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筆記》封面。受訪者供圖

地跨兩國，歷經6代人，著墨20萬字，綿延140余年……

時間拉回到2020年1月17日下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代表舉行新春座談會。座談會上，“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英國專家西蒙·霍沃思博士手捧一本書，翻著書頁向李克強總理介紹著。

一番親切的交談后，西蒙將手中的《劍橋筆記——一個英國家族六代人的中國故事》(以下簡稱《劍橋筆記》)贈予李克強總理，故事的主角正是西蒙的家族。李克強總理看了《劍橋筆記》后說：“真的是六代人嗎？很快就要200年了！”

日前，我們采訪了《劍橋筆記》作者——作家、歷史學者、湖北長江日報高級編輯余坦坦，與他一同翻開《劍橋筆記》。眼前，一幅中英民間友好的歷史畫卷得以重現。

絲綢“編織”的交往史

2014年9月，英國英格蘭柴郡，帶著“尋根溯源”的目的，西蒙·霍沃思驅車來到祖宅。在父親的指引下，西蒙找到閣樓里的古銅色皮箱，并從中翻開一部家族回憶錄。

一段隱沒了140余年的、令人動情的中國故事終于被發掘出來。

在這個布滿歷史塵埃的皮箱里，西蒙發現了奶奶多蘿西·霍沃思在游歷中國時寫下的日記，也發現了哈瑞·加德姆(奶奶的父親)于1887年至1890年在上海學習工作的記錄。

“嘿，真是太神奇了！”西蒙不禁贊嘆。此時，他意外發現了自己的外高祖父亨利·加德姆(奶奶的祖父)與中國做絲綢貿易的記錄。這意味著整個家族與中國交往的歷史可以被追溯到1875年！

資料證實，1875年1月1日，時年40歲的亨利·加德姆創立了H.T.加德姆公司，從中國江浙一帶進口絲綢制品。

認定了中國巨大的商業市場，亨利決定讓大兒子哈瑞·加德姆子承父業。哈瑞不僅繼承了父親同中國的絲綢生意，還彌補了父親從未涉足中國的遺憾。1887年4月，時年22歲的哈瑞·加德姆聽從父親的安排，遠渡重洋來到中國江浙一帶，并在上海的一個絲綢貿易部門學習經商，直到1890年2月才返回英國。

據《亨利·西奧多·加德姆：他的祖先和他的家族》一書中第六章記載，哈瑞·加德姆回憶在中國的生活時說，“那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新中國成立后，哈瑞·加德姆的女兒多蘿西(西蒙的奶奶)，續寫了家族的中國故事。

多蘿西和丈夫杰弗里·霍沃思熱愛旅行，一同去過27個國家和地區，他們于1963年4月第一次來到中國。據多蘿西的日記記載，懷著對“共產主義中國”的好奇，她和丈夫跟隨一個12人的小型旅行團，由倫敦出發，途經莫斯科，最終抵達北京。

第二天，他們就來到湖北武漢，參觀了武漢長江大橋和武漢鋼鐵公司。之后，他們又游歷廣州、杭州、上海、南京、濟南數地，完成了一段歷時23天的緊湊旅程。

多蘿西在日記中寫道：“人們都穿著漂亮的衣服，許多風箏在空中飛翔。無論是在景點碰到的市民還是參觀的接待人員，從他們那里我們看不到任何敵意和戒心，恰恰相反，迎接我們的都是笑臉。”

回到英國后，多蘿西對中國之旅意猶未盡，并在4年之后重游中國。她回憶，所有的中國人仍然像1963年他們第一次來時那樣，笑臉相迎，十分友好。在為期3周的旅行中，他們先后造訪上海、濟南、北京、哈爾濱、杭州等地。

在旅行日記中，多蘿西提到，她在巴士上唱著《東方紅》，還記錄下了英文版歌詞和五線譜。除兩本中國日記外，一部長達45分鐘的無聲電影也被拍攝、剪輯出來，記錄了多蘿西夫婦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片中甚至拍到了宋慶齡先生在北京參加活動時的畫面。旅行結束后，多蘿西寫下了《中國女性》等文章在英國報刊上發表。

就這樣，多蘿西將加德姆家族的中國情結“傳遞”給了丈夫，使得霍沃思家族與中國結緣。

改革開放后，多蘿西的侄子安東尼·加德姆主持恢復了家族公司從中國進口絲線和蠶繭原料的業務。安東尼曾多次因商務事宜造訪中國，商業往來也一直持續到2004年他從公司退休。

西蒙的父親菲利普·霍沃思爵士是霍沃思家族的第三代從男爵。他在談到家族與中國源遠流長的關系時表示，早幾年，他和夫人曾經計劃去杭州旅行，似乎一切都準備好了，但遺憾未能成行。

在《劍橋筆記》成書過程中，菲利普和夫人先后離世。盡管兩位老人未能完成踏足中國的夙愿，但正如菲利普所說，“兒子西蒙和我的幾個孫輩們在實現著我的夢想。”

“對于我和孩子來說，中國就是未來”

今年年初突發的武漢疫情，令遠在英國的西蒙日夜牽掛。他向武漢的好友詢問：“我能為武漢做些什么？”西蒙很快行動起來，1月底，他參與了在劍橋發起的“劍橋與武漢站在一起”募捐活動，一邊呼吁英國朋友向武漢伸出援手，一邊向武漢的朋友詢問所需物資規格等事項。

1月29日，西蒙為媒體錄制了一段1分26秒的視頻。“兩周前我才從武漢回來，現在對武漢人來說是個十分困難的時刻……但中國正在全力行動，快速建起了兩所醫院，我相信他們能夠應對好疫情。”通過微信，西蒙將這段視頻分享給武漢的朋友。筆者注意到，西蒙的微信頭像是一個黑底紅字的正楷“中”字，他的朋友介紹，這個“中”字頭像已經使用了好幾年。

“武漢對我的善意很難用言語表達，它讓我邂逅了有共同價值觀的朋友，現在我要和武漢站在一起。”在英國，看到關于武漢疫情的不實報道，西蒙都會心急，向武漢的朋友核實后，他一一糾正。“盡管我的力量綿薄，但這是目前我所能做的。”西蒙在寫給武漢友人的信中說。

疫情考驗了西蒙這位真朋友，而西蒙與中國的奇緣，是從2009年開始的，那一年他真正踏上中國的土地。當時，世界金融危機令西蒙的公司經營遇困，為了尋找新的發展契機，西蒙將目光投向中國。2012年，在一位中國友人的推薦下，西蒙前往武漢考察項目。

“這里的發展速度不可思議。”西蒙說，他考察過多地的生物產業園區，但認為武漢是最有前景的。他當機立斷，在武漢成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招聘畢業于華中農業大學的研究生宋文君為合作伙伴。“我知道我現在所做的事情非常艱難，之前也沒人做過，但這絕對是一個對兩國都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我一定會堅持下去。”西蒙說得斬釘截鐵，令宋文君至今記憶猶新。

“在商界，中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是它有能力擁抱增長和變革。我們目睹了中國醫療監管體系的全面重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實施、產品定價的簡化，以及許多其他國家花了數十年才實現的創新”，西蒙感慨：“從英國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增長和變化速度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商業之外，西蒙也樂于搭建文化橋梁。2016年2月和2017年9月，西蒙兩次登上由武漢市民之家和長江日報、長江網聯合主辦的市民大講堂，向武漢市民講述自己家族與中國結緣的故事，分享他在武漢的創業經歷。

2015年，西蒙獲武漢市人民政府頒發的“黃鶴友誼獎”；2017年9月，西蒙又獲“中國政府友誼獎”，這也是當時為外國專家設立的最高獎項。作為加德姆—霍沃思家族與中國友好交往的第五代人，西蒙在家族史上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業余時間，西蒙熱愛作畫。2018年伊始，他在位于英國的家中認真創作著一幅畫：畫面左邊是天安門、中央電視臺、上海東方明珠等中國標志性建筑，遠處還隱約可見武漢的標志性建筑黃鶴樓；畫面右邊是大本鐘、白金漢宮等英國標志性建筑；畫面的中間是徐徐放下的英國倫敦塔橋，象征中英兩國的互通互惠。

疫情沒有改變西蒙對中國的信心，關于未來，西蒙有長遠的考慮。他有意將家族與中國友好交往的接力棒傳給大兒子喬治·霍沃思，喬治已于2012年和2014年兩次來到上海的公司實習，正盼望著第三次來到中國。“對于我和孩子來說，中國就是未來。”西蒙透露，他準備讓二兒子也到中國看看，他的小女兒則開始學習中文。

“通過西蒙這座橋，去了解中國”

當《新聞聯播》的畫面中出現西蒙·霍沃思向李克強總理贈書一幕時，作者余坦坦難掩激動之情。

《劍橋筆記》由余坦坦歷時三年研究創作而成，是一部由武漢出版社出版的長篇非虛構文學作品。在采訪中，他向我們回憶了成書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據余坦坦介紹，西蒙家族的故事最初由他的同事，長江日報記者肖娟發掘。2015年10月9日，肖娟在《長江日報》頭版發表了《英國家族六代人中國故事綿延140年》的報道，西蒙家族六代人的中國故事由此廣為人知。

作為長江日報《市民大講堂》欄目負責人，余坦坦結識了西蒙。“一般來講演講結束了，我就回去了，但當天我猶豫了一下。”這個英國人引起了余坦坦強烈的興趣，他隨即邀請西蒙共進晚餐，西蒙爽快地答應了。

西蒙像個“中國人”，余坦坦在認識他的第一天就深有體會。

當晚點菜時，余坦坦擔心中國菜不合西蒙胃口，首先征求西蒙的意見。出人意料的是，西蒙堅持要求“客隨主便”，在一旁的宋文君解釋道：“在中國，西蒙從來不點菜，都是吃我們喜歡的菜。”西蒙沒有喝紅酒或威士忌，而是跟余坦坦一同，豪飲了整瓶武漢產的“黃鶴樓”白酒。

在同西蒙的進一步交流中，余坦坦敏銳地嗅到了文學創作的線索。

“前面的報道都是粗線條，沒有細節。關于中國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東西。”余坦坦回憶起創作動機時仍十分激動，“我喜歡搞創作，打算把它當成非虛構文學作品來寫。”

西蒙得知此想法后，跟余坦坦一拍即合：“非常歡迎，我們家有足夠的故事寫一本書！”

為了搜集寫作材料，余坦坦先后兩次飛赴英國。

2016年，恰逢武漢與英國曼徹斯特結為友好城市30周年。7月中旬，由近百名武漢中小學生組成的“小小外交家”代表團出訪曼徹斯特，余坦坦跟隨代表團經由倫敦到達曼切斯特。此行，他初次感受英倫風情，與西蒙的家人建立了友誼。

7月13日，“小小外交家”代表團拜訪了西蒙的祖宅，為西蒙及家人獻上了精彩的舞龍表演。“由我拍攝的武漢小學生舞龍表演的照片，已經成為西蒙家中的經典！”余坦坦激動地說。短短幾日的相處，他欣喜地觀察到：西蒙的家人是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

2016年9月，余坦坦和夫人一同再次前往英國。在為期15天的行程中，他留下了沉甸甸的走訪記錄、上千張照片和3萬多字的日記。“我幾乎對他每一個家人都進行了采訪，也前往劍橋大學圖書館等地搜集第一手資料，盡量追根溯源，還原歷史現場。”“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余坦坦多年來口述史創作的原則，“每一個細節，我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反復考證。”

工作之余，余坦坦夫婦也傳播中國飲食文化。余坦坦至今仍清晰記得那天，他和夫人為西蒙一家下廚。土豆胡蘿卜絲、涼拌豆芽、紅薯和蕎麥面，四份中國菜被端上了西蒙家的餐桌。“西蒙倒是三下兩下，一盤見底，而他的夫人有些勉強，小心翼翼地吃。”余坦坦興奮地回憶：“西蒙當即決定把每周三定為他們家的‘中國日’，要吃中國菜！”

跨文化交流需要耐心，文學創作也有苦澀。按原定計劃，《劍橋筆記》初稿會在2017年10月交付出版社。“一邊是報社的工作很忙，一邊是在創作，當時每天熬夜到兩三點。”長時間超負荷的工作，使余坦坦患了嚴重的眼疾，“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了，視力下降到大概只有0.1，寫作只能停下來。”

經過前后半年的入院治療，余坦坦得以繼續寫作，2018年10月，《劍橋筆記》完稿。談到對自己心血之作的期許，余坦坦言簡意賅地說：“希望人們通過西蒙這座橋，去了解中國”。

在贈給李克強總理的《劍橋筆記》一書扉頁，西蒙和余坦坦分別用英文和中文寫下一句話。西蒙寫下：“人民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做值得做的事。”余坦坦則寫下：“國之交，在于民相親。”

疫情，不是讓世界更遠，而是讓人們更親。從2月16日到4月下旬，余坦坦作為單位的下沉干部，在社區參加防疫志愿者工作。兩個月里，西蒙隔天就會問候他的健康狀況，也關心著武漢的防疫動向。

“余坦坦，你在社區的志愿工作都做些什么？”3月19日下午，西蒙通過微信告訴余坦坦，他要把武漢的經驗分享給英國志愿者。余坦坦回：“協助醫護人員查體溫，協助政府勸說大家少出門。”在最困難的時刻，西蒙讓他感受到，武漢聯系著世界，世界也沒有拋棄武漢。

“愛和友誼成就了西蒙家族的中國故事，我希望更多的世界人民，從情感上真正接受中國、愛中國。”這是余坦坦創作《劍橋筆記》的初衷，也是他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