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外國文學的讀者或許都多多少少知道“網格本”：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出版，直到本世紀初，整套叢書的規模達145本之多。這是新中國第一套系統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大型叢書，代表了當時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翻譯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

“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在中國讀者中依然以系統性、權威性與普及性著稱，但由于時代久遠，許多圖書在市場上已難見蹤影，甚至成為收藏對象，稀缺品種更是一書難求。最近，人文社再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合作，出版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新版的網格本第一輯已出21種，今年年內要出到100種。

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肖麗媛介紹：“1950年代的網格本都是學貫中西的大家在選，這次我們的編委會依然以作品在整個文學史上的權威性和影響力為最高標準。所以，對于一些過去沒有選入的以及雖然小眾、沒有太多市場的作品我們依然選入了。此外，我們封面雖然保留了網格，但是我們在封面工藝上有所提升，我們用了燙金的工藝，內文也是用了瑞典進口的輕型紙，另外我們也在書中植入了AR技術，讀者可以掃描書中圖像聽譯者講書中的內容。”

網格本的出版

網格本的出版要溯源到1958年，當時中宣部指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籌組編委會，組織朱光潛、馮至、戈寶權、葉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國文學權威專家，編選三套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于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承擔了翻譯和出版工作。

老版網格本封面

外國古今文學作品與理論著作浩如煙海，哪些可以入選？

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編審張福生回憶，選題制定主要是由編委會完成的。最初的編委會成員包括卞之琳、馮至、包文棣、朱光潛、孫家晉、李健吾、季羨林、錢鍾書、錢學熙、樓適夷、蔡儀等。中宣部領導周揚、林默涵都曾先后出席最初的幾次編委會會議指導。“文革”后，叢書工作重新啟動，又增加了巴金、盧永福、朱虹、陳冰夷、陳燊、張羽、趙家璧、駱兆添、秦順新、綠原、蔣路、董衡巽等人。

張福生說，當年，先是由研究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學專家，在他們淵博的學識基礎上，篩選出最優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論著。1961年，編委會制定了“三套叢書”的編選計劃，初步確定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為120種，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為39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為12種。

“最終確定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幾乎囊括東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紀至近現代的、思想藝術均臻完美的史詩、詩歌、戲劇、小說等體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國文學精華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學發展演變、日趨豐富多彩、多樣化的歷史過程。”張福生說。

而網格本的翻譯們也都是很有資歷的學者，且翻譯中他們字斟句酌，“我記得初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時，看到綠原先生責編的《拉奧孔》一書原樣，發現上面的譯文被修改過的地方很多，邊角還粘貼出許多改正的譯文，多的注釋長達半頁。”給張福生留下深刻印象的這本《拉奧孔》，是美學大家朱光潛先生翻譯的，“令我驚訝的是，像朱光潛先生這樣的頂級大教授，譯稿怎么也被改得這樣多。”

7月7日，致敬網格本——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首發式在京舉辦，多位作家、出版人與會。

現場

翻譯家們的“翻譯故事”

現場翻譯家們各自分享了自己翻譯外國作品時的工作狀態與體會。

法語文學翻譯家余中先談到：“翻譯就是拿著一本書認認真真讀、理解，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出來。翻譯首先是一個選擇，這個選擇是譯者跟出版者之間有一個合同，或者協調，譯者首先是一個讀者，讀的時候要有判斷，這本書的價值如何。”

余中先也認為，自己對自己的作品不好評價，有的時候很難，覺得作者水平太高了，我達不到他思維的程度或者語言的程度，這個很苦，就需要譯者用力追趕。“但有的時候覺得這句話我也會這樣寫，就拉近了距離，另外說明這個句子可能并不是文學上最好的，當然這是辯證地說，你也在進步，越來越走向他，越來越靠近他。”

翻譯家汝龍先生曾翻譯了700多萬字的契訶夫的作品，此外他還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復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高爾基的很多長篇。汝龍的兒子汝企和分享道：“父親對翻譯工作特別認真，每次出版之前線他都要反復斟酌修改。新中國成立前他從英語轉譯，新中國成立之后他覺得英語轉譯可能離原著會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想從俄語直譯，于是下決心自學俄語，學了好幾年。中國古代士大夫說過這個，君子慎獨，父親確實做到這一點了。一個人那么多年，幾十年如一日一直在翻譯，沒有任何人監督他，他到最后身體很不好的時候仍然在堅持修改他已經翻譯了好幾遍的契訶夫小說。”

首印是偉大的，重版是神圣的

史航在現場談道：“許多收藏家注重首版，但是再版、重版同樣重要，做一個戲劇，首演是偉大的，巡演是神圣的。而對于書的出版也是這樣，網格本的首印，是偉大的，重版、再版是神圣的，這才是傳承的道路。”史航現場也回憶道自己的父親從吉林大學借的第一本書是傅雷先生譯的巴爾扎克的《交際花盛衰記》。

作家阿乙認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網格本外國作品是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選。“現在我自己寫小說就有很大的一個技法上師承的特點，就是歐·亨利式的結尾，我特別喜歡在結尾寫到情景逆轉。我覺得網格本給我們這些寫作的人帶來的一個文學技法上的參考。此外，翻譯家為漢語的語感做出很大的貢獻。每當我覺得自己小說語感不好的時候，我就讀一下這些翻譯家的譯作，這樣可以加強自己的語言風格。我認為漢語的白話文寫作走到今天，有一半的語感是由翻譯家帶來的。”

作家李洱回憶，自己最早看過網格本是《格列佛游記》：“我后面幾代的青年作家和學者，他們受20世紀現代主義影響比較大，但是現在我們終于意識到18世紀、19世紀，包括之前的作品是整個世界文學或者人類文學史上的瑰寶。某種意義上，中國的作家確實需要重新回過頭重新關注18、19世紀作品，不是我們忘掉屬于現代主義，而是受過現代主義洗禮之后，需要重新檢視、閱讀、對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