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寫的嗎？”

我致電他問，一個昔日采訪對象。《應物兄》：上下兩冊，在這個微信時代駭突地厚到1042頁。之所以能讀下去，是聽李洱對記者說，“我寫它十三年，你們讀十三天(可以)吧”。語氣令人不忍。問題在他的書不是拿起就放不下的，譬如，開頭是學院和幾個知識分子，胡亂翻幾頁又是一只閹狗，沿著亂燉似的敘述走下去，除非你琢磨到什么。啊呀，你突然發現自己在思想，一本得用思想去跟進的書，去追隨去尋覓。同時你越發能夠感到，它蘊藏有物，恍兮惚兮。這書很挑讀者。你得恰好是思想意識上不偷懶的人。起碼你關心社會，那么這本書就攤開來要跟你進行交流。

我們習慣了現代派文學語言實驗的影響，跟李洱說起，他指他從來沒說過(他寫的是)“漂亮的語言”，他只說“準確的語言”。“準確是作家的第一美德”。原來，語言是與文學內容互相形成的。“漂亮的語言”適合“純小說”(私小說)？李洱語言有一板一眼的老派(據他說受托馬斯?曼、加繆等影響)，適合形成他充滿對話與論證的“頭腦風暴”小說，包羅現實可大可廣。如果說在描述方式上限定于“有節制的美”，內容質地深遂而真切，它被更多而豐富的存在面向賦予了。而且重要地，讀《應物兄》有一個摩擦系數可供“誘敵深入”：笑的快感。在于它幽默啊。“偉大的作家。”我曾向李洱留言，“不說這句話都對不起我這張嘴。”似也學了一點他的幽默口氣？但李洱的幽默你沒法學到，因為它不是一般的幽默。這放后面再說。

李洱，當年知他名字還是碰上一對澳洲夫妻業余做翻譯的，他們說起專門發掘中國著名作家們之下遺漏的，主要提起他。近年我做點研究才知道，李洱作家初露頭角時候，中國文學熱潮已逝，再也不可能如莫言等前輩一飛沖天，奠定大師地位。在九十年代以后商品經濟五光十色下他同期寫小說的作鳥獸散了，他堅持得下來，借棲了一個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他是橫跨“評論界和創作界”的中國作家。這些駁雜的涵量融匯于他作品中。

“我是第三紀元遺落的一棵銀杏樹。”他干脆說，以回答我的疑問:為什么中國作家們往下輪到你，“思的復雜性”體現了出來？他不擅謙虛，還有時說話油滑混世的，這姑且不論。試論李洱小說作品，當魔幻現實主義魅惑影響一掃而去，中國感性自我寫作的狂亂于文學界另辟蹊徑時，出現李洱：他與四面八方的知識信息相應，傾注以人道主義洞觀和獨創一局的文學表現。“生存痛苦”“人性”之類文學題材，他繞開了而來到知性道場，似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風神有所銜接了。難怪有一年德國總理默克爾來京訪問，帶上了他的書贈送總理(他因此算是溢出了一點名氣)。看來他的《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我得回頭讀下(原來認為他寫農村改革什么的東西，不就是年輕趙樹理嗎)？

有人說《應物兄》是“百科全書”意味，我甚為納悶，只是著眼于詞匯的形式？它后面的流動的坦克輾壓式思想方法之追根究源于我們的人生，作為作品命脈所在，它是活的而且甚至可能啟動一種歷史性。迄今，專家學者們評論熱鬧可說的是些什么啊？我聽不懂，所以我也說下。

和李洱說起這本書似乎淡漠的語氣不符，《應物兄》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有中國作家出現，把一個國家從它的古老文明轉身全球化文明的處境身影，精彩揭示出來。不過，到2050年人機婚戀開發，書中很多部分也隨之消解了吧？我這個問題，李洱沒有回應。人們朝向科幻設定的問題不在他的書中，他太接地氣了。他的書可以視為一種“文學實踐”？當應物兄提到“個人必須在公共空間里發揮作用，自我應該敞開著，可以讓風吹過自我”(688頁)，似可為之作注。李洱把一個民族的問題追究把脈“綱舉目張”，披堅執銳，孔子儒家心理構成一路下來如何的？情況是什么個情況？這里出現了儒學院，作為思想的載體，作為納入實踐的文學觀瞻臺。它敞開，不僅向現在敞開也向過去敞開，向未來敞開，《應物兄》因為它豐盛的精神意蘊向度而具有無限敞開的文本性能，如果不是思接古今中外兼具庖丁解牛神功，這是難以處理的臨界空間。

《應物兄》，我將它視作文學界的《三體》。說哪去了？我是覺得，在評論家們把它跟名著對應中，稱之“當代(思想文化界域)《紅樓夢》”，也可以的。文學技巧在此不論，諸如它的復雜敘述視角史詩結構等等。它是一部思想意識涵量包羅抽取襲擊輾轉令人吃驚的書。因為有史以來，中國文學還沒有出現一部書，可以將現實社會流動于思想深淵，流動于東西方文明的交叉理解，執著于求索，在每個浪花可以看到它的神魂形態，它必然也是通向了體制構成，權力方式等“硬件”要素，抽絲剖繭。這是難度，唯“劍走偏鋒”可以舞動旗幡。沿他理性適度甚至不作修飾的語言讀下去，文學敘事的熱鬧推到臺前，說它是好看的，毋寧說是“高明”，甚至寫出了一種難以言傳的儒家腔調，普天下唯中國人有的，而且唯中國人在當今時代能有的。如果不是作家摸透歷史的邊緣角落直到遍體透明地反彈回來，回到狀況意識，這腔調能被找得到嗎(當然體驗生活是一方面)。當然，它是文學，是作家智取的我們生活：中國人特有的場域，社會，氣氛，邏輯，體制結構，性征，品相，況味，人和事形成一種關系和作用，不著一字孤獨，不作一句文青愁狀，而它已是中國真正的孤獨之書，因為它把“我”融于民族的符號智取出來，把個體作為文化血脈社會環境關系中的傀儡智取出來，于是在哲學意義上可供看到的更多，在文學意義上則是拓界。中國人在邏輯問題上的呈現真是昭示著地球上最大的虛無之國啊，“性跟一切有關，只跟性無關。知識跟一切有關，只跟有用的知識無關。”這是李洱說的。稱之“思想幽默小說”也可以嗎？我猜魯迅如果醒來，也會把每一句都讀完而且哈哈大笑吧，從中懸浮起國民性原型的時代畫面，它比魯迅時代更有趣，至少因為后現代哲學文化已經在地球行經了幾十年。書中偶提魯迅，也有消解。李洱的視角顯然跟以往文學界專家們不一樣。

以被我們的環境麻木不已的頭腦去讀《應物兄》，一開始我也無甚印象。可見李洱寫書很迂，也可能跟他嚴肅有關(他本人看起來不是那樣的)。但如今我回頭看第1頁，已經懂得笑開，應物兄：一個洗澡時兼顧思考，用腳搗洗衣服，鍛煉幾不誤的知識分子“儒學家”，你很難用迂夫子、書呆子之類“典型人物”來形容，他不那么好被形容。接下來他去見岳父喬木先生的一段對話，有一個細節出處(第6頁)，已經可供笑上好一陣子：

“知道社科院是干什么的嗎？”

“知道一點。那里集中了很多青年才俊。他們編的很多書，我都買了。”

“接話不要太快。”喬木先生說的是嘴，煙斗卻指向了腦袋，“社科院是智庫，是給領導出主意的，你覺得你腦子夠使嗎？腦子夠使，就不會犯錯誤了。”

“先生，我知道我是個笨人，干了不少笨事。”

“接話太快了！笨人哪能辦笨事？笨事都是精明人干的。”

“我承認，我的性格也有點沖動。”

“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你的性格去北京不合適。”

有句話他差點說出口：“先生，您說得對。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我的命運是由別人的性格決定的。”這句話咽下去比較困難，咽下去之后，它在肚子里滾了兩圈，他聽見自己的肚子咕嚕咕嚕的。

喬木先生叼著煙斗，繼續說道：“別胡思亂想，東跑西顛了。就留在我身邊吧。你這張嘴，用到別處，虧了，當老師倒是一塊好料。傳道授業桃李芬芳，懸壺濟世杏林春滿，都是積德的事。就這么定了，你走吧。”

起身告別的時候，喬木先生又對他說了一番話：“記住，除了上課，要少說話。能講不算什么本事。善講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討厭哪些人？討厭的就是那些話多的人。孔子最喜歡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個屁來的悶葫蘆。顏回就是個悶葫蘆。那個年代要是有膠卷，對著顏回連拍一千張，他的表情也不會有什么變化。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發千言，不損自傷。”學過俄語的喬木先生又以俄語舉例，說：“俄語的‘語言’和‘舌頭’是同一個詞。管住了舌頭，就管住了語言。舌頭都管不住了，割了喂狗算了。”

“我記住了。”

“就你現在的水平，又能說出什么至理名言？你要說的話，十有八九別人都已說過。人云亦云吧，表情還很豐富。”

“我記住了。”

“表情不要太豐富。你這個人，夠機靈，卻不夠精明。”

“伴隨著只有他自己才能夠聽見的滔滔不絶”，這個學會自言自語的被認為“不僅慎思，而且慎言”的應物兄，性格沒了，“我”沒了，情態沒了，就這樣一個難以刻畫的人擎起整部大書，而你怎么抓得到他的形象？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從此有了人物范式，他也是書中不同人物的分身化影。《應物兄》沒有將眾多人物作簡介目錄指引，可惜了，讀者如何記得清他們？那些人物的生成并不是為神奇故事情節推動，而是根據思想進程連接在一起，人物的本質，人格現象，通過“零度寫作”一言一行敲打出來(羅蘭?巴特論“零度寫作”)，那是真切的中國人，是群體性和抽象化的中國人，一個個為中國現代性問題提供樣本的出演者，是活靈活現的文化性征符號，以知識分子群體為主打，“每一個對時代做出思考的人，都會與孔子相遇”(415頁)，“在當代，孔子的精神首先體現在誰的身上？不用問，首先體現在那些儒學家身上”(449頁)，于是應物兄的在場順理成章，他在書中往往作靈魂觀，自身說話越少，觀思越多，乃至一個“多元共同體文學工程”生成，直趨“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了。

能夠把思想學問和我們的人生作出一番趣致如斯處理的，唯有文學。在《應物兄》中，孔子等人物返原另解，隨之將儒學一路清理下來，也將儒學和它的“一母共生體”佛學和道家參看，旁逸斜出，并將儒學和西方文明橫向參看，因為“我們的傳統是由三部分組成的，儒家傳統，西方啟蒙傳統，還有我們的看家本領，也就是馬列傳統。一個良性的現代社會就取決于這三家傳統的相互作用”(132頁)，各方識見輪番上陣，誠如書中指“他涉及的領域太多了，哲學，美學，詩學，經學，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來不及孤芳自賞”(882頁)。我們的國學賢哲們談儒，總是不免還落在同一個坑里，而通過文學跳得出來才見崢嶸，這一點上《應物兄》做到啦。在現代文明駁雜開放視域下，在事物多義性和歧義性的觀照下，它去蔽，跨界，合成，顛覆，繁衍，化育，打破各種經驗前構，盡量讓事物“本體”發言(幾十年來，“本體論”這個詞在計算機界包括人工智能、計算機語言以及數據庫理論中已經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讓方法論配合“本體”，即道之運行而展開(寫到此我明白了李洱小說為啥少作“自然的思維”，指通過感官獲得經驗，即以包括感覺、回憶、想象和判斷等一切認知活動的意識形式作為寫作資源。但在關鍵地方他亦有作驚鴻語句也)。當我問及李洱“建構”，他承認而有模糊語氣。建構在哪？也許伏筆在“改革開放實踐”內容敘事中？也許在通篇滲出的與古人溝通之詩情中？

從天人合一實踐者的角度上講，《應物兄》做到啦。當知識分子回國傳播儒學，搞成了“歸化鳥類”，雖然令人捧腹也還是道法自然的化用，蟲禽鳥獸都可以參與“儒學問題實驗”。舉個例子，我們的社會理想可不可以向鳥學習的？書中指出：“鳥群在飛行的時候，會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每只鳥都有自己的個人空間，除非它們在空中交配，但事實上它們從不在飛行中交配，為的就是在飛行中保持自己的個人空間，自己的獨立性。它們都知道，在高速飛行中，必須與別的鳥，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保持必要的距離。所以，盡管它們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在活動，但實際上它們仍是單一的個體。如果哪只鳥偏離了航線，它會趕上來，像林中的響箭，在鳥群中穿行，但絕不會因為加速而與別的鳥相撞。對鳥類來說，無數單一的負責任的個體，組成了鳥群這樣一個命運共同體。”(525頁)觀自然萬物而醒世，正是老子的方法。老子在今天是個小說家(想到此不能不令人發笑)？我是覺得，一個作家，如果不是存乎“萬物皆備于我”之心，又存“無物即無我”之心，那么通觀現實現象的抽離和深入，大抵實難做到像《應物兄》那樣吧。《應物兄》的抽離性也表現在它盡管連篇大白話，甚至不無俗俚，卻拎出了一種中國無形文化場，寫出一種國人生存狀況的混沌。這“混沌”能力太考驗文學了，因為它還得建立在“準確的文字”表達上，它還不盡然是宇宙觀的“混沌”，是社會觀的而且針對如此特殊時代復雜的社會。

一個國家社會事物，在根本原理場跨來跨去地透視的，大抵是那虛無主義的，但它是舉世僅有的歷史性虛無，其性征難以言表，粗鄙荒誕的生活只是其一個面向。也許文學從中揭示出來就是提供反思與建構。在殫精竭慮的上下求索中給出人性方向的，有尼采“羞愧”說。“羞愧的哲學，宛如和風細雨，它擁吻著未抽出新葉的枯枝”(883頁)。為什么不是回歸李贄“童心說”或道家“赤子說”，而以西哲取代之，相信會有人去書中研究的。當《應物兄》中知識分子最高理想的寄托終于有了完滿的范型指向：女哲學家蕓娘，作為抵御這個社會的理性和諧和永恒的象征，她卻以“圣母”形象之作為一個殘酷的隱喻，暗合“女人通向神的路存在，是用肉體鋪成的……這個過程，無言而神秘。它隱藏著一個基本的事實：肉體的獻祭”(844頁)，從肉身上早早消殞了。在天道的律令中，存在的悖謬亦體現于一種“存在的勇氣”，它“植根于這樣一個上帝之中：這個上帝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對懷疑的焦慮中，上帝已經消失”(846頁)。在將深重的西哲思考導入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書中寫照蔚為壯觀，此僅一例。

鑒于《應物兄》是知性復雜之書，我只能說及幾牛一毛，其它留給文學界如若存在則可想而知將源源不斷趨之若鶩的專家學者們吧。李洱的書都是慢熱，這一本也應如此，不易過時。它不見得是暢銷書，但它的文學手段和幽默功能或令它也在巿面行得通(我要是老板就買它拍電視劇啦)，想看中國知識分子獵奇，也是可觀范本。

我在閱讀中，其實主要是因它的幽默而雷倒，才寫到這么多。想想，中西方文明沖突應該有著多少的幽默，李洱捕捉到了。李洱的幽默難以形容，他有些幽默你不見得立即反應過來，而即使你有一般文化知識背景，也未必輕易笑出，后來我才覺察，書中的幽默是流動變形的，因可隨讀者層次境界遞增而笑點增多，是基于文化源點的了知而輕盈釋出的，有時候它辨微若無，臻至一種抽象神韻了(這么讀者發笑得具備一點哲學頭腦才成)，比方說蕓娘，她作為“圣母”級理想的人物，她和橢圓的關系，她的橢圓人生的由來，她的理性(橢圓境界的)和知識分子談戀愛發生的，當你為書中敘述忍俊不禁可又不能清楚指證出來，這便是李洱式的幽默。

《應物兄》中客觀的甚至是“公道”的敘述，表面上看一切沒有問題，甚至詞語組合也都對，當事人言談舉止各如其是，可是哪兒引發了笑神經呢？原來，它的幽默，是潛藏在事物之下的，也就是說沿著文化通約性的脈絡是發出笑聲的通道。比方說，儒學家們從事蟈蟈羽化濟哥實驗，因為“濟哥的羽化是傳統文化和現代科學的結晶”(764頁)，你對應國民性和中國現代化實踐來看，才會對書中不厭其詳的實驗敘述過程而引發會心的笑聲。閱讀《應物兄》，會令你被笑的需求一路提堂，這很困難，因為你的笑只能是發生在復雜性的，你得在頭腦中先發笑，在未必被故事推動中已嗅出其中意趣而笑。這書我讀了一陣子之后，發現它能產生幾種笑：復雜的混合的笑，細節性的笑，回頭想想突然發生的笑(有些笑不能實時反應)，縱觀的笑籠統性的笑(零星地笑過，再區域性地把事物反思出來笑一遍)，把事物連綴起來的笑，思想在后面洞觀的笑。有時候笑得迭加一下。有時候產生一片枯笑。《應物兄》在整體性上都是幽默的，那個笑只能暗笑。當一批人圍繞建立太和儒學研究院所言所做所形成所抵達的斷續地或連續地浮出畫面，你會笑崩。一切都沒有問題，問題在哪里？你還會被逼笑得反思。李洱的幽默甚至彌漫在通篇精準表現的國民語言腔調中，令你微笑不累。歷史，政治，國家，意識形態體系如何化入如常人生和人心荒謬的，當你被這沉重擊倒但不能不發出可怕的笑聲。

能夠幽思想范式一默，幽它和時代關系一默，幽它與文明通約性關系一默，幽抽象性一默……這是什么幽默？據我所知，中國文壇有三四位幽默的作家，有一種幽默是濃重的，是幽默的機關全方位地有機掃射(劉震云)，李洱不是那種的。我曾經碰上過王朔的幽默，那是生活化人性化的，李洱也與之有別。如果說起“知性幽默”之王小波，但李洱的幽默比他復雜微妙，我猜可能是在情性和見識上兩者不同，李洱置身因素有“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因此“可以贊天下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據他曾經在《文學報》答記者說：真正的現代小說家，無一不是符號學家。“符號學”的本質性與“中庸之道”不無相通，從中或可看到李洱的幽默原理發生維度視角。

中國土壤曾經產生過思想幽默的種子嗎？它從哪里來的？據我認為《應物兄》作為中國第一部思想幽默的奇書，為文學帶來了尊嚴。“幽默”和“尊嚴”有關系嗎？有的。實際上，時代來到今天，各學科領域原創性已越來越少，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圣經》)，從文學來說，辯識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么可能只剩下：趣味。因別的可以復制，唯獨趣味復制不了。趣味的創新尤其考驗作家的生成性。

想起那段“和尚執法”的場面仍然令人發笑：寺廟地頭有人偷桃，被狗咬死了。案子鬧到大住持釋延長那里，據他過問死者生前傷害過一條狗，出現一段對話：

“現世報啊。”釋道長說。

“可總得有個說法啊。”鄧林說。

“眾生平等，狗和人都是生靈。他也踢了狗幾腳嘛，還是朝后猛踹，踹的還是狗的要害。狗肚子疼了幾天呢。阿彌陀佛。”

“人命關天啊，而且是活活咬死的。”

“竊盜者，貧窮苦楚報。”

“幾個桃子而已。”

“當年蔣介石從峨嵋山跑下來摘桃子，僧俗兩界可都是要反抗的。”

“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講政治；你跟他講政治，他跟你講佛學；你跟他講佛學，他跟你耍無賴；你跟他耍無賴，他跟你講法律。”(512頁)，幾句對話道出了佛教和現代人權觀念法學之間的情形。《應物兄》終究是殘酷之書，它揭開了很多，而且都是帶有特定意蘊的細節。所以我們讀了笑過，也可能會陷入一種無言悲懍，難以抵達無垠之痛。你或也跟著這位中國最有自省意識的當代作家，而涉入虛無。慢慢地認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集千鈞之力而一發之書：一部精神史(并非“心靈史”)。

把孔子正本清源，把儒學推陳出新，是《應物兄》的建構？從古詩“人生代代無窮己，江月年年只相似”，推出“這虛無中，又有積極，一種積極的虛無主義”(856頁)這是本書的情調？“傳統的變化，斷裂，如同詩歌的換韻。任何一首長詩，都需要不斷換韻，兩句一換，四句一換，六句一換。換韻就是暫時斷裂，然后重新開始。換韻之后，它還會再次轉成原韻，回到它的連續性，然后再次換韻，并最終形成歷史的韻律。正昰因為不停地換韻，換韻，換韻，詩歌才有了錯落有致的風韻。每個中國人，都處于這種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中”(842頁),“他，我說的是我們，雖然不是傳統的士人，文人，文化人，但依然處在傳統內部的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中。我們，我說的是你，我，他，每個具體的人，都以自身活動為中介，試圖把它轉化為一種新的價值，一種新的精神力量”(842)，這些是本書的意義？《應物兄》中有一段“刷炭說”：在經典和做筆記之間，有“一代人生命的注腳”(890頁)，“這本書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它只能在有心人那里傳閱。可是很多人都睡著了，要么在裝睡，你無法叫醒裝睡的人。怎么辦？醒著的人，就要多干點活。需要再來一個人，給這個注腳寫注腳”，情形是以“刷炭說”為隱喻的，“他說小時候看見通紅的煤炭，覺得很神奇，以為它是小精靈拿把紅刷子刷上的。他后來覺得哥哥的工作，就是用紅刷子把煤炭刷紅了。應物，現在那煤炭暗了下去，所以需要刷掉外面的灰燼，然后繼續刷。一把刷子不夠，那就用兩把刷子，三把刷子”(891頁)，這是本書的宗旨：注釋者？

李洱，是筆名，與老子原名“李耳”重音，何以占用老子名字？我這句話得不到作家回答了。老子之道在書中也是“應物學”？我認為主人公名字即昭示了一種價值觀體系：應物。書中有一段通過蟈蟈斷腿的替代現象，指“虛已應物，恕而后行，說的就昰面向事實本身。面向事實本身的時候，你的看，聽，回憶，判斷，希望，選擇就是現象學的要義”(872頁)，另外，“應物隨心”，“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673頁)，“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等等，都指向同一個意思。李洱寫作：把每個詞，每個物，每個人，都放到概念后面透明地成形，也即“虛已”；“后行”：“行動”之意，“我們身上都住著另外一個人，在采取任何行動之前，他就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意義，就像瞎子點燈一樣沒有意義。那個人就是魔鬼，我們應該把那個人從身上趕走”(196頁)，行動和意義是書中“應物學”的加繆式“西西弗斯之旅”，當“闡幽者”文德能撒手而歸，而“在個人經驗和已被言說的傳統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個闡釋的空間，它召喚你來”闡幽“，把它打開，再打開)(879)，連“闡幽”，回到最初的那個創造性的時刻，也絕無可能，這才是生死之大蒼茫。在時代已經生出“三腿怪胎”，在人也不得成為其人，情和性互相錯位，現實仍然荒謬而可能建基其上的哲思已作虛無，而仍然，中國人身上有一種淵遠流長的性征是多么堅固，這得看書能感知，無法借助他人評論。

有一個概念：歷史上的文明的突破，轉型和自主創新，首先是由于一小部分人有意無意逸出度外，進入本體性的禁區，在里面解構和重構，超越時空，把本體性禁忌轉化為新的知識和文明。也許，從中理解《應物兄》或“李洱式建構”，那么在文學式微的今天，李洱“反向性”巨著寫作，也可獲得了理解。

這種書，可能隔一陣子蹦出一個發現者，到什么時候又蹦出一個，表示驚嘆。我感覺將來出現一個中西文化貫通的研究者，才能把它闡釋得好。想起當年我問李洱為什么德國總理來京曾要找他呢？他說：“因為默克爾(從政前)是博士學位，她讀懂了。”

讀過《應物兄》，我回頭讀《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都驚嘆于其游刃于本質而暗合于整體，貌似文字普通但對中國社會進程那龐大模糊事物做出了皰丁解牛的精準而驚絕的(本質)還原(思想)解構，以致每個字放到準確位置和表現濃縮度，都暗自地驚人。《花腔》語言順藤摸瓜，滿是土味，唯寫及“少年的戀愛”，舍出幾行“小資詩詠”之筆。《石榴樹》滿滿堂堂是農民話語，而令關心這社會的人想到最后不能開解的問題。一本薄薄的(不合時宜)小說，它可是寫透了中國。我猜想中國從下到下乃至鄉鎮干部，如果都能人手一冊李洱小說，那么由此帶來自省意識擴展，能否對國家文明生態進化有助？

扯遠了。據說當出版社編輯敲開他的門，找他拿《應物兄》書稿時，發現他正伏在桌上哭。可想而知他的不舍：每個詞，每個物，每個人，陪了他十三年了終至離他而去，走向世界，伴隨的是一種命運的懸置，小我的也是大我的。

2019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