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之“經”

作為一部民族典籍，《詩經》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幾千年間它從一部文學作品集(詩歌集)，逐步走向了不可動搖的“經”，地位變得十分顯赫。這種完成和蛻變是一個緩慢的、自然而然的過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到了現代，它更多的還是被當作一部文學作品集來對待。毋庸諱言，直到今天，它在人們心目中仍然超越了一般文學作品的意義，仍以不可置疑的“經”的神圣和崇高，左右著人們的審美。如果就文學的意義來說，“詩三百”的主體應該是《風》，而《風》是率性大膽、潑辣放肆的民間詠唱。那么可以設問和想象，一部充滿野性的民歌何以登上大雅之堂，并最終為廟堂所接受，進而又成為神圣的“經”？

《詩經》是中國文學的源頭，更是后代詩歌創作之濫觴，那么“詩”何以為“經”？又是從何時為“經”？大約從戰國末期，“詩三百”開始被廣泛引用，到了漢代，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詩經》開始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五經》之首。

關于這三百首的形成過程，最早載于《史記》的有“孔子刪詩說”，說由孔子將許多重復的詩篇去掉，刪削訂正，最后留下了這樣的版本。王充《論衡·正說》大致沿襲了《史記》的說法，說“孔子刪去重復，正而存三百篇”。事實上在后來的經學研究中，孔子刪詩說并沒有得到確認。但孔子在當年就認識到了《詩》的重要價值，花了很大力氣去編纂修訂，這應該是確切的。在這個過程中，孔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樂正”，即把詞曲加以諧配調整，使之各有歸屬：“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

暮年，孔子自衛國返回魯國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編訂《詩經》。但他是否真如司馬遷所說，刪削大量篇章之后才形成現在的三百零五篇，一直被人質疑。古今學者的主要觀點認為孔子并沒有刪減篇章，只是加以訂正，其重點工作還在于“樂正”。因為實際上《詩經》的所有篇章都是用來歌唱的，當時都有固定的樂調和演奏程式，也正是這其中貫徹了宮廷的政治和禮法。詞與曲是一體的，這些文字沒有“樂”相諧配，其“經”的價值和意義便會大打折扣。不同程式和調式中所含納的詩句，才會彰顯出強大的禮法精神，攜帶著明確的廟堂規制。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孔子才更為重視《詩經》的傳播和應用。孔子“樂正”的目的，即為了讓“三百”篇各歸其位，讓每一章都能恢復至周代禮樂的規范，使整個社會的政治與教化變得有章可循。孔子的工作為了“取可施於禮儀”(《孔子世空》)，把詩經變成了儀式文本。之所以要正樂，也和當時的“鄭聲淫”有關系，鄭聲擾亂了雅樂，而詩經所配的主要應是雅樂。

如此一來，《詩經》便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總集了，而是深刻地參與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及文化生活，長期影響和作用于一種倫理秩序，讓整個社會納于“詩教”的主旋律下。可以說，孔子對于“詩”逐步演變為“經”的路徑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詩三百”的許多部分顯然已經逐步與“樂”脫節和分離，即“樂壞”。而“樂”的喪失和移位，必定導致了“詩”的不能歸位，造成了禮法上十分混亂的局面。這樣，“詩”作為“經”的價值也就大部分失去。《風》《雅》《頌》如果僅僅是在文辭、內容和風格上差異明顯，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還遠不足以構成強大的規范和制約。我們可以設想，在規制嚴格的樂曲和演奏程序中唱出來的詩，與今天只能用來誦讀的詩，二者的區別顯然是巨大的。在反復詠唱的旋律中，禮儀規范的約束，潛移默化的熏陶，美的沉浸與陶醉，一切正可以相互交織。這樣的一種能量，從我們時下所熟誦的詩句中彌漫揮發出來，該具有何等強大的教化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我們才能夠明白“詩三百”為什么一點點變成了“經”。離開這樣一個政治和禮法的基點，也就無法想象《詩經》數千年來形成的不可動搖的神圣地位、路徑以及神秘感從何而來。

時至今日，我們面對的只是一些長長短短的句子，“詩”與“樂”早已剝離，所以也就無從感受那種演奏的盛大場面、那種心潮澎湃的震懾力量。我們視野中只是簡單而僵直的文字，不是歌之詠之舞之蹈之的和鳴共振。離開了那種氣氛的籠罩，也就失去了另一番審美效果，它未能訴諸聽覺，也沒有視覺的盛宴，幾乎完全依賴文字符號的想象和還原。我們會不自覺地將這些拗口的詩章與現代文字的一般功能混為一談，而且還會在磕磕絆絆的閱讀中，產生或多或少的不適感。這種不適感會影響審美，讓我們進一步疏遠和忽略它的內質。我們甚至要設想，對于《詩經》最好的理解方法，莫過于還其以“樂”，無“樂”之詩就是枯萎的詩、僵固的詩、降格以求的詩、難以抵達的詩。

若要走進《詩經》這部原典，就要隨著它的樂聲，伴著鏗鏘有力的節奏，或者是溫婉動人的詠唱，踏入堂奧，領略或深沉或輝煌之美，感受它不可思議的力量。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三千多年前，由西周統治者的施政理念再到文化風習，更有對于“詩樂”的推崇與借重，會多多少少令我們感到一些詫異。廟堂人物整天糾纏于官場機心、權力角逐、軍事征討，怎么會如此關注和癡迷于這些歌吟。尤其是“風詩”中的民謠俚曲，它們竟占去了三百篇中的半壁江山，而這些內容又遠非莊嚴凝重。就是這一切，與他們的文功武治和日常生活相依相伴，甚至可以說須臾未曾脫離，其中肯定大有深意在。當年他們依靠這些演奏和歌詠開辟出一條道路，它一直向前延伸，就是對整個社會禮法和政治秩序加以匡束和固定。它的自然孕化和遵循功用合而為一，就有了重大的意義。孔子對《詩經》有過無與倫比的贊嘆，評價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這番著名的概括之中盡管包含了審美的元素，但更多的還是將其看成了整個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精神指標，看成了典范。

《詩經》是一部凝固和蘊含了西周道德禮法、思想規范的典籍，具有強大的政治倫理性，它在孔子眼里是不可逾越的。今天看來，特別是《國風》里的許多詩篇，充滿著旺盛的激情和野性的躁動，那恣意放肆的生命產生出巨大的感染力，喚起多少浪漫的想象：我們從中幾乎感覺不到對人性的刻板束縛，也幾乎沒有什么準則、禮法和不可逾越的禁忌，相反卻是一種極為開放和自由的生命嚎唱。在這里，審美的本質凸顯在我們面前，而那種禮儀的恪守、“經”的社會與道德元素，卻幾乎被完全淡化。

這是就單純的文字而言的，如果換一個視角，將這些詩句伴以樂曲賦予調性，嚴格按照當時的相關規定和程序去演奏，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這時或許會多少忽略辭章之美，其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覆蓋：它已經被配置和鑲嵌了更為外向和突出的形式，這就是歌詠和旋律，還有表演。固定的場合，固定的曲調，固定的程式，它們多少淹沒了歌詞內容的原色與具象、揮發和生長，溢滿了整個空間。事實是，這種強大的形式有力地超越并涵蓋了文辭的內容。

從春秋后期到戰國、秦漢以降，直至現在，幾乎所有對《詩經》的認識都是建立在脫離詠唱和聲音的基礎之上。“詩”與“樂”的分離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人們面對的是赤裸的文辭，這樣的研究，必然會在“詩”與“經”這兩個方面都受到局限，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誤解。孔子所訂之“樂”后來已經散失，這里的最大損失還不是丟了一部《樂經》，而是《詩經》的形只影單：二者的脫節與分離，使“經”的一個重要部分喪失了。從一種文體的源頭上講，“詩歌”這個詞匯的連綴，只說明所有詩詞最早都源于歌唱，詩詞離開吟詠的調性才變成了純粹的文字，發展到今天就是所謂的“自由詩”和“現代詩”。它們缺少了一種程式和聲音的輔助，擺脫了音樂的籠罩和約束，成為單純的文字符號，變得貧瘠而孤獨。也正因為如此，現代詩必

然要一再膨脹和強化自身，要尋找離開音樂之后的獨立途徑，讓干枯的詞匯本身滋生出某種樂性。于是它們變得越來越綿長和復雜，也更加起伏婉轉。

在現代，我們將歌唱和書寫分成了兩個世界，除去專門的所謂“歌詞”，更多的文字是獨自生存的。而在“詩”的時代，文字與聲音是共生共長且一起呈現的，離開這樣的情與境去咀嚼文字，思路也就立刻變得狹窄了。缺少聲音伴奏，強大的想象力與揮發力、浪漫和昂揚，也一塊兒被丟棄了許多，所以再也無法知曉和感受原來的那種美了。就留下來的一部《詩經》來說，在這種誤解和隔膜之下，它的神秘感卻在增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稀釋，還在不斷強化。我們像面對一個不可思議的圣物，有時難免四處求索，迷離彷徨，不知所之。這種神秘和無解，又進一步催生了焦灼感，導致我們更多地用理性而不是以感性去對待它：理性的強用往往是對“經”的強調，而不利于“詩”的深入。

通向經典的“經”

更多地將《詩經》作為“經”來對待，盡管隆盛，卻有可能不是使它變得更大，而是更小。讓其盡可能自由活潑地生長下去，才有茂盛的未來。將它還原為一部眾人的創造，等于傾聽生命的群聲，一同來到了無垠的原野上，這就可以迎接各種各樣的機緣。我們由此踏向更為開闊的生命地帶，而不是行走在細細的理念的小徑上。反觀《詩》產生的年代與時間，從春秋末期到戰國中期五百余年，而今留下的僅為三百多首，平均一年里還不到一首。這未免太少了一點。無論是文人還是民間歌者，他們一定有過更多的歌唱。就因為歷經了漫長的時間，期間又有過多種選擇，所以能夠留下來的杰作總是這么少。

如果按傳統觀念中的“經”的標準，《詩》的主干部分《國風》的意義或許會變得次要一點，而《大雅》和《頌》卻會變得更加重要起來。可見“經”與“經典”仍然是兩個不同的方向和尺度，二者盡管有所交集，但大致還是分為兩端。“經”將不自覺地偏重于社會性和政治性，強化和突出一個時期的禮法與道德范式。作為杰出的文學作品，即通常所說的“經典”，在內容上總是無所顧忌，需要個體生命的爛漫綻放，必會自然而然地越過某些界限，突破諸多方面的平均值。這種沖決和創造的最大力量當然還是在民間，這就是《風》的呈現。幾千年的經學盡管走了不同的道路，有過多種嘗試，總的來說還是膠著于一些道德爭執，它們比較集中地面對了《風》這道難題：其中的煙火氣讓各方大儒頗為做難。他們煞費苦心做的一些事情，無非就是讓這些狂放不羈的內容改變一下顏色。不過那些文字早就形成在前，木已成舟，終究無法改變，也就只好曲解。他們不忍看到一直被稱之為“經”的一部歷史典籍，竟然滿篇里寫盡了原欲。

某些經學家極想讓一部《詩經》純粹起來，變得通體透明。這當然是最困難不過的事情，以至于變得不可能。但是他們挖空心思地一直做下來，甚至產生了許多有名的著作。讓人眼花繚亂的經學論著越來越通向偏僻深邃，也越來越令人懷疑。我們今天盡可能地貼近他們的思緒，也還是無法相信那些強詞奪理的說辭。他們對于人的靈魂的成長，對于君子操守和國人的行為準則之類，用心太多太重，反而不能令人信服。既然這三百多篇已經確立了“經”的地位，那么它對人的思想行為的規范意義，怎么估量都不過分。這樣一來，就喚起了經學家們強大的責任感，有了他們代代相繼的不懈努力。可惜這只是事倍功半的事業。

《詩》之神圣的“經”的地位的形成，一方面造成了審美的障礙與隔閡，另一方面也強化和加重了它作為文學原典的地位：經典性得到了不曾間斷的開拓和延展。后代閱讀者會在比較肅穆的氣氛中感受這些古老的文字，使它們在一開始就具備了不同于一般詩文的風貌。尋覓微言大義，考證和訓詁，還原古風古韻，是面對這樣一部“經”書的基本功課與態度。而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的審美，卻常常要松弛得多、悠然得多。審美是愉快和感動，不是倦怠和疲累，不是精研細磨的苦思，而是激賞和把玩的快樂品味。那些煩瑣的歷史考據終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逐漸模糊，對于遙遠漫長的歷史，人們大多數時候是越來越超脫，而不是越來越執著。也正是這種疏離感和多多少少的漫不經心，使這些遠古的吟唱更多地返回到創作之初的那種感奮和激越。

我們知道，凡是大讀者總是具有極強的還原力，當年的吟詠者在原創時的心境，興奮不已的創造神經的跳動，每一次痙攣和震顫，都會被他們所捕捉。嚴格講來，這種還原力就是審美力。所以《詩》作為“經”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還會進一步淡化；而作為文學作品的“經典”性，卻會得到提升、擴大和認定，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我們的道路大致是這樣的：自覺不自覺地順著古人提供的一條“經”線，步入一個廣袤而活潑的萬物生長的生命世界，這里面不僅有豐富繁茂的“草木鳥獸蟲魚”，還有形形色色的人；既有飲食男女的欲望，又有莊重刻板、威儀逼人的貴族。所有這一切縱橫交錯，相映成趣，構成一個多聲部的混唱、一個震耳欲聾的王國。這個王國，就是詩的國度，是生命的交響。一條文學大河的源頭就在這個世界里，它由無數涓流匯聚，活潑而清純，生動而含蓄，漸漸洶涌起來。這種巨大的張力恰恰就是一切文學經典必備的品質。比如我們能夠從《齊風·盧令》這首小詩里看到齊國女子與英俊獵人的偶然相逢，她的傾慕和思戀怎樣在一聲聲詠嘆中綿綿不絕。短短的詩章共有六句，竟有一半句子在重復，這種重復卻蘊含和衍生出更為豐富的意象和意味。類似的繽紛絢麗在《風》中數不勝數，它們渲染出奇特迷離的意境，每每讓人沉醉，不能自拔。《詩》中令人沉入的一場場陶醉復疊相加，美的縱深一再擴延，展現出無邊的遼遠和開闊：一片沒有邊界的想象的天地，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所能夠囊括和界定。

我們不必也不可以將“經”與“經典”對立起來、分割開來，比如一定要將其分成社會的道德的禮法的，或藝術的文學的感性的審美的；但它們就其側重和文本意義而論，仍舊是極為不同的。我們當然可以把二者視為一個整體，因為它們能夠相互借重和強化，許多時候正是這種難以分扯的交融，才有了彼此共有的一個命名即《詩》。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忽略漫長而復雜的研究史上圍繞二者所發生的那一切。這期間有太多爭議，太多方向上的偏移，有否定之否定。無論是思想、學術和藝術，都有一個以何開端的問題，這個問題以至于成為了《詩》學的基礎。毋庸諱言，一部文學作品失去了其經典性的卓越，就將被遺忘和忽略，其作為“經”的基石也將被抽空；而一旦它的精神格局和內容承載蒼白或空泛，又不足以成為道德的依憑和推崇，其文學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

部分經學研究者一度將“詩”作為“經”的限定詞，即理解為一部由詩的形式寫成的“經”。而這就需要表達上的諸多限制和確定，反而會更加強化規范和制約，一再地劃出邊界，把想象框束其中。因為既然是“經”，那就一定要排斥語焉不詳、含糊多義，而需要盡可能地指向一個明確單一的意義，一句話即確定一個意思。而我們知道，文學審美卻往往相反，它許多時候恰好要一句話蘊含許多內容、不同的含義，這才是語言藝術。如果我們更多地肯定和追求“詩三百”作為“經”的功用，那就不得不背離審美的初衷，攀住一條堅韌細長的“經”線往前挪動。如此一來，我們將喪失在更大范圍里自由探究的機緣，這是非常可惜的。

古典文學簡潔和含蓄的品質，不僅沒有限制后來的繼承者，沒有遏制他們的想象，反而吸引其走入深處和細部，喚起更有根柢的茂長的沖動。他們將感受那種以少勝多的富麗、一種更為內在的細致和放肆。《詩經》作為古典主義的生命揮發，其實也大大有助于現代主義的汲取，它們之間沒有什么本質的隔膜。現代主義形式上的求索、精神上的倡揚與激蕩，看起來是對古典主義的反叛，究其實質，不過是將前者潛隱伏藏的多種可能性發掘出來，讓其變得更直接和更表面。現代主義在表達時的無所顧忌、費詞滔滔，雖然并非是一種更高明的取向，卻也是一種發展的必然，是由“經”走向“經典”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之一。

“經”與“經典”

“經”并不完全等同于現在所說的“經典”，后者是指一部作品的影響力和美譽度、所擁有的思與詩的卓越品質，更多是從審美的意義加以肯定。“經”卻是作為不可更易的政治和道德倫理標準，作為一種刻度而存在的，具有一種維系歷史縱向連續性、堅韌性和不可取代性。古代的“典”是“五帝之書”，為治國要籍；而現在的“經典”，其意函也并非是“經”與“典”的相加。如果一部書如《詩經》，“經”與“經典”雙義并存，也會造成很多困惑。比如人們談論《詩經》，有時很少從“經典”的意義上去探討，而是從“經”的意義上去追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都是如此。

無論是學術還是藝術，到了現代，無論多么完美，無論在倫理意義上多么堪稱典范，人們也只可以稱之為“經典”，而不可以稱其為“經”。可見“經”與“經典”還是有明顯的區別。既然談到了區別，那么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詩經》，其中含有多少文學“經典”的成分？現代人變得松弛而超然，于是更愿意把它當成一部純粹的文學作品去閱讀和欣賞，會確鑿無疑地說它是一部古代傳下來的文學“經典”。但這里需要提醒的是，而今仍不可忘記它是一部由“經”演變成的“經典”，雖然起初也不過是一部詩歌總集。由“詩”而“經”，再由“經”成為現代漢語語境中的“經典”，走過了一條多么曲折的道路。

直到今天，面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判，文評家們也總是自覺不自覺地首先將其納入社會和道德倫理層面去考察，費上許多言辭。實際上對待《詩經》也是如此，而且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如此。人們較少從審美的視角去考察它的文本，而樂于直接將其當作社會層面的立論依據來讀取，更多地從中尋找它的道德倫理意義、政治意義，以此縱橫生發。也許有人認為，古人這樣對待《詩經》并無大錯，因為那時的“文學”是文章之學，指的是經世致用的那種寫作，詩詞歌賦被歸到辭章之學。當然，這其中也有不少較為純粹的“詩論”，并在后來形成了某種詩學范本；但這一切還是遠遠趕不上歷史、政治與道德的社會化論證，它們在數量上比“經”義的尋覓和闡釋要少得多。這已經形成了我們對待文學典籍的傳統，并且化為當代文學批評的習慣性動作，似乎不可更易。

文學是精神的，可是閱讀者卻更多地把它當成物質的，當成一個物質使用的實用主義范本來推導和考鑒。這嚴重傷害和違拗了文學作品的審美屬性，也遠離了生命的吟唱。作品中蘊含的哀怨和憂愁、歡樂和幸福，是生命在某一時刻煥發出激情的產物，絕不能將其簡單化理念化，不能引入具體的刻度和規范來推導和佐證，也不能給予純理性的解剖。文字之間飛舞著一個千變萬化的激越的精靈，而不是刻板僵固的法度的君子。它被賦予了生命，也就包含了生命所應有的一切復雜性，能夠獨自生長。比如“詩三百”，從表相看它似乎只是歌吟詠唱，是連綴的一些合轍押韻的文字，記錄了當時的一些行為與物事，實際上卻是活生生的生命匯集。

從孔子談論《詩經》的言辭來看，他是可以欣賞和陶醉的，并將一個生命還原于彼時的全部情境之中：生命的快樂和歡暢，欲望的揮發，以及人性的全部飽滿和豐富。作為一個卓越而穎慧的人，孔子當年的確感知了這一切，同時也冷靜而理性地給予了社會層面的評述。他是一個思想者和道德家，非常注重教化意義，不忘詩教。他甚至認為熟讀《詩經》也可以“事君”。

孔子是一個杰出的文學鑒賞家嗎？對藝術的愛與知全都具備嗎？回答是肯定的。他畢竟不同于后來的孟子和荀子，沒有更多地將《詩》當作一種“經”來對待。孔子心中有“詩”，并生發出爛漫的詩情，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這種深刻的感悟力強化了他的摯愛，使他的“詩三百”論說沒有流于一般化的道德說教。我們至今似乎仍能感受孔子面對“詩”的那種忘情贊嘆和深刻愉悅，得知他是一個能夠獲得大陶醉的人。也就是說，他真正讀懂了詩。不過孔子的目光最終穿越了這個過程，然后投向了更為遙遠處：無論他愿意與否，也還是將這部文學經典當成了“經”。所以他才會耗費巨大力氣去進行“樂正”，將三百多首歸放到各自的曲調下，讓演奏的形式與形制服從更加嚴格的規定。

孔子當時之“樂正”，耳旁一定回響著浩大而莊嚴的旋律，那屬于西周盛世。他仿佛是在黃鐘大呂的鳴奏中對這些詩篇進行重新配置和分理，這種工作的步驟，其實就是進一步讓《詩》走向“經”，是這個過程中的有力推手。他實際上做出了至關重要的歷史性貢獻，讓《詩經》越來越成為某種社會標準、倫理尺度，以及不可僭越的政治禮法。自孔子之后的知識人物，無論多么杰出，他們似乎都要大致循孔子的道路走下去，以至于越走越遠。只是他們不太可能像孔子一樣，充分地感知和言說《詩》的無可企及的美。在這條道路上，先有孟子、荀子，然后是歷朝歷代無數的經學家。

就此，一部鮮活的文學經典變得僵硬而貧瘠，而且更加神秘和曲折，成為那些皓首窮經者所開拓和制造的另一片灰色風景。幾千年過去，作為一種讀經的傳統和方法，除了一些不多的個案，可以說已經被中國知識界貫徹下來。即便到了當代，在那樣一種經學傳統的籠罩之下，一部水汽鮮活的文學作品，其朝氣蓬勃的生命肌體，仍然無法避免被肢解的命運。

以孔子為代表的圣賢論詩，自然包含了許多復雜的因素，路徑也有所差異；但到了某些后繼者那兒，卻往往只取其一端。事物一旦過了某個“度”，即走向偏執，并形成另一種遮蔽。它作為一種方法被因襲，再也不可能進入藝術創造的鮮活生命之中，而只能通過一套簡單刻板的模式去演繹推導：通過什么、說明了什么。對一部文學作品做出振振有詞的社會剖析，提取倫理意涵及在政治與道德方面突出發現和建樹、表達思想的高度等等，已經偏離了文學本體。文學批評所運用的諸多歸納、解釋和推論，已經形成了一套習以為常的標準，以至于變為跨越時代的、百發百中的、無所不能的利器。由此以來，能夠進入生命脈動、為藝術而感動和陶醉的人越來越少，表相化皮毛化與言不及義的趨勢，正愈演愈烈地持續下去，漸成頑痼。一個粗率浮淺的閱讀者不可能進入文字的細部，更無法領略其間的精妙神采，既讀不出語言的節奏和韻致，也不可能捕捉細微的情態，讀不出幽默、逸興和憂怨等基本元素。所以這種喪失了起碼文學閱讀能力者，無論怎樣咬嚼文字，得出的結論仍與審美無關。

在現代語言藝術中，大概只能產生“經典”而不能產生“經”。本來一直沿用“經學”的方法來對待它們，卻僅僅可以走到“經典”而止步。原來這里有一個心照不宣的標準：“經典”是低于“經”的。大致來說，正因為這二者的極為不同，有人才對現代藝術三緘其口。在他們心目中，現代之“經”早有歸屬。當然如此，對藝術家來說，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文明的不得已

今天看來，遠古對于文辭的書寫和記錄是非常簡陋甚至艱難的，由于缺少記載和傳播的工具和手段，常常造成了存留的艱困，流布狹窄甚至阻絕。《詩經》就是在這種境況下得以保存和延續的，其中坎坎坷坷，通過傳唱、注釋和抄寫，導致了多版本與多謬錯。與其同期，除了一部《尚書》多少留下一些文字外，其他典籍幾乎沒了痕跡。《詩經》是那么孤單，甚至是唯一，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對于中國那個時期的歷史、思想和法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承載與傳遞功能。關于那個時代，人們所能尋找的所有文字依據中，《詩經》可謂最重要的載體，因為除此之外再無更多的文字可以依傍和參考。它是認識那段歷史的重要佐證，所以才要“以詩證史”或“以史證詩”，進入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

由于長年的兵燹戰亂，更有后來秦代的焚書坑儒，《詩經》與同時代的其他文字經歷了空前的劫難。我們今天看到的“詩三百”是劫后余生，它的詞匯和篇目次序，甚至是內容本身也就免不了多有爭執。用竹簡刻記這么多內容，歷盡磨難保存下來，不能不說是漫長歷史中的一個文化奇跡。所以《詩經》之為“經”，它的神圣，也來自文明的不得已：既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一個產物，又是我們所能依賴的極少數結晶。它的極少數、它的孤獨，也造成了其不可取代的唯一性地位。

由于文字刻錄的艱難，由于書寫工具的簡單和原始，文字的茂長繁衍也就受到了限制。“極簡”，這也成為遠古語言文字的共同特征。語言的膨脹和蕪雜幾乎是伴隨著現代書寫而開始，現代科技的發達，加劇了文字的鋪排和泛濫。在遠古，簡化濃縮卻是一種必須，以極少的符號代替極多的內容勢所難免。但是，極端的簡化也容易造成疏漏和多解，會造成一種神秘。所以讀古詩必須簡中求繁，而看今詩卻要繁中取簡，這是兩個相反的方向。對于那個遙遠的朝代，由于我們缺少更多的文字記錄去認識和了解，所以就要特別依賴這些簡約到極致的記錄，從有限的字里行間考察當時的名物、制度、山川、社會生活和人文風貌。也正是這種簡而又簡的記載，這種種局限之中，留給了我們巨大的詮釋空間。也由于它的過度濃縮的堅實品質，使它能夠抵擋漫長時間的侵蝕與揮發而不變質，并且還隨著時光的推延、因無數詮釋而變得更加豐腴和龐大。

可以理解的是，正是在這漫長的演變過程當中，留下了大量的誤解和蕪雜，更有言不及義的文字。我們今天面對的是遙遙時光中堆砌的《詩經》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從這浩瀚的文字堆積中，也仍然會看到文明的不得已，看到人類的精神探究之路上遭遇的無數困境。我們的祖先沒有力量保存一部完整無損的《詩經》，就像無法保存《書經》和《樂經》一樣。除卻那場焚書坑儒的文明浩劫，在它之前和之后，已經流失了諸多文字記載，湮滅了諸多文化成果。這是文明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哀。

碩果僅存，必會得到格外珍惜，它的任何一點實用性和可能性，都會受到后來者的盡情發掘和想象，但是在這循環往復的認識、爭執和交鋒中，也就越發難以收攏它的邊界和確定它的意義。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本可以從審美進入社會政治和道德倫理層面，但在《詩經》這兒，卻走了一條大致相反的路徑：越來越多地從經義進入，而后才衍生出文學審美。這是一種倒置。這種倒置也是一種不得已，因為《詩經》本身承載太多，囊括太多，幾乎成為關于遠古的極少數的文字依賴，我們實在需要從中尋找歷史、尋找事件、尋找法度、尋找其他種種。這些思維和探究似乎更偏重于物質層面，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壓迫了精神，比如它深刻的浪漫氣質，似乎總是發掘不夠。

如果《詩經》所記載的社會情狀還留有其他一些記錄形式，那么《詩經》作為一部文學輯錄，其社會地位和倫理功用就會大大降低，人們會更加注重它的詩意本身。一個時期的古代典籍的總和，它們所含有的復雜元素，其地位和重量，往往會被分隔成許多單元和部分。可惜與《詩經》同時形成的文字留傳下來的太少了，我們所接觸到的同期《書》之類的文字，即便真偽相加也沒有多少。

《詩經》的版本在當年也不會太多。人們總要設想：豐富的民間歌詠，眾多的士人創作，還有龐大的宮廷制作，加起來怎么只有三百多首？既然當年有過采詩制度，最后由官家選編，那么就一定是從無數民間創作中選取的一小部分。至于說后來孔子加以刪削而形成了最后的篇什，更是不可思議。眾多的創作只能保留三百多篇，這也多少說明了傳播與記錄之難。當時沒有發達的印刷術，靠竹簡刻記，可以想象一部“詩三百”應該是一個多么龐大的固體，它堆積在廟堂里，已經是一個非常觸目的物質存在了。這么巨大的一個體積，不僅傳播艱難，即便保存也成為相當復雜的一件事。可以想見，當年要出現一個復寫本，會耗去多少人力物力。我們都知道物以稀為貴的道理，也正是因為文字讀物的絕少，它才變得格外神圣，以至于成為我們民族的秘語和寶藏：一切求之于它，一切寄托于它。我們把美好的想象和更多的意義都賦予了三百篇，它是那么多解，那么不可窮盡，最終由最簡變成最豐、最少變成最多。

在時間的漫漫長河中，關注的強光一齊匯聚到這些古簡之上，終于使它變得光彩熠熠，炫目耀眼。我們作為后來者，有時會因為長時間的凝視而感到不適，于是就要從它的反射光里尋覓，由此找出自己的一點見識，發出當代人的一絲慨嘆。經過了幾千年的反復光照，新的認識與發現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了。相反，在現代網絡時代的強大覆蓋之下，這樣的一部典籍卻變得更加沉重難移，以至于有點不可接近。我們掀開一層層遮蓋，重新打量和撫摸，讓它在視野里再度閃爍誘人的光澤，將是一個困難的、需要忍耐的堅持的過程。

現在，也許仍然沿著“經”的意義與路徑進入，帶著一種敬畏和費解的興趣，才能一點點走進它的腹地。接下去我們面臨的將是更加不可思議的困窘與尷尬：它所記述的那個世界、它本身，都太過遙遠和陌生，這里何止是多義與費解，簡直就是完全隔膜。我們離開了工具書甚至不可誦讀也無法吟哦，它與我們當代人的語言習慣、生活狀態和數字時代特有的思路心境，完全兩途。

是的，它是遙遠的生命符號，貯存了一段特殊的文明。它不屬于今天，而屬于一個遙渺的過去。面對那個早已湮滅的遠古文明，它似斷還連的脈跡和淵源，讓人多少有些無可奈何：要繼承卻心存恍惑，欲背棄卻實有不甘。網絡時代所擁有的另一種縝密和強大，它的現代理性、科技主義擁助下的分析力，將變得一無所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面對自己最古老的文明，這種不得已都是相同的。西方的幾大史詩，遙遠的亞瑪文明和印第安文明，都時常處于這種尷尬境地。但是任何一個民族，維護自己文化血脈的傳統和依據，是后來者必要去做的神圣事業，是不可終止的奮斗道路，因為誰都不可以斬斷自己的過去。然而回到過去與走向未來相比，回返也許是更為艱難的一件事；如果說走向未來是人類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是延伸和繼續的慣性，那么返回過去，則需要突破無數的阻障和迷霧。盡管如此，昨天與今天的銜接，仍然是任何一代都務必要做的事情，這可能真如大詩人屈原所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窘境，有時也來自文字極度揮發之后的中空感。我們是在不可承受之輕中，去撫摸無比沉重的過去。如果說《詩經》的每個字具有一噸重，那么網絡時代的每個字還不足一克，由一克去對接一噸，會變成多么困難和荒謬的事情。我們可以說《詩經》的時代是簡單、粗率和艱澀的，但我們同樣也可以說那是一個自由、富麗和強大的時代，是以少勝多、無比堅實的時代。可以設想，如果將這濃縮凝固的文明硬塊放進現代湯水里去浸泡，要讓其融化是多么艱難。我們挾現代技術帶來的全部技能和智慧，也仍舊對其一籌莫展。面對留下來的古物，我們常常無從下手，徘徊良久，想膜拜找不到理由，想進入摸不到路徑，既說不出多少真實的感受，又沒有認定的力量：我們在重復了無數次的關于“經”的語言面前，再度失語。

在這條由“詩”到“經”的道路上，我們可以相信的太多，可以懷疑的也同樣多。我們不得不相信以往的時代，相信種種界說，以此來安放現代人心中的“經典”。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真的是我們心中的唯一，我們將由此而驕傲。

刊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