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觀讀書會現場。(李茂君/攝)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總會激起人們對于文學的情愫與關注。

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世界繁復多元文化中的一個種類，始終在倔強地發展著自己。巴金、沈從文、莫言、余華、賈平凹……當這些耳熟能詳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名家，被置于全球視野之下觀察，會呈現如何不同于以往的獨特？當我們一次次因諾貝爾文學獎的揭曉掀起閱讀熱潮的時候，西方世界是如何閱讀與評析中國文學的？在一個相互交融的世界，東西方世界如何實現文學上的對視與對話？

第26期上觀讀書會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世界與我，我與世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新書發布會”，邀請著名作家余華，書系總主編、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教授，書系總主編、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王升遠教授，分冊《全球視野下的余華》主編、浙江師范大學高玉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社長李芳等嘉賓，共同探討這些話題。

“內部”視角與“他者”言說的研究指南

主持人：毋庸置疑，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中閃亮的一部分。然而在整個上世紀前半葉，中國文學向世界各國傳播和介紹的狀況，與中國相繼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的狀況，是嚴重不對等的。許多翻譯進來的西方文學，對當時“開眼看世界”的國人起了非常大的影響，而中國現代文學被譯成世界各國文字得以外傳的作品卻寥寥無幾。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中國文學才開始產生世界影響，中國一線作家的重要作品逐漸進入全球圖書市場。其中，中國出版起了一定的作用。

今天，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正式出版發行，首先請各位介紹一下這套書的緣起。

陳思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總主編、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伴隨著中國文學、中國作家世界影響的日漸擴大，其在海外的閱讀、接受和研究狀況也就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重要課題。與此同時，對海外學者而言，更加清晰地了解這些作家在中國批評界的境遇，也將為其“他者”言說增加一重不可或缺的“內部”視角。有此背景，便有了這套《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叢書。

李芳(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社長)：這套《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的第一輯共有5冊，分別為全球視野下的沈從文、巴金、莫言、余華與賈平凹。采取“指南”(Companion)這種國際學術界通行的出版形式，以一本書的篇幅，介紹對這些現當代中國文學名家研究的最新進展，就是想通過這樣的策劃，把全球視野下那些優秀的中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思想等傳播到國外去。

另外，這套叢書是由我們社與英國勞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共同策劃出版的。勞特里奇是世界著名的出版社，全球文學領域引用最多的10本書里，有6本來自勞特里奇。此次中外兩家品牌出版社合作、中英文版全球共同發行的模式，在中國出版界尚屬首次。

主持人：可能對普通讀者來說，“指南”這種形式比較陌生，可否再具體解釋一下？另外，《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又是怎樣從一本論文集發展成一個重大出版工程的？

王升遠(書系總主編、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這套書最初源于一本以沈從文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經由陳思和教授修改補充后交由交大出版社出版。但是，究竟應該怎樣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優秀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思想？怎樣向大眾表達關于中國優秀作家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顯然，僅僅出版論文集是不夠的。經過討論，研究指南成了我們的最佳契合點。

指南的本意是“導引”的意思，但這套叢書的定位是研究指南，或者說是學術指南。也就是說，它不僅是一個“入門導讀”，它面向的讀者是有一定文學和學術研究素養的。每本書由作家小傳、國內外研究概況、經典研究論文選編3個部分組成，向讀者介紹國內外關于中國優秀作家研究的最新進展,促進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與國際學術界的互動,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

也是在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中，我們與出版社共同萌生了從一本書拓展到一套書的想法，也就是從《全球視野下的沈從文》拓展到了《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

作家面對贊揚和批評，擺正心態需要一個過程

主持人：陳思和教授提出過一個觀點，文學批評最好“追”同時代的作家。就是說，研究者和他所研究的作家最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因為這樣，研究者才能夠對作家所處的社會環境、成長背景產生更多共鳴。在各位看來，作家和他的研究者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王升遠：我非常贊同陳老師的觀點。的確，同代人研究同代人，更容易形成一種內在的視角，畢竟通過文獻去研究一個作家和通過“肌膚”去感知他是完全不同的。從某種程度上講，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生命體驗的代入和交融。

事實上，批評家和作家之間是一種寄生和共生的關系。然而現在的文學批評卻常常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批評家和作家走得太近，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就可能淪為謀求利益的工具，學術公信力就會大打折扣；批評家和作家走得太遠也不行，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文學批評中缺少“痛”和“癢”，沒有直面任何問題。

在歐美，許多作家同時也是批評家，而在中國則很少有這樣的情況。中國作家不寫評論，評論家不寫小說，兩者之間缺少“接口”，也就缺少了對話的途徑。我認為，批評家和作家應該是水乳交融的關系，而不是水和油分離的狀態。

主持人：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我們能看到余華和他的研究者高玉教授同臺對話，也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是什么樣的機緣讓兩位“確認過眼神，遇見對的人”呢？

高玉(分冊《全球視野下的余華》主編、浙江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系教授)：有人說我是研究余華的權威，這個我不敢說，我只能說我的確是余華的“粉絲”。和大家一樣，我最早讀余華的作品并且有所感悟的是《活著》，之后我又陸續讀了他的一些隨筆和其他作品。我所在的浙江師范大學有一個叫“余華研究中心”的機構，這是國內最早研究還“活著”的作家的學術研究機構(全場笑)，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研究余華了。再后來，我慢慢跟余華有了一些接觸，隨著我們兩人交往的加深，我對他作品的理解也逐漸加深了。

余華：大約在2007年，浙江師范大學的吳鋒民副校長和王嘉良、高玉兩位教授找到我，說他們要成立“余華研究中心”，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有了交集。

主持人：有一種說法，文字被寫出來之后它就“死”了，或者說就不再屬于作者了。請問余華老師，當您看到國內外有那么多人都在研究《活著》，包括《全球視野下的余華》這本書里都是研究您作品的論文時，您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余華：我最早看到的關于我的評論，是張新穎1987年在《上海文論》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評論，當時我把這篇評論反復讀了30多遍。之后，陳思和教授也寫了一篇關于我的評論，可以看作對我《在細雨中呼喊》之前作品的一個全面總結。后來，關于我的文章就越來越多了。然而我發現，評論文章的數量雖然多了，質量卻不高，翻來覆去就那么幾個觀點，我常常只讀開頭，就知道“套路”了。

我認為，作家面對贊揚和批評都要有正確的態度，而這種心態的轉變其實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你可以說許多批評你的文章都是在“胡扯”，那么贊揚你的文章就不是在“胡扯”嗎？為什么贊揚你的你就高興，批評你的你就不高興呢？有時批評者甚至比贊揚者更誠懇、更認真地讀了你的作品。所以，無論是贊揚還是批評，作家都應該接受。我覺得這是一個心態問題，但擺正心態需要一個過程，甚至需要通過數十年的人生經歷才能擺正心態。

把中國作家放在世界文學史的坐標中來定位

主持人：今天的主題——“世界與我，我與世界”聽起來很大，但對于今天的中國文學來說卻是一個繞不開的重要話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也強調了“全球視野”。

陳思和：“世界與我，我與世界”是個很好的主題。我們每個人、每個作家，甚至文學本身，都是世界的一分子，所以我非常贊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這套書的思路。怎么體現全球視野？這套中、英文同時出版的叢書匯集了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學，尤其是對中國現當代最優秀的作家和他們作品的研究。

比如，《全球視野下的余華》分冊是由高玉教授主編的，在編輯這本書之前，他已經編輯出版了厚厚的兩本《余華作品版本敘錄》，把余華作品在20多個國家的不同版本都搞清楚了。那他再來編寫《全球視野下的余華》分冊，就是要說明一個問題——余華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分享、被討論，證明他不僅僅是中國的作家，也是世界的作家。

長久以來，中國文學都想“走出去”，對此我深有感觸。中國文學“走出去”，以前大多是政府主導的項目。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的漢學家慢慢進入中國文學的研究領域。不過，他們多半是組織學生翻譯后用作教材使用，上完這個課，書就被放在大學圖書館里束之高閣了，對市場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到今天就很不一樣了，就像在國外的一些大書店里，300本余華的書一下子就賣完了。

之所以出現這種轉變，一是因為現在在世界各國的中國人多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翻譯成各國語言的中國文學作品已經慢慢進入了這些國家的讀者中。就像今天在世界各國，任何人拿一本托爾斯泰的書讀，別人都不會覺得驚訝。我希望有一天，世界各國的讀者讀余華、莫言等中國作家的作品，和他們讀托爾斯泰、莎士比亞的文學是一樣的。這套《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書系開了個好頭，今后會越做越好。我想，這就是中國出版事業應該走的路。

高玉：大家回顧中國文學史，能夠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無論過去的作家，還是新進的作家，我們對其定位基本上是基于“中國視野”的，是把他放在中國文學的坐標系里進行比較的。這當然很好，但我認為，中國文學發展到今天，更應該有一種國際化、全球化的視野。就是說，我們更應該把中國作家放在世界文學史的坐標中來定位。

記得有一次我去韓國，在首爾最大的一家書店里找書。發現翻譯成韓語的余華作品有11本，而翻譯成韓語的卡夫卡的作品只有4本，這讓我非常驚奇。我參加會議與韓國學者交流時，他們對余華作品的熟悉程度也讓我驚訝，并且他們談論余華的語氣，就好像余華是一位韓國作家而不是中國作家一樣，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今天我們強調“全球視野”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王升遠：以前中國文學“走出去”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我們從相對封閉的狀態到開始融入世界時，過于強調自己的“不同”了，我們太過刻意地向世界展示自己想要展示的部分，我們和世界不是相互理解的，甚至是相互誤解的。

然而，中國文學和世界并不是隔絕的，而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想要真正融入世界，就不必太過刻意地強調自己的不同，而應該讓世界看到，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也是所有人的喜怒哀樂，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在我看來，全球視野是中國文學和世界對話的最佳“接口”。我們的視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兼顧了不同的語言和思想文化背景，目的就是要提供不同的“接口”，讓人感受到中國文學的特質，進而慢慢沉淀為一種“精氣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