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用省下的零花錢買了一套人民文學版的《紅樓夢》，6塊5毛錢三本。那套書被我翻爛了，除了它的字體、顏色，甚至還記得它的氣味。這就是一本紙質書對一個愛好者的價值所在。”資深文學編輯馮濤至今對兒時一套《紅樓夢》印象深刻。在這個圖書越來越快消化，電子閱讀越來越普及的時代，紙質書的魅力在哪里？紙質書制作背后又有什么奧秘？近日，馮濤和書籍裝幀設計師張志全及上海譯文出版社技術編輯朱奇一起，以數字時代“紙書何為”為題，帶領讀者從作品內核、裝幀設計、制作工藝等方面鑒賞經典作品，進一步探討紙質書的意義。

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數《月亮和六便士》以高更的畫或銀月亮金錢幣作為封面設計，珍藏版《月亮與六便士》選用了熱烈的橙色作為底色，配上綠色熱帶植物圖案，顛覆了一直以來市面上的設計主題。“作品的主人公最后到了塔希提島，在熱帶的海島找到了他真正的藝術理想，這是一種絢爛至極的感覺。熱帶植物恰好有這非常蓬勃甚至野蠻生長的感覺。”張志全說，對設計師而言，需要體會每本書所傳達的信息，通過設計讓讀者萌生出閱讀的快樂。

在裝幀上，《月亮和六便士》貼近西方經典裝幀形式，書脊采用布料，封面和封底使用PU材料，這給整個制作過程帶來不少麻煩。這種特殊材質決定了在制作工序上無法采用一般的先做殼再飾面的順序，殼的精準程度直接決定了飾面的效果，加上皮質只能用絲印處理，所有圖案都是一個個顏色絲印上去，對精確度要求極高：滾金的花邊和黃色的花蕊不是一次印的，花朵主體和花的紋路也是分開印的，這要求每次套印都要非常準確。馮濤笑稱，這個過程簡直是“在大工業時代做一件高度手工化的事”。書中插圖選了很多高更的原畫，盡量調至原畫色彩，印在油畫布機理般的藝術紙上，就像藏書票一般，“幾乎可以當成正經的高更畫冊”。這種手工感和溫度打造了“每本都獨一無二”的《月亮和六便士》。

在數字化時代，工業化、流水線式打造出來的圖書也是臉譜化的。對朱奇來說，更想做的是把宏大層面的讀書含義，包括它的文化底色統統放置到一本書里，書不應該只是一讀了之、只有純粹內容的載體，而是能夠珍藏的文化品。

作為惠特曼誕辰200周年紀念版本，典藏版《草葉集》復刻了1885年原版裝幀，并使用布面刺繡燙印，這是如今很少使用的圖書工藝。責編宋芊找到了第一版《草葉集》封面圖片，這是惠特曼本人設計的。由于年代久遠，圖片十分模糊，張志全先用放大鏡放大細節，再進行矢量化操作，盡管模樣出來了，但真正的刺繡工藝在落實中困難重重。不同于制衣中的刺繡可以用無紡布做支撐，為了做殼方便，圖書裝幀的布料背后裱的是一張膠版紙，它沒有無紡布的張力，非常脆弱，導致每次繡的過程中線腳都會破。為此，朱奇換了好幾家工廠，最后決定去除膠版紙，直接使用無紡布，繡完后再上機繼續做殼。這又帶來了燙印的問題，由于火印和燙印都是用銅版壓下去的，很難做到不損傷書殼上的繡樣，因此最終呈現的燙印效果稍微有些斑駁。有趣的是，這樣的成品倒也更具“原版的味道”。

“有味道”也是不少讀者對這版《草葉集》的感受。古樸精美、別具匠心的布面刺繡燙印封面很有格調，喜愛藏書的讀者吳先生笑稱其為“頂級窗簾布”。對他來說，無論何時，文字始終是有力量的，尤其是和文字建立聯系、把玩書籍的過程成為獲取人生快樂的一種方式，這是藏書的最大滿足感。

在當下“紙質書已死”的論調下，這些極具設計感的紙質書仍在堅守著自己的“陣地”——將每本書的精神內涵裝進一個更貼合其價值的容器里，成為網絡時代不可取代也不可復制的文化工藝品，到達那些真正懂得、珍惜它們意義的讀者手中。正如馮濤所說，無論時代如何變化，閱讀這一行為不會輕易改變。書是美好的實體，充滿感情與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