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阿城，如果你只知道“三王”(《棋王》《樹王》《孩子王》)，一定會覺得他已經“消失”很久了。其實，不然。一度大火的電影《刺客聶隱娘》，阿城的名字默默排在編劇之首。2014年，以圖證史的《洛書河圖：文明的造型探源》出版，至今已數次加印。每次重印，都有內容及圖片的增刪，從內容整理到校訂修正，阿城均親力親為——內容龐雜、專業性強、觀點新奇、圖片繁多，旁人也著實無力代勞。今年3月，“文明的造型探源”系列的第二本《曇曜五窟》也正式出版。很久沒有小說新作出版的阿城，一直在做自己感興趣的事。

阿城的博學聞名已久。如果說，之前他于文學、美術、音樂、電影等諸領域的成績已經令人嘖嘖稱嘆，那么《洛書河圖》《曇曜五窟》里的他，早已走出文藝的花園，漫步于文明的原野。兩本書融匯考古、天文、歷史、地理、人類學，通過苗繡、青銅器、佛像等文獻、文物，結合田野調查成果，從造型上對中華文明進行獨特探源，努力還原洛書與河圖的源起、探尋“宅茲中國”的本意，揭秘山水畫中的天文概念……

在《洛書河圖》中，阿城便給出了諸多耳目一新、“非主流”的學術觀點，令人震撼。比如首次從造型中分析出：青銅器中的“饕餮紋”里包含了天極神的造型，和必不可少的表示天極的菱形符號。

再比如《美的歷程》里，李澤厚先生認為青銅器表現的是獰厲，阿城亦不贊同。考察過文物原件后，他認為著名的“虎食人卣”表現的不是老虎吞噬奴隸，而是在護佑，虎口中的更不是奴隸，而是至高無上的天極神。

在《曇曜五窟》中，阿城又會抖摟出什么“駭人聽聞”的新奇觀點？早春悄臨之際，在京郊的幽靜居所，阿城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

古代中國什么最神圣

阿城認為從新石器時期到先秦，中國沒有太陽崇拜的造型——后羿射日，崇日的民族不會射太陽；夸父追日，隨隨便便追，對太陽很不尊重。直到漢代，才出現了日、月的造型；東王公、西王母的造型取代了天極神的造型，再由佛教傳入，出現明確的太陽崇拜。遠古中國崇拜的是，在古人看來惟一不動的北極星——中國古代的天象是以天極(即北極星，永恒不動)為星象旋轉體系的正中，認為天極神(又名太一)居住在天極。

西方認為中國人奉行的是多神教，其實朱雀、玄武、青龍、白虎都是靈，再有仙、精、怪，但神只有一個——天極神。

紫禁城為什么叫紫禁城，太和殿為什么叫太和殿，這些都和北極星崇拜緊密相關。北京中軸線的北端，就對著北極星。

“現在的年輕人愛說的星座，是西方以太陽為中心的體系。中國的傳統是以天極為中心的紫微斗數。這是兩個文化圈。”

“宅茲中國”的“中”，不是地理概念

《曇曜五窟》一開篇，就帶我們深入研究何尊和它內底的銘文——這篇122個字的禱文中，出現了“宅茲中國”，是文字記錄“中國”的最早證據，意義重大。

阿城的解讀與眾不同——

從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文中有四個重復的人形的字。一般被解作“天”的金文。但阿城認為，這是天極神，“因為它的頭，是個圓疙瘩，那就是北極星。”

而“宅茲中國”的“中”字，“是一個圈被一豎線貫通，圈的上下還有飄揚的四條曲線，這明明白白是建鼓的象形文字。”當年插隊時，阿城接觸了許多苗族的文化。而苗族至今保持著建鼓的上古制式傳統，“和漢代畫像中幾乎一模一樣。”阿城說，上古之祭，王用太牢，即太一之祭，是用牛做犧牲的最高級的祭祀。只有用牛皮所制的建鼓，聲響才可達于太一，成為溝通地、天的鳴響之禮器。而“宅”，也不是我們現在遮風擋雨的住宅，更不是豪宅，而是宗教場所。這篇銘文，通篇講的都是一個主題：擂建鼓通于天極神，我們于茲祭祀你。“因此，宅茲中國，無論在宗教儀軌上，還是精神內涵上，都不是地理概念的‘中’。歷史上各王朝不斷遷徙都城，但不管遷到哪里，只要權力者在那里建‘宅’祭祀天極神，那里就是‘中’。它是標示合法性的。”

《千里江山圖》對應星象

阿城認為，此“中”的概念，也是中國山水畫的起源之一。因此，在“宅茲中國”的下一章節中，2010年的他對近年來大熱、且極富盛譽的《千里江山圖》與專家們看法不同，“這張畫在藝術上并無特殊，墨滯，造成與青綠不屬，纖毫并不入微，舟屋人橋水樹模式化。尤其通卷的樹幾乎是同種類，非自然原有。”他推測，此畫應是皇家專職畫家在壁畫上墻前的色彩完成稿。“它不是書畫的畫，而是畫工的‘樣’。而此畫的意義在于，它畫的是宋時江山對應著太一及星宿與河漢。宋代山水畫開始按照太一及星宿的關系，對應畫出山水的分配圖，這個山水圖并不必寫實，而是寫天文概念，表達人間權力的合法性。”

我不是發現點，而是發現聯系

這些不走尋常路的學術觀點是如何得來的？阿城說，有的來自前輩、長輩，有的是自己經過田野考察證實的。

“我不是發現點，而是發現聯系。點是知識，比如‘秦是哪一年統一中國的’；而‘秦為什么在這一年統一中國’則是智力。對于知識和智力，或言智慧，我們區分得非常不清楚。這導致了我們不能獨立思考——認為知道特別多的人是最牛的。不對。把事物的一個個點看出聯系、意義，那才是應該鼓勵大家追求的。”那么，在厚厚兩大本“探源”中，阿城看出了怎樣的聯系，講出了怎樣的文脈？

從《洛書河圖》里的苗繡、青銅器，到《曇曜五窟》里的山水畫、佛造像，看似天馬行空，忽而天文地理，忽而哲學佛學，但阿城的講述貫穿著一條主線：中國造型文明的肇始是星象系統的配置，至漢代，宇宙觀、世界觀的造型表達，轉換成由氣韻生動表達。這是縱向的脈絡。之后，橫向的佛教系統與之相碰撞，交匯、互借，造型上氣韻生動改造了犍陀羅的造型，成為中國式的佛教造型。“這兩個源的脈，一直影響到我們現在。”

2005年左右，阿城受邀去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給學生講課。2009年，造型學院聘其為客座教授，每個學期講5周，給研究生主講美術造型史和色彩，連講了三屆。兩本書便來自講課的內容整理。“所以雖然有關學術，但無論文標準體例。講述中枝蔓叢生，離題千里，亦是講座時氣氛、議論、質疑所致，只是將離題萬里的刪除。”阿城經年不輟全然出自興趣的、自發的，甚至可說是“無目的”的研究，在講述中自然流淌。他很在意成書以這樣的講述體呈現，希望得到專者得其專、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的通融效果。

這樣一個古老而專業的話題，這樣一堆“與主流敘述不合”的觀點，讀者真能深淺各得嗎？

《洛書河圖》，定價過百元，已先后印了5次，銷量近5萬冊，可算是貨真價實的暢銷書。“它的傳播力超出了我和中華書局的預料。”阿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