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史鐵生在雍和宮的家

《史鐵生全集》(北京出版集團)

囊括史鐵生撰著的全部作品

史鐵生都讀過哪些書？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們幾乎很難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首先，史鐵生的藏書目前還沒有像魯迅藏書、巴金藏書那樣捐獻給公共圖書館或博物館，我們還無從了解他曾經(jīng)擁有哪些書，讀了哪些書。其次，他很低調(diào)，極少對外宣稱自己讀過什么書，受到哪些名家的影響。有些作家喜歡談?wù)撃男┳骷矣绊戇^自己，特別是西方作家，如卡夫卡、馬爾克斯、川端康成、卡爾維諾等等，有如一個招牌；但史鐵生似乎從未談起過，他倒是常在各種場合與讀者分享讀某書的體會。最初，只有從他的一些散文、隨筆所透露的只言片語中，我們才可能了解他曾經(jīng)讀過哪些書，以及哪些書曾對他的寫作產(chǎn)生過影響。

爬梳

早期讀書的蛛絲馬跡

不能不提到他的《我與地壇》。這篇作品最初寫于1989年5月5日，兩年后在《上海文學(xué)》發(fā)表。它的名氣很大，大家都很熟悉，其中談思、談想、談觀察、談感悟比較多，具體談到讀書的地方似乎很少，其中第二節(jié)淡淡寫到了“我在園中讀書”，再有就是第七節(jié)曾經(jīng)提道：“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祭壇邊的路燈下看書。”至于讀的、看的是什么書，他沒有說。

十多年以后，他在《想念地壇》一文中也曾提道：“記得我在那園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兒呆坐，張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嘆，在那兒睡了又醒，醒了看幾頁書……”其中還提到，那時他已讀了羅蘭·巴特的《寫作的零度》，于是，史鐵生寫道：“這題目先就吸引了我，這五個字，已經(jīng)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寫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點，寫作由之出發(fā)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難，寫作之終于的尋求，即靈魂最初的眺望。”他還認為，所謂回歸“零度”，就是“重新過問生命的意義”。生命本無意義，“一個生命的誕生，便是一次對意義的要求”。

這當然都是后話，是史鐵生的閱讀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悄然發(fā)生變化后的恍然大悟。不過，他早期的閱讀與那個時代的許多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區(qū)別。在《隨筆十三》這篇作品中他承認：“我最早喜歡起小說來，是因為《牛虻》。那時我大約十三四歲，某一天午睡醒來頗有些空虛無聊的感受，在家中藏書寥寥的書架上隨意抽取一本來讀，不想就從午后讀到天黑，再讀到半夜。那就是《牛虻》。這書我讀了總有十幾遍，仿佛與書中的幾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對他們的形象有了竊自的描繪。”

再看《幾回回夢里回延安》，他寫道：“從小我就熟讀了賀敬之的一句詩：‘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首詩就是賀敬之的《回延安》，收在他的詩集《放歌集》中。

他在《我二十一歲那年》中也提道：“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那是他第一次住進醫(yī)院，還祈盼著早日出院哪。但實際情況卻越來越糟，前景極為不妙，為此，護士長特意安排他住進了高干病房的“單間”，和一個局長住在一起。不久，為了他又將樓梯間開辟成真正的單間，理由便是“這孩子愛讀書”。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為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他深情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xué)著外語。”

在《輕輕地走與輕輕地來》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徐志摩的詩句：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說明他也讀過徐志摩的詩。在《文革記愧》中，他提到了楊絳的《干校六記》，并引起他的一些聯(lián)想，他還說：“馬列的書讀得本來不算少。”《毛選》當然也讀過。從孫立哲等人的回憶錄中，我們也能發(fā)現(xiàn)史鐵生早期讀書的蛛絲馬跡。

變化

深入的哲思

變化大約發(fā)生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1989年，史鐵生娶陳希米為妻，這件事對于史鐵生后期閱讀所產(chǎn)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私人大事排行榜》作于1996年，他在文中提到了加斯東·巴什拉的《夢想的詩學(xué)》，他說，關(guān)于夢想的意義，沒有誰比他說得更好。加斯東·巴什拉是法國哲學(xué)家，他的這本書恰在當年由三聯(lián)書店作為“法蘭西思想文化叢書”的一種出版。史鐵生則在當年的作品中就提到了這本書和作者的觀點。其中，史鐵生還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陀氏這部小說的中文譯本是1994年出版的，小說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地下室人的長篇獨白，探討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歷史的非理性，第二部分寫主人公與妓女麗莎相識的經(jīng)過。如果考慮到《務(wù)虛筆記》曾于1996年出版，我們能否說，陀氏的小說對于史鐵生有一種“文本的啟示性”？

再來看作于1989年的《安樂死斷想》，這是史鐵生作品中難得一見的讀書筆記。書并不大，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198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五角叢書的一種，作者楚東平，對當時世界上有關(guān)安樂死的情況做了盡可能詳盡的介紹。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書，不僅引起了史鐵生的注意，而且促使他深入思考了這個問題，恰恰說明了生死問題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在另一篇作品《神位官位心位》中，他提到了劉小楓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他說，這本書“令我茅塞頓開”。所謂頓開，即由此得到啟發(fā)，對人與上帝、與神、與佛的關(guān)系，有了新的認識；對靈魂、信仰、天堂也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他談到自己所理解的那書中的意思：“神的存在不是由終極答案或終極結(jié)果來證明的，而是由終極發(fā)問和終極關(guān)懷來證明的，面對不盡苦難的不盡發(fā)問，便是神的顯現(xiàn)，因為恰是這不盡的發(fā)問與關(guān)懷，可以使人的心魂趨向神圣，使人對生命取了嶄新的態(tài)度，使人崇尚慈愛的理想。”他也說到了佛：“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義，佛并不是一個名詞，并不是一個實體，佛的本義是覺悟，是一個動詞，是行為，而不是絕頂?shù)囊惶帉氉！苯酉聛硭凇稛o答之問與無果之行》一文中對這個問題繼續(xù)進行了探討，并對六祖慧能那首偈語提出了質(zhì)疑。他指出：“‘本來無一物’的前提可謂徹底，因而‘何處染塵埃’的邏輯無懈可擊，但那徹底的前提卻難成立，因為此處之‘物’顯然不是指身外之物以及對它的輕視，而是就神秀的‘身為菩提樹，心如明鏡臺’而言，是對人之存在的視而不見，甚至是對人之心靈的價值取消。”這是史鐵生一貫的看法，雖然他一直沒放棄對上帝、神佛、靈魂、信仰、天堂等等看上去虛無縹緲的東西的思考，但他并不主張以虛無的態(tài)度對待人生，所謂“解脫”和“得大自在”，在他看來則意味著逃跑。

所以，他在《給楊曉敏的信》中寫道：“在這樣的絕境上，我還是相信西緒福斯(西西弗)的歡樂之路是最好的救贖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夠大功告成而入極樂世界，他于絕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瑤臺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間。”他這里提到的“西緒福斯”，是《圣經(jīng)》中的人物，而這種見解卻來自法國哲學(xué)家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他在《給李健鳴的信》中再次提到西緒福斯，他表示：“我越來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懲罰，是原罪。對懲罰之地的最恰當?shù)膽B(tài)度，是把它看成錘煉之地。既是錘煉之地，便有了一種猜想——靈魂曾經(jīng)不在這里，靈魂也不止于這里，我們是途經(jīng)這里！”

閱讀

了解作家的“隱秘小路”

這種對于生命的思考，就一個作家而言，最終還是要落實在寫作上。在《無病之病》一文中，他從一位名叫圖姆斯的哲學(xué)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經(jīng)驗，所著《病患的意義》一書中，找到了自己“想說而無能說出的話”，詩人帕斯也曾經(jīng)說過類似的話：“詩是對生活的糾正。”他對此加以發(fā)揮道：“我相信這是對詩性最恰切的總結(jié)。我們活著，本不需要詩。我們活著，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才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如此說來，寫作既是對人生苦難的發(fā)問與關(guān)懷，也是對生命意義的闡發(fā)和建構(gòu)。他在蘇州大學(xué)以《宿命的寫作》為題所做的講演，也涉及到這個問題，在這里，他提到了俄羅斯思想家弗蘭克《生命的意義》一書，他說他無法全面轉(zhuǎn)述弗氏偉大精妙的思想，而只能表達他的理解：生命的意義不是被給予的，而是被提出的，這是其一；生命的意義本不在向外的尋取，而在內(nèi)在的建立，這是其二。所以他說，他的寫作與文學(xué)并不相干，只是人的現(xiàn)實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

以上只是從史鐵生生前發(fā)表的一些作品中得到的零零散散的印象和思緒。近讀新出版的《史鐵生全集》，其中所收與讀書有關(guān)的部分，如“碎片集”、“讀書卡片”、“頁邊筆記”等，透露了更多的史鐵生生前閱讀的信息。這些信息有如一條隱秘的小路，直通他的心靈深處，是探索史鐵生內(nèi)心秘密和精神成長史的珍貴材料。有人說，一個人讀什么書是最私密的事。誠如是，編者將其最隱秘的世界公之于眾，不僅需要非凡的勇氣，更需有超凡的見識，對于深化史鐵生的研究則功莫大焉。就作家全集的編纂來說，也是開創(chuàng)性的，以我的孤陋寡聞，還從未見過將隨手寫在所讀之書空白處的“筆記”編入全集的，但其價值則不言而喻，正是這種瞬間的思緒，流動著的意識，透露了史鐵生精神成長的秘密。史鐵生所以為史鐵生，將由他的閱讀來證明。

史鐵生的閱讀，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發(fā)生明顯改變，如果說早期閱讀更偏重于文學(xué)、藝術(shù)的話，那么，后期閱讀則多與思想、精神、宗教有關(guān)。這種變化自然體現(xiàn)在他的寫作中。如果我們以1996年出版的《務(wù)虛筆記》劃線，早期寫作以《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隊的故事》、《命若琴弦》為代表，偏重于感性和經(jīng)驗，而后期寫作以《務(wù)虛筆記》(1996年)、《病隙碎筆》(2002年)，以及《我的丁一之旅》(2005年)為代表，更突出了精神的、思辨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