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人剛開始有了文字，就想用這文字記事、吟唱。天藍的蒼茫，風雨、野獸，一起叫得蒼茫。被蒼茫裹得緊緊的人止不住要喊要叫，要歌要唱。在這時，詩歌開始了，文學也開始了。”——李其綱《文學從詩歌開始》

詩歌是許多人親近文學巨廈的地基。6月27日，作家李其綱和評論家張定浩、木葉作客上海圖書館悅讀會，暢談“文學為什么從詩歌開始”。

6月27日，作家李其綱和評論家張定浩、木葉作客上海圖書館悅讀會。

早在1980年代，在華東師范大學這片詩人的沃土上，李其綱就是夏雨詩社的首任主編。他首先是一個詩人，然后寫文論，寫小說，編雜志。他將自己在編輯《萌芽》雜志期間所撰寫的一系列談論外國詩人的隨筆文章收錄于《文學從詩歌開始》一書，詳細解析了葉芝、辛波斯卡、里爾克、布羅茨基等12位歐美詩人的作品。

《文學從詩歌開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文學從詩歌開始

《文學從詩歌開始》的書名源于博爾赫斯的一個定論：文學從詩歌開始。

“這個書名隱含了兩層意思。首先各民族的文學史幾乎都是從詩歌開始，漢民族的文學起于《詩經》，《荷馬史詩》則開啟了歐美文學；其次，一個文學潮流的出現，一個新的文學運動的出現，幾乎也都從詩歌開始。”李其綱說，比如現代主義文學是從波德萊爾開始，從詩歌開始，甚至可以追溯得更遠一點——從17世紀玄學派詩歌開始，然后才有了小說。

“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也是從詩歌開始。”他說，“現代文學可能是從胡適的《嘗試集》開始，兩只蝴蝶飛呀飛，飛出新詩來，蝴蝶的標簽變成詩歌語言的標簽。到了當代文學，八十年代的先鋒主義文學潮流應該說是從北島、顧城、舒婷的詩歌開始。”

此外，李其綱認為詩歌成為無數人進入文學的路徑之一，起碼一個熱愛詩的人能夠通過詩歌跨入文學的殿堂。之所以寫《文學從詩歌開始》，也源于他在編輯《萌芽》雜志的下半月刊(新概念作文版)時，發現年輕人的寫作語言普遍缺少錘煉和韻味，很難將經驗化的語言用反經驗化的姿態表達出來。

“如今關于古典詩詞的介紹、鑒賞不在少數，但對于歐美最好的詩歌卻缺少系統化、通俗化的表述與鑒賞。”他想為向往文學殿堂的年輕一代提供一種幫助，“而文學語言的錘煉，文學母題的補足，都最好從詩歌開始。”

“這本書做到了兩點，一是準確清晰，二是優美，能吸引人看下去。”張定浩說，李其綱還在書中談到了博爾赫斯的一句——“每件事物可以是無數個事物”，“我自己也是在寫作很長時間后才意識到這一點。這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的，文學就是其中的紐帶。不管是比喻、象征還是其他修辭手法，起到的作用并不僅僅是優美，而是讓這個世界得以聯系在一起，讓熟悉的和陌生的，得到的和失去的，過去的和未來的，讓眾多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斷分離甚至沒有機會相遇的珍貴之物在你的文字里重合，這點非常重要。”

詩歌從何處開始

如果文學從詩歌開始，那么，詩歌從何處開始？

在李其綱看來，詩歌應該是從信仰開始，而信仰來自于天地。“從古人的思維方式來看，詩歌是大自然與人類的互滲，雷電風雨代表著大自然在發怒，如同人的憤怒；東風吹拂，百花盛開，象征著愉快的心情。”他說，“在天地之間，風雨之間，宇宙之間，古人感受到大自然，并想吶喊出來，一旦聲音出來之后，他就是詩人，那就是詩歌。”

張定浩認為，“詩歌從何處開始”涉及到具體的內容，而每個人的開始都不一樣。“具體到我，它可能首先是從失去開始。一個少年或者一個青年意識到一些東西在不可避免地失去，這時可能會產生一點寫詩的欲望；另一方面，詩歌又是從沉默開始的。有些東西，當你可以用散文表達的時候，就不太會用詩歌表示。當你希望讀詩或寫詩的時候，往往因為你遇到了無法用日常語言去表達的情感。”

而木葉說，詩是萬有引力，或者說詩是對萬有引力重新的、美好的呈現。“任何一個字，一個詞語，都可以寫成一首詩，一部傳記，甚至一本百科全書。它包羅萬象，同時自成世界。詞語在生長過程中會不斷變異，或蒙上塵灰，或被污名化，或被過譽，或被外來語言和風俗重塑。”他感慨，“詩人的意義就是恢復詞語最初的光澤，并探索它新的可能性。寫詩是一個不斷擦拭、鍛造，重新賦予能量的過程。”

“說到詩和詞語的關系，我還認為，無論是中國的絕句、律詩，還是西方的十四行，甚至漫長如《神曲》，一首或短或長的詩到最后會成為一個新的‘詞語’，而這樣的新詞將又會構成新的詩篇，如此往復……這其中包含著一種自我指涉，或者說，這是詞的本能——指向詩，又指向無限。”

詩歌如何影響了小說創作

海德格爾曾說，一切藝術本質上都是詩。

“很多好的小說家年輕時都是詩人，莫言和高行健的語言都有很深厚的詩歌底子在里面。”李其綱說，在小說中，抒情結構和敘事結構形成一種平衡，而詩歌會為小說的抒情結構提供支架和更廣闊的空間。“詩歌可以為文學提供母題，《文學從詩歌開始》里面牽涉到很多文學的母題。詩用精煉的語言表述出來，如果吸收充分，它同樣可以成為小說的架構。”

“現在小說變成了一種特別具有權威性的文體，一個寫作者似乎只有寫了小說才算作家，這種情況多多少少有點奇怪，尤其對于年輕一代的寫作者有一定的誤導性。”張定浩談到，寫小說需要累積豐厚的人生經驗，而一個二十幾歲或者十幾歲的年輕人很難有這樣的積累，“我們看到很多優秀的小說家，他們最好的作品都不可能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完成的，但很多好的詩歌卻可以誕生于很年輕的年紀，比如蘭波、海子等。《文學從詩歌開始》中提到的很多詩人也都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寫出了非常杰出的詩歌，但是這一點放在小說領域，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這其中牽涉到兩種文體的天然差別。張定浩因此建議年輕的文友從詩歌開始，試著去寫詩，而不是急于寫小說。

李其綱同樣認為年輕人應該從詩歌開始語言訓練。“一個寫小說的人不掌握詩歌語言搭配的技巧，那是不可思議的。你經過了詩歌訓練，研究過詩，朗誦過詩，哪怕最后不寫詩，你的語感都不一樣。”

“除了語感和技巧，寫作者還應當用一種很真的感受力去捕捉細節或情景，感受之后再嘗試去賦形。在真切的感受力之外，還需要洞見，也就是思想力。”木葉舉例，作家約翰·福爾斯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寫“憂傷是從一個人的臉上‘流淌’出來的”，“憂傷如何能從臉上流淌出來？但它就是流淌了出來。這種不講理的獨特的描寫，就包含了非同一般的感受力和思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