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人物無論是性格、人物關系還是成長史，都深深打上了花街的烙印，這也使敘事空間在更深廣的層面上勾連起中國社會城市化的現在時。作者在“回不去的故鄉與留不下的他鄉”問題上找到了折中的路徑：去留成敗皆英雄，此心安處是吾鄉。離去與歸來某種意義上并不構成成長問題的本質，作者呼喚的是一種面向現實、真正生活的努力。

徐則臣新作《北京西郊故事集》里的故事發生在新世紀初，其中，《六耳獼猴》《如果大雪封門》《摩洛哥王子》等9部短篇小說無一例外將目光聚焦于進城青年身上，延續了此前《跑步穿過中關村》《啊，北京》《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作品構成的北京敘事譜系。只不過，這一次故事發生的空間更為具體和集中——北京西郊。圍繞一座出租房，四位來自花街的年輕人開啟了一段或悲或喜的“大都市生活”。

“我”(木魚)因為神經衰弱輟學，來到北京幫辦假證的姑父發小廣告，在海淀的出租房里，結識了幾位年齡相仿的老鄉：熱情正直的行健、開朗樂觀的米籮、淳樸善良的寶來。他們晝伏夜出，但絲毫不妨礙和所有沖進北京的年輕人一樣，“都有一個美好的夢想”。而細察之下，這夢想似乎平庸得無可救藥。但小說集表現的重點并沒有放在“成功拜物教”對進城青年精神和肉體的侵蝕上，也沒有表現他們為追求夢想奮斗的過程，而是試圖探討一種城與人的關系：像他們一樣沒有文憑、沒有背景、沒有技術、沒有資本的普通青年，在城市中闖蕩的意義何在？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在直接和間接經驗中完成人生意義的找尋。

理查德·塞納特如此定義城市的特點：“城市就是一個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在徐則臣筆下的“北京西郊”，有夢想著用廢舊零件組裝出汽車的咸明亮、患有神經衰弱癥的銷售員馮年、畢業于音樂學院的流浪歌手王楓、被拐賣的小乞丐小花、本是鄉村教師的餐館服務員小葉、想看一場大雪的鴿子飼養員林慧聰、來尋找另一個自己的戴山川……對小說中的人物而言，正是相遇之后的再相遇，讓他們得以在相似命運的人身上反觀自身，尋找自我。

《成人禮》講述了行健與小葉的交往。小葉告訴行健，自己本是一所學校的老師，曾和分到本地的一個北京大學生交往過，是他告訴自己“要多出去看看”。出來六七年后，小葉最終選擇回家，她讓行健明白了“出來難，回去更難”的道理，人總是逃避現實，回鄉才真正需要勇氣。行健也因此明白了：好好干，在北京扎下根來。《摩洛哥王子》中，流浪歌手王楓讓“我們”看到了善良和信念的力量。懷才不遇的王楓在地鐵中賣唱，卻始終堅持著音樂夢想。搬到一起后，“我們”也都各自買了一件樂器，在羨慕他的音樂才華外，他的執著和善良更深深打動了“我們”，帶動“我們”和他一起拯救被拐賣的小乞丐小花。《屋頂上》中，在目睹了寶來的事故后，“我”(木魚)決心回去好好念書。《輪子是圓的》中，在大家面對遙不可及的空洞夢想只是嘲諷自己的信口雌黃時，咸明亮造車的夢想竟然成真。《如果大雪封門》中，林慧聰的夢想是看一場真正的大雪，他的單純讓“我們”不忍再打掉他賴以謀生的鴿子燉湯。而《兄弟》中的戴山川就更為直接，來北京，“我要找的就是另一個自己”。類似的故事使這部小說集有了一些成長小說的色彩，在北京西郊這個五方雜處的世界里，“自我”被重新發現、塑造、改寫。

與不屈服于命運安排的陳金芳(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執著的精神世界探索者張展(孫惠芬《尋找張展》)、把奮斗視作生命底色的阿信(彭揚《故事星球》)、用回歸實現自我救贖的小六(魯敏《奔月》)等人物不同，北京西郊故事里的青年形象耐人尋味，他們沒有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人生，也沒有那么高尚的精神救贖，他們是數量龐大的一類進城青年的代表，他們年紀輕輕、碌碌無為、隨波逐流。但時代不會拋棄他們，他們終將成長。

由此，小說集試圖在城市經歷對進城青年的意義上給出新的思考：如果獲取財富、實現躍升或成為城市人的夢想都落空后，曾經對故土的“背叛”應該被否定嗎？我想，即使是被打成傻子的寶來，抑或是意外身亡的天岫，可能都并不后悔。

正如奧古斯特·恩德爾在《大城市之美》中所說：“因為這就是最不可思議的，盡管有丑陋的建筑，盡管有噪聲，盡管有人們所指摘的一切，但大城市對想看到它的人來說依然是一個美麗和詩歌般的奇跡，是一個比任何作家講述的都要多姿多彩、形象生動、變化多樣的童話，是故鄉，是一位每天都讓孩子沐浴在前所未有的幸福的奢侈的母親。”無論留下與否，當城市的光環剝離了絢麗外衣后，這段游歷的過程也就無關成功與失敗、屈辱與尊嚴、幸福與痛苦，一切經歷都將成為青春的底色，進而在未知的歲月里沉沉浮浮、若隱若現。

在故事展開的過程中，北京的城市形象也浮出水面，它不再是政治化、商業化、國際化的北京，而是打上鮮明作者色彩的“文學北京”。徐則臣說：“正如我一直在開辟的另一個文學根據地北京。我們都知道北京在哪兒，大概長什么樣，我小說里的北京既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個北京，也是大家所陌生的北京。我在用文學的方式拓展和建造一個我自己的‘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出租房……這些我們熟悉的符號顯示出徐則臣對一以貫之的特定空間的關注。

另一方面，小說集中呈現的“文學北京”顯然是在與花街的對照關系中完成的，二者形成了一種“顯—隱”關系，小說集中的人物無論是性格、人物關系還是成長史，都深深打上了花街的烙印，這也使敘事空間在更深廣的層面上勾連起中國社會城市化的現在時，并與前幾年喧囂熱鬧的“逃離北上廣”討論形成呼應。作者在“回不去的故鄉與留不下的他鄉”問題上找到了折中的路徑：去留成敗皆英雄，此心安處是吾鄉。離去與歸來某種意義上并不構成成長問題的本質，作者呼喚的是一種面向現實、真正生活的努力。

以城市文學的視角來反觀《北京西郊故事集》，可以發現，小說中所探討的問題在文學價值之外，也具有相當的社會價值。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劇，無數農村和鄉鎮人口涌入大都市，龐大的數字背后是具體而微的個體，他們在城市中的命運沉浮不僅主宰著自身人生道路的方向，也在形塑著城市的外在形態與精神氣質。顯然，正是這一個個個體，讓城市脈搏生生不息地躍動，而進城青年似水面下潛藏的冰山般決定著這躍動的幅度和力度。《北京西郊故事集》在某種意義上營造出文學與社會學之間耐人尋味的張力，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了文壇近年來對城市文學的焦慮與關切。

相關鏈接—創作談

菊花須插滿頭歸

徐則臣

三年前搬到西北五環外，抬頭看見百望山。名副其實的北京西郊，腳底下的這片土地，在十幾年之前還叫龍背村。從這里坐地鐵去單位，彎彎繞繞需要一個半小時。地鐵也會坐累，下班回來，過了十號線的海淀黃莊站，我經常半路下車，哪一站都無所謂。出地鐵站，就是廣大的北京西郊。

2002年到北京，讀書、寫作、成家立業，從一間房子到另一間房子，搬了5次家，一直圍著西郊打轉。北京很大，但對我來說，北京只是這一塊，我熟悉的也只有這一塊。這里有我的親人和師友，有我18年來安寧浩蕩的生活。很多年前，這里的每一條街道、馬路和胡同我都走過，每一座高樓、平房和四合院我也都看過。很多年前，你總能碰上一個背雙肩包的年輕人像游魂一樣在大街小巷穿行。

我在這里結識了五湖四海奔波而來的朋友，他們分屬五行八作，懷揣看得見或秘不示人的本領。那時候都還年輕，英雄不問出處，一個眼神對上了，就嘯聚街頭巷尾，找個小館子吃喝起來；因為不勝酒力，別人大碗喝酒，我只大塊吃肉。就是在西郊這里，我遇到了這些故事中的寶來、行健、米蘿、咸明亮、馮年、天岫、張大川、李小紅、張小川、王楓、林慧聰、戴山川，也遇見了“我”自己，木魚。

一晃十幾年過去，歌樓聽雨的少年年歲已長，壯年聽雨者，鬢未星星人也星星了，皆客舟中四散而去。除了我，留下來的都算上，一桌牌局怕也難以湊齊。他們離開是必然的。看過這些小說的朋友問我：他們非得走嗎？我說：非得走。不惟是京城米貴、居之不易，還因為他們在精神上扎不下來根。這個世界有多少條寬廣的道路就有多少根絆腳的繩索，這個世界有多少種歡聚就有多少種離別。

在高談闊論之間，在推杯換盞之間，在暢想未來和黯然神傷之間，我看見他們的道路慢慢變成繩索，我開始經歷一個個歡聚之后的離別。我扳了指頭數過，行健們，咸明亮們，馮年們，張大川們，王楓們，林慧聰、戴山川們，沒有一個在西郊待得超過10年。10年后，剩下一個我。

我也沒有扎下根，但我用了18年的時間替他們證明了一個問題：扎下根跟戶口、編制、房產證、娶妻生子、家業興旺沒有必然關系。當然，一個現代人，是否一定得在故鄉或者他鄉扎下根，同樣是個破費思量的問題。這些事說來話長，他日辟專章單表，此處只說他們。有朋友把集子翻閱一遍，看得淚目，問我：

他們只能失敗嗎？

我答：他們失敗了嗎？

我確實不認為這是失敗，離開不過是戰略轉移。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人生無非如此。可以心無掛礙地來，為什么不能心無掛礙地走？

那么，從2010年到2017年，我花了8年的時間才講完這9個故事，又是為了什么？簡單地說，為了重新回到那一片我和朋友們曾經走街串巷的西郊之地。就像現在這樣，經常半路下車，一個人去那里走走。幸虧這些年我一直在附近轉悠，小的變化未必都能歷歷在目，大的動靜多少還是看見了一些，否則，西郊的有些地方，貿然故地重游，真要找不著北。面目全非雖不至于，鳥槍換炮卻是不可避免。小平房的屋頂不見了，廢墟不見了，塵土飛揚的道路不見了，冬天彌漫的煤煙味不見了，小館子、小攤點不見了，南腔北調少了，街巷里晃蕩的人影少了，很多棵樹也徹底消失了。從形式到內容，西郊正在城市化、現代化的單行道上一路狂奔，跑出了十幾年前我們想象不到的樣子。

前兩年，在同是以西郊為背景的小說《天上人間》的再版后記中，我寫到一個朋友。他曾是《天上人間》里的一個人物原型。他說，搬家收拾行李，翻出了第一版《天上人間》，隨手打開自己的故事，一直讀到號啕大哭。哭累了，才發現自己只穿了一只鞋，那只光腳為了躲開地板磚的寒涼，一直踩在另一只腳上。他站著看完了那個故事。他說整個閱讀如同不停地擦拭一面斑駁陸離的鏡子，逐漸清晰地看見了自己。他跟一個年輕、茫然、勇猛、糾結的自己相遇了。他的痛哭并非來自某種得意、失落或者緬懷，僅僅是因為看見了一個被逐漸還原回去了的鮮活的自己，在遙遠的8年前，如同一個奇跡。

這個朋友現在幾乎可以是這本《故事集》中的任何一個人，包括作為作者的我自己。我和他一樣，也在擦拭一面光影漫漶的鏡子，期待與自己，還有那些曾經相聚西郊的朋友再次重逢；他用讀，我用寫。

那一段沸騰又喑啞的時光，時至今日，哪一種才是打開它的正確方式？頭腦中突然冒出杜牧《九日齊山登高》中的一句詩，似有莫名的契合：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靜夜高誦，獻給所有在西郊相逢過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