云里霧里，將本來很簡單明了的問題反而弄得似是而非、莫名其妙。但是嚴家炎的文章，卻沒有這么毛病，他的論文或者文章邏輯嚴謹，風格樸實好讀。

嚴家炎的祖父嚴伯勳是清末取消科舉考試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他開始學說話時，即在祖父教授下學識字。兩歲已識字三四百個。三歲起由祖父口授唐詩。抗戰前夕識字近千。到了五歲，父親又請了私塾先生教嚴家炎讀《孟子》和《論語》。這些啟蒙學習無疑為他打下了傳統文化的基礎。七歲，嚴家炎進正規學校讀書，插入三年級，直至高中三年級畢業為止。高中二年級時，就在上海《淞聲報》上發表《巳生嫂》《不堪回首》等短篇小說。可以說，他不光有文學研究之才，更有文學創作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