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楊沫的《青春之歌》初版問世,它是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完整、自然地描寫學生運動,塑造在黨的領導下,革命青年知識分子成長命運的優秀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出版后,僅一年半的時間就售出130余萬冊,緊接著被搬上了銀幕,同名電影成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的“獻禮片”之一,受到了各階層人士的熱烈歡迎。出版至今的60余年里,《青春之歌》仿佛一壇陳年老酒,我們不時能夠在文學報刊或雜志上捕捉到一些常讀常新的驚喜。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部《青春之歌》的出版史、論爭史,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國當代政治史與當代文學史。近年來,學界對《青春之歌》等十七年文學作品重讀的浪潮此起彼伏,文學理論傳統中對于小說價值判斷的要素逐漸趨于平和客觀,“歷史的”、“審美的”和“人性的”成為我們衡量評判一部小說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若從這三點來看,《青春之歌》無疑是合乎要求的。

羅蘭·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中寫道,“語言結構與風格都是盲目的力量,寫作則是一種歷史性的協同行為。”革命時代作為一種典型情境,在這里,真理由奮斗得來,所付出的代價往往顯得異常沉重,以至于它為了表現自我不得不借助戲劇性和夸張性。羅蘭·巴爾特也認為,革命敘事延續著日常生活的框架,浮夸不實的東西在這種語境下顯得實實在在。那些看似夸張的情節和語言,在革命語境下無非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青春之歌》的革命歷史敘事無法脫離當時的語境而存在。歷史在硝煙中前進,流血與犧牲日日都在上演,青年知識分子的改造已經迫在眉睫。林道靜的成長并非她的個人任務,青年知識分子自五四時期起便與中國革命一同成長、成熟。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處在新舊時代罅隙中的“林道靜”們被迫遠離舊有的歷史,成長為前所未有的“新人”。

《青春之歌》較好地處理并完成了主人公與周圍人群的關系,小說中寫到進步黨員、中間派、底層農民、地主階級、反革命奸細等林林總總,無所不包。小說中,除了塑造林道靜這樣一個帶有自敘傳意味的典型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成長之外,楊沫還塑造了其他角色,有的雖然著力不多,卻真實地代表了一部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著思想改造的青年男女。這部分青年在波濤洶涌的時代浪潮下曲折求索,他們歷經絕望與迷茫、苦楚與探索,或堅定不渝,如盧嘉川、林紅、徐輝;或覺醒、轉變,如林道靜、王曉燕、李槐英;或諒解、寬容,如許滿囤、陳大娘;或背叛、投敵,如白麗蘋、戴愉、胡夢安。這些人物的命運符合馬克思對歷史重大題材文學作品的論述,即“歷史的必然”選擇。正因為有余永澤、戴愉、白麗蘋這樣怯懦自私的人物干擾革命,才更顯盧嘉川、江華、林紅等精神力量的可貴。當然,在他們的襯托下,林道靜、王曉燕,甚至王曉燕的父母等人的轉變,愈發顯得純粹而又珍貴。

《青春之歌》的敘事時間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知識分子的覺醒和分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生并完成。文學作品作為“存在之鏡”,將歷史客觀存在折射出一種近似理想烏托邦的光芒。《青春之歌》與其他同時期的作品一樣,與新中國國家政體和社會秩序話語相關,黨的積極引導和正確領導,帶來的必然是歷史的進步和人物的成長,這些敘事主題和典型形象為當時新的民族國家秩序的合法性提供了話語保障和文學范本。

林道靜曾對江華自白,她是地主的女兒,也是佃戶的女兒,身上既有“黑骨頭”也有“白骨頭”。《青春之歌》著力表現的就是林道靜的“白骨頭”如何蛻變為“黑骨頭”,性格的縱向成長與橫向掙扎、愛情選擇與革命歸屬的敘述策略,無一不使得小說天生便具有了一種吸引讀者的互文性。茅盾認為,林道靜“大體上經過了找尋個人出路、意識到個人利益要和人民利益結合、堅決獻身革命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恰好與三個男人的引路密切相關。除了余永澤、盧嘉川、江華之外,我認為,林道靜的思想改造過程中,胡夢安是一個被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重要男性角色。胡夢安曾經買通養母要討林道靜做媳婦,這使林道靜具有了背叛家庭、離家出走的內驅力。可以說如果沒有胡夢安的逼婚,林道靜背叛舊式家庭的可能性便要削減,或者延遲。戴愉也是因為接受了胡夢安的招降,才漸漸露出狡詐陰險的嘴臉。后來林道靜被胡夢安所困,弟弟林道風的到來讓她對舊式家庭徹底絕望,很快便踏上了去定縣的火車。在定縣,林道靜與一生悲苦的佃戶鄭德富意外重逢,她了解到了自己的地主父親如何作惡,也識破了宋郁彬道貌岸然的偽善嘴臉,至此,林道靜與代表著自己身上“黑骨頭”成分的地主階級徹底決裂。在某種意義上,胡夢安的重要性可與余永澤比肩。當然,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林道靜和四個男人的愛情敘事是革命意識形態與個人欲望的“雙線并行”,在兩種情節錯綜交纏碰撞中,黨組織對林道靜無微不至的關懷與耐心教育下,林道靜完成了她的成長。

曾經針對林道靜的批判,大部分集中在她的小資產階級本質上。小說開篇,林道靜離家出走,神情里盡是憂郁脆弱,盡管逃離了舊式家庭的壓迫,依然難掩小資產階級氣質的局限。為了追求身體解放,絕望無助下,她甚至想過輕生投海。這與盧嘉川、江華、林紅等人形成對比。盧嘉川是林道靜的最初領路人,他曾對林道靜說:“小林,這么說吧,一個木字是獨木,兩個木就成了你那個林,三個木變成巨大的森林時,那么,狂風再也吹不倒它們。你一個人孤身奮斗,當然只會碰釘子。可是當你投身到集體的斗爭中,當你把個人的命運和廣大群眾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時候,那么,你,你就再也不是小林,而是——而是那巨大的森林啦。”楊沫在小說中直言:“這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不是走一條道路的伴侶是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情感’來維系,幻想著和平共居互不相擾,這只是自己欺騙自己。”余永澤與林道靜才子佳人模樣的舊式結合已經成為歷史,女性不再是等待被馴服的馬,她們作為覺醒的火山,終將爆發并洗刷掉舊社會飽受壓迫的被動命運。而盧嘉川則象征著最純粹的革命理想,作為燈塔,他是只存在于形而上之中的柏拉圖式戀愛,惟有江華是身體力行的革命與戀愛的實踐者,出現在剛剛覺醒的林道靜每個迷惘的關鍵時刻,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小說情節的向前推進。

1959年12月,楊沫修改了小說,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章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這些變動的基本意圖是圍繞林道靜這個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長更加合情合理、脈絡清楚,要使她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發展過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堅實的基礎。”楊沫的修改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反對者認為增加的部分削弱了作品的藝術性,楊沫自己也承認因為未參加過學生運動,與之有關的章節只能靠虛構。但修改后的情節確實讓林道靜的成長改造不顯突兀,更加順理成章地使主人公深入地主家庭,知道兒時好友黑妮的慘死、父親林伯唐的卑鄙無恥、地主宋貴唐和宋郁彬的虛偽丑惡,無一不使林道靜在與工農相結合的路上邁出了更堅定的步伐,使作品更具整體性和現實意義。楊沫的創作談便是最好的佐證與剖白:“我塑造林道靜這個人物形象,目的和動機不是為了頌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她的羅曼蒂克式的情感,或是對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欣賞。而是想通過她——林道靜這個人物,從一個個人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過程, 來表現黨對于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

一部關于革命與理想的歌謠唱響了60余年,我們應當將它置于新的歷史語境中探尋奧義。在黨的領導下,林道靜等人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從要求個性解放轉變為追求全中國人民的解放,這是個人與歷史的必然選擇。他們從舊社會勇敢出走,意識到共產黨才是中國民眾的保護者與領路人。林道靜身上不乏當下青年知識分子的影子,我們只有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無懼生活的淬煉,勇于成長,樂于改造,才能從狹隘的自我苦悶中脫離,才能不負家國,永葆青春。回看舊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在歷史的斷裂中毅然選擇了為理想而戰,為新中國而戰,為無產階級革命而戰,逐漸成噴薄的火山,來勢壯闊,席卷時代,不可阻擋,無論何時讀來,都有著不可磨滅的、振奮人心的偉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