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中原傳媒北京分公司與北京魯迅博物館合作開辦的魯迅書店正式開業。該書店就位于魯迅博物館院內，開放以后游客可以進入書店內購書、閱讀與休息。

正值魯迅書店開業，“魯迅出版思想與文化自信”學術研討會也在書店內舉行。北京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黃喬生、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譯林出版社社長顧愛彬等出席活動，大家對“魯迅出版思想”進行了梳理，并結合出版界的現狀做了討論。

魯迅先生自1912年起在當時的教育部工作了十多年。他的職務是社會教育司僉事、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事務。魯迅考察新劇，選擇興建公園的地址，視察國子監及學宮的古文物，主持籌備全國兒童藝術展覽會，參與籌建京師圖書館和歷史博物館，做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

魯迅是一位具有開拓精神的編輯家、出版家。他在從事文學創作與進步文化事業的同時，也積極參與圖書報刊的編輯出版工作，主編或參與編輯近三十種報刊，創辦、主辦七家出版機構，和大約60家出版機構有交往，在現代出版史上拓展出“一片嶄新的文場”。魯迅作為現代新文學和新文化的杰出代表，努力為“舊邦”開出“新命”。

中原大地傳媒總編輯耿相新談到，雙方合作開辦的“以弘揚魯迅精神、傳播民族文化”為宗旨的魯迅書店，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學習繼承魯迅的文化思想和出版理念，“中原出版集團特別是具體魯迅書店管理運營的中原傳媒北京分公司，將努力把魯迅書店辦成傳播先進文化的出版陣地。我們中原出版集團和魯迅博物館有著長期的合作，我曾經是大象出版社的總編輯和社長，2001年我接任我們老社長周常林，他當時交代我說，你首先要到魯迅博物館去拜訪一下。我們大象出版社有魯迅情結，在辦魯迅的期刊比較難的時候，魯迅博物館也對我們出版社提供了非常多的幫助，比如當時曾經有個承諾，說是魯迅博物館的出版資源都由大象出版社獨家出版，我們當時出了《魯迅圖傳》《魯迅藏書》，《魯迅藏書》在市面上早就看不到了，幾乎快成文物了。”耿相新談到，“雙方同時也希望將魯迅書店辦成一個研究魯迅的學術中心，變成一個傳播的平臺，我想以此書店作為平臺團結全球、全國的魯迅研究或者搞現代文化研究的傳播平臺。”

三聯書店原總經理樊希安認為，魯迅書店應當在它的開辦上更能夠突出它的思想性、特色性、專題性，而不是辦成一間普通的書店，這也是三聯書店在開辦第一間24小時書店時李克強總理給他們的寄語。

樊希安談到三聯出版社和出版魯迅書的淵源。“我到三聯書店工作的時候，策劃出版過一本重點選題《魯迅箴言》，用語錄體的方式適應閱讀碎片化的需要，當時策劃搞一套書，但是所有箴言當中都是以《魯迅箴言》打頭，因為魯迅是第一思想家。這套書我們發行了3萬套，出版了日文版、韓文版、中文版繁體字版。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不學魯迅中國人就會缺鈣。”

“魯迅對中國的文化建設貢獻是巨大的，魯迅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了14年，他是社會教育科的科長，他在出版方面的貢獻是把《四庫全書》由內務部運到國家圖書館，還通過內務部做了規定，所有出版社出的圖書要送一本到圖書館供存藏和閱讀，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我們國家有版本圖書館，我們現在出版社出的書都要送圖書館供大家閱讀。”樊希安說。

百道網總裁程三國看到了魯迅書店背后的IP價值，“魯迅是文化巨人，有無窮豐富的出版資源，同時從商業角度來講魯迅還是超級IP，書店不光是賣書，還可以做文創、餐飲，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個超級IP后面可以延伸和開發的想象空間應該是特別大。”

現場大家都談到魯迅的書店情結。1927年，魯迅從中山大學大鐘樓搬出之前，在芳草街租了一個房子擬開成書店，3月份，書店正式開業，招牌上寫的是“北新書屋”，相當于北新書局設在廣州的代售點，實際上完全由魯迅自收自支，北新書局不參股，也不干涉經營。因為魯迅和許廣平都在教書，沒時間打理這家書店，所以委托許廣平的妹妹許月平做店長。但是好景不長，由于蔣介石在廣州“清共”，進步出版物受到查處，再加上魯迅不善經營，書店迅速走下坡路。這年6月30日，魯迅在信中寫道：“這里的北新書屋，我想關閉了，因為我不就總須走開，所以此信到后，請不必再寄書籍來了。”同年8月，北新書屋關停，剩下一批沒有賣完的書，被魯迅低價轉讓給了永安路的共和書局。

日本神保町有條號稱“書街”的神田街，有很多各種各樣的獨立小書店，往街里邊有間著名的內山書店。魯迅先生在日本留學時的友人內山完造曾于1929年在上海創立內山書店，這是魯迅晚年常去的地方，后來內山的親屬在東京創辦了同樣的內山書店傳承書店的歷史。書店不大，里面放著許多魯迅先生的照片和他的著作，中日兩文的書籍都有。

中國魯迅研究會秘書長董炳月認為，書店對魯迅非常重要，“魯迅來到北京時沒有什么事兒做，當時教育部不像現在這么有權力、有錢，魯迅的日記談到他剛到北京時枯坐終日，后來他就開始到琉璃廠買書，琉璃廠隔三差五就成了魯迅日記的重要內容。到了1912年的年底，他就買了很多書，魯迅在1912年年末的日記記載：今年購書總計164.3280元，5月至年末購書160多元，但是其中并沒有善本，12月31日燈下記之。”

耿相新提到，魯迅雖然是五四運動、新文化的開創者，但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像金石、碑帖等也都有深刻的理解。“五四那一代人學養深厚，接受了西方這些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現在很多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不了解就談里面的弊病陋習或者是歷史虛無主義。我也到博物館看過魯迅大量藏書，很多都是中國古代的，筆記小說非常全，對唐代的研究也是非常全的，魯迅是有很大的計劃想做唐代文化。這點是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的：即他們那一代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黃喬生談到，隨著出版形式的多樣，大家都在做數據庫、電子化，魯迅的數據庫也相當有示范意義。“魯迅研究是中國所有的研究中算是比較充分、成果比較豐富的一門學問，它和紅學，再小一點的許學、文選學，原來都達到過國家學問層面的，中央曾設了一個魯迅研究室，專門整理研究魯迅，所以他的成果輻射的面比較廣，如果拿這個來做一個數據庫，我覺得對各門學科都是有影響、有示范效應的。”黃喬生談到。

關于魯迅書店的運營，顧愛彬談到，首先不能用經濟指標去做硬性要求，“我覺得出版是要養的，尤其在越來越商業化的現在社會中，出版沒有一定的時間很難做好的。我覺得讓它慢慢養，養的白白胖胖的，比如譯林出版社，有些方面我們還在養。這也是現在為什么中宣部要直管我們的出版，我覺得這個很有道理，我們做出版不是為了賺錢，我們的職責就是搞文化，回到這個國家文化自信上，我覺得我們出版人富有特別特別重大的責任，盡管現在很多人在唱衰我們行業，說出版業不行了，多長時間就會沒有了，我自始至終覺得我們出版業會越來越好，很多人現在加盟到我們行業來，民營資本有更多人加入進來，我們責任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