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這40年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國家的巨變，縮小到微觀層面，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經歷了個人命運的變化。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我的四十年”叢書。

這套書包括《四十年四十人》《四十年來家國》《親歷中國四十年》三本。據出版社介紹，叢書關注改革開放歷史下的個人命運，在全球征集、遴選了40位中國人、40位海外華人和40位在中國工作、生活、創業的外國人，講述自己與改革開放緊密相連的人生經歷，書寫120部真實、生動、豐富、獨特的“個人史”，結集全景式展現改革開放40年。其中，不乏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云、吉利集團創始人李書福、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等名人的口述史。

《我的四十年叢書》書影

樊建川1967年生于四川宜賓，是建川實業集團董事長。1990年代末，傾盡經商所得成立建川博物館，于2005年建成全國最大的私人博物館聚落。

樊建川現在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建川博物館館長。但改革開放40年中，用他的話說，自己“下過鄉，當過兵，教過書，從過政，經過商”，既是親歷者，又是建設者。改革開放開始之際，樊建川22歲。那時候高考剛恢復，他用20多天拼命復習，成為改革開放后部隊考入軍校的第一批大學生。從西安政治學院畢業后，他當過老師，后來轉業到宜賓當公務員，1991年成為宜賓市副市長，宜賓現在著名的“碎米芽菜”公司就是他執政期間創辦。從副市長任上辭職，樊建川又親自“下海”，去成都進入房地產行業，還被評選為成都市杰出市民。

“我從一個無證人員變成成都市的杰出市民，這是什么原因？是我樊建川有本事嗎？不是，不是我有本事，是改革開放有本事。”樊建川回憶，改革開放之初，他們家五口人，只有一輛自行車，已經算是很富裕的家庭，“但現在呢，我女兒有臺車，我女婿有臺車，我妻子有臺車，我自己有臺車，這就是這40年的變化。其實我們一個家庭的變化，只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縮影而已。”

感慨于此，樊建川一直想在建川博物館聚落中做改革開放陳列館，目前已經建好房子，文物也征集了十幾萬件，1990年代的“大哥大”、重慶“棒棒軍”挑擔子用的棒棒、動車上的“和諧號”布條……都成為他的珍藏。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這四十年里面。而承載這份記憶的，留下這段時光足跡的，就是一個個小物件。每一個有意義的物件，比如第一次出國的護照、第一次辦企業的營業執照、下崗證、低保證等等，我們覺得有意義的，就把它保存好，別扔了，要扔就扔給我，我這兒有個巨大的倉庫，我都存起來，到時候輪流展覽出來。一個時代的變遷，今天發生的事明天就變成歷史了，我們每個人都應悉心保存歷史，保存我們共同的記憶。”樊建川說。

美國人拉賈·馬格斯維倫1974年來到中國，此后40多年來一直留在中國，目前一家人定居北京。

最初來到中國時，糧票、布票等聞所未聞的東西讓馬格斯維倫一頭霧水，但他很快適應了在中國的生活，并懷著對中國的感情留了下來。

馬格斯維倫學習的是計算機專業，學成之后，在中國科學院的計算所工作。當時中國計算機專業幾乎是從零起步，馬格斯維倫和幾位老師一起研發了漢字輸入標準，后來這個標準成了國家標準。當時很多中國人沒有護照，出國極為困難，身為外國人的馬格斯維倫擔起了去美國學習技術、購買材料的重任，還在美國各地演講，爭取美國各公司的信任和投資。

“那時候蘋果公司、IBM公司，都認為中國是個窮國，也沒有大規模使用計算機的可能，不值得開拓市場。”馬格斯維倫就花大量時間制作幻燈片，還在雜志上發表自己的文章向大家普及，“我當時在演講里說道，計算機十年內會進入中國家庭。十年后果然如我所料。連手機的市場我也做過調查，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二三十年后，連賣菜的人都會拿著手機，現在也實現了。”

除了本職工作，馬格斯維倫在中國還有一段著名的副業，投資創立了“小護士”化妝品牌。20世紀80年代時，雖然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但中國的市場上外國商品很少，只有上海、北京極少的幾家公司做化妝品。馬格斯維倫無意中發現301總醫院的皮膚科有一個叫做消斑靈的發明，祛斑效果良好，而且沒有任何副作用。

“我當時就思考，如果能給它一個名字，給它一個品牌，給它一個經營模式，最后包裝起來進行商業化運作該多好。”于是，馬格斯維倫投資10萬美元和301醫院的王大夫、李志達等幾個合伙人在深圳成立了麗斯達化妝品有限公司，“小護士”很快成為暢銷全國的護膚品牌。

“我確實可以驕傲地說，我把青春歲月全部獻給中國。所以現在中國變得如此富強，我非常自豪。”馬格斯維倫在中國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三個孩子。經歷了40年的巨變，一步步看著老百姓的生活出現改善和轉機，他覺得自己是幸福的，“這就是改革開放最關鍵的一點。別忘了生活是個過程而不是個目標。”

“在林林總總的研究改革開放史的成果中，除了宏大敘事的‘改革開放全史’，也需要有以‘人’為主體和主線的有血有肉、有過程、有成長、有故事、有細節的改革開放‘個人史’。不僅因為改革開放改變了無數個人的命運，而且這一個個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才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推動者、行動者和劇作者，也是改革開放紅利的受益者。”叢書主編、中央黨校原校務委員、科研部主任韓慶祥教授表示，出版個人口述史的意義正在于此，“從茫茫人海中征集到的這120個人的故事，匯集到一起，可以映見無數個人命運的發展改變，映見四十年來鼓蕩的時代大潮和宏偉的壯麗史篇；也可以映見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史。”

“歷史，是一個國家、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集體經驗，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也天然是歷史的書寫者。”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認為，在零零總總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出版物中，“我的四十年”叢書具有鮮明的選題特色和存史價值，“本叢書組織‘歷史現場’中‘每一個人’一起來書寫改革開放的歷史，記錄個人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是一部有血有肉有溫度的具備持久生命力的改革開放‘史記’，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