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發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之作，它以石破天驚的方式發出了現代中國的第一聲“吶喊”，被譽為文學的“人權宣言”。因為這樣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對它的闡釋和析讀百年來從未中止，盡管在不同時代和文化語境中的解讀存在差異，但在總體的認識評價上始終保持著一致。一方面，它在思想意義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揭示封建倫理的“吃人”本質，以“救救孩子”的吶喊開啟了那場以掀翻吃人筵席為理想的思想運動；另一方面，它以“新奇可怪”的藝術效果開創了現代短篇小說的審美方式，在其“異樣的風格”中給人帶來“一種痛快的刺戟”，“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耀眼的陽光”，“感著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

多年來，較多引起討論乃至爭論的還是狂人的形象。比如他究竟是真瘋還是佯狂？是獨醒還是被誣？他最終的“赴某地候補”，究竟是病愈還是自暴自棄？……。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理解不僅豐富和加深著對于魯迅的理解，同時也體現出不同時期不同研究者的認識角度與關注焦點的不同，構成了一部獨特的“狂人”研究史。時至今日，這部經典文本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召喚著新的討論與新的闡釋。

一

曾有學者提出，“狂人的主導心理特征是恐怖和發現”，并且，“狂人的恐懼和發現→夏瑜的奮斗和悲哀→N先生的失望和憤激→呂緯甫的頹唐和自責→瘋子的幽憤和決絕→魏連殳的孤獨和復仇，以及《傷逝》在象征意義上表述的‘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的絕處逢生的希望和彷徨，這是歷史‘中間物’在社會變革過程中間斷與不間斷相統一的完整心理過程，它構成了《吶喊》、《彷徨》的一條內在感情線索。”這條線索雖然可能過于清晰完整了，但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貫穿了魯迅筆下一系列相關的小說人物，解釋了他們的聯系，總結了他們的命運；同時，也通過這些人物的命運呈現了魯迅本人的思想發展和內在邏輯；甚而可以說，這里還反映著魯迅那一代人共同的處境與思考。

既然狂人是這個鏈條上的第一個形象，所以還是回到起點，談談他的“恐怖和發現”。這里，我更愿用原文中頻繁出現的“怕”和“醒”來作為概括。與“恐怖和發現”相比，“怕”與“醒”也許更接近感性的層面，更有生理性、肉身性的特征，它們更像是出于本能，之后在理性的逐步加強中慢慢變為自覺。換句話說，怕和醒正是覺悟的開始，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狂人的形象是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的，確乎不能等同于一名已經成熟自覺的戰士。

此外還需強調的是，“怕”和“醒”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二者甚至是互為因果的。醒是怕的開始，怕是醒的表現。也正是這種既醒且怕、越理智就越驚惶的狀態，構成了常人眼中的“狂”。

日記的第一則就是從“醒”和“怕”開始的：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這是精妙的起筆。第一句的感嘆看似與正常人無異，但到了第二句，“狂人”形象就現身了。三十多年不見月光，這當然是昏話和胡說，但這顯然也是一語雙關，即如嚴家炎先生所言：“奇異的感覺，不正常的推理，完全是狂人的一派瘋話！然而，其中有些話語又隱含著象征、雙關的意義。‘月光’，就不僅指現實的月色，也是光明的象征。狂人見了它，感到‘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這里就暗寓著主人公告別過去‘發昏’的生活而有所覺醒之意。”確實，“覺今是而昨非”是“醒”的最直接表現；豁然開朗的“爽快”也是初醒者精神解放的第一感受。但是緊接著，狂人立刻就說出了“然而”，也就是說，與爽快相伴隨的——幾乎是直覺性的——他感到了“怕”。而且他知道，他“怕得有理”。這個怕并不是怯懦的恐懼，而是清醒的直覺，因為覺醒于蒙昧的庸眾之中，他知道他必將被視為異類，因而也必將在尚未得到改變的舊秩序中遭到迫害。

在第二則日記中，“怕”出現的頻率更高了。先是在別人的“眼色”里看到了危險，看到趙貴翁和“一路上的人”都“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于是在各種陰謀虛偽的兇相中，“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與第一則日記中的“怕”相比，這時的怕已經不是出于直覺，而是源于觀察和分析。狂人通過對周圍人的眼色、臉色、議論、笑容的觀察，極力想要破解人們的心思，他甚至通過大聲的質問、自以為是的推理來尋找答案，雖然并沒有什么結論，只得到了“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的感慨。

但值得注意的是，狂人在“從頭直冷到腳跟”的同時，卻也說出了“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這并不是自相矛盾，而顯示了他的“怕”與怯懦的不同。正因為這已不再是直覺的怕而是理性的清醒，所以在看穿了人們的詭計和把戲、預見到可能的加害的同時，反而激發了狂人的勇氣。

也就是說，第一、二則日記中的“怕”，正暗中表現了“醒”的過程。這“醒”正是由“怕”體現出來的，而且，從直覺的怕到理智的怕，已經說明了醒的程度正在加強。于是，在第三則日記里，“醒”代替“怕”，變成了主角：

晚上總是睡不著。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

生理意義上的“醒”確實表現為“睡不著”，而在雙關的意義上說，思想上的覺醒也必然讓人不會再甘于墮回蒙昧的狀態中去。在之前觀察和分析的基礎之上，醒來的狂人開始自覺地“研究”(“研究”這一明顯帶有現代性色彩的詞匯無疑再次強調了其理性自覺的意義)。他研究的目標是那些原本不假思索的“凡事”，而他所謂的“明白”，也就是要打破“從來如此”與不假思索的老例，對這些“凡事”給出新的、理性的判斷。

正是在“橫豎睡不著”的清醒狀態里，狂人的“研究”得出了最為重要的結論，那就是：在歪歪斜斜沒有年代的歷史的字縫里，他看到“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中，他不僅“明白”了歷史的“吃人”本質，更看到了滿紙“仁義道德”的虛偽，也開始“曉得他們的方法”，包括他自己將要被逼、被誣甚至被吃的可能。也正是經過清醒的觀察和研究，狂人的心理發生了重要變化，逐漸由感性的“怕”變為了理性的“不怕”。

狂人最初的怕是本能的、直覺的，是由生命意識的蘇醒所帶來的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怕，也曾出現在魯迅其它的作品中，比如，在《阿Q正傳》的結尾：

……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風似的在腦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只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兇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里嗡的一聲，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

臨死之際的阿Q終于懂得害怕了。這一段回旋在他腦里的“思想”實在是很不“阿Q”，從寫作上說甚至有痕跡太露之嫌，但也正是這硬來的一筆用一種“怕”和一句未及出口的“救命”寫出了阿Q在最后時刻似乎要“醒”來的可能。

阿Q最后的怕與狂人最初的怕是相似的，怕死與喊救命，都是求生意識的表現，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對“生”與“活”的自覺。與之不同的是那些在前啟蒙狀態中懵懂地生、糊涂地死的人們，他們當然也并不想死，但對死亡本身卻也談不上什么恐懼。比如順從父命服食人血饅頭的華小栓，連吃“藥”也不過是他聽天由命的一部分而已。再比如認真思忖過死的問題的祥林嫂，與其說她怕死，倒不如說她只是畏懼在陰間被劈成兩半。甚而，相較于人世的冷漠，祥林嫂倒是愿意赴死的。我以為小說之所以模糊了祥林嫂的死因，就是作者對她可能死于自盡的暗示。因而，對比之下，狂人對死亡的恐懼是強烈的，但這并不等于怯懦，而是一種對生命的自覺。

有意味的是，狂人的這個“怕”卻在一步一步“醒”來的過程中變為了“不怕”。他一再說到的“我不怕”、“我有勇氣”，正是來自求生與啟蒙精神所催生出來的勇敢力量。換句話說，狂人因為醒所以怕，卻也因為怕死和求生而越發自覺地要求徹底覺醒。因而，面對“吃人的”“一伙”，他越來越“勇氣百倍”，“偏要問”、“偏要說”，偏要發出他質詢、控訴、警勸的聲音。最終，他在清醒與勇氣之中終于看到了“一條門檻，一個關頭”，那就是從“說不能”開始，即對“從來如此”的一切，發出第一個否定的聲音：“不能！”狂人相信，“跨過這一步”，一切便會不同，“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日記的語言雖然是凌亂破碎的，但狂人的邏輯其實相當清晰。在以往的研究中，對狂人形象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其狂態掩蓋之下的微言大義與當頭棒喝，而忽略了其心理和思想的變化過程。事實上，作者在此埋伏著一條思想發展的線索，通過狂人的“醒”的加深與“怕”的減弱，精微地寫出了一個啟蒙和覺醒的過程。認識到這個過程，我們或可不必再爭論他是真瘋還是佯狂，因為他既非普通的瘋子，也不是被誣的戰士，而是一個一步一步覺醒過來的“真的人”。

二

《狂人日記》就像是魯迅小說——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篇總序，涉及和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有關這些問題的思考延伸在魯迅本人以及他人后來的相關作品中，歷史地形成了某種系統，在每個問題上都延展出更多的思想探討和文本實績。在這個意義上說，狂人形象的意義也超越了其作為個體的意義，而成為某種思想或某些問題的承載者。在狂人的身后，在魯迅日漸深入的思考中，又陸續出現了一批類似的人物形象，共同承載起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在這個人物系列中，就包括了夏瑜(《藥》)、N先生(《頭發的故事》)、呂緯甫(《在酒樓上》)、瘋子(《長明燈》)、魏連殳(《孤獨者》)，以及實有其人的范愛農(《范愛農》)。

這幾個人物當然并不都是“狂人”，但都多少有些迥于常人的行狀。夏瑜面臨就義之際“還要勸牢頭造反”，被打之后還要說打人者可憐，“簡直是發了瘋了”。N先生“本來脾氣有點乖張，時常生些無謂的氣，說些不通世故的話。”呂緯甫也曾有“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時候。”范愛農也是“離奇”，“回到故鄉之后，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最明顯的是瘋子和魏連殳，直然就是鄉人眼中令人憂懼的“大害”和“異類”。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這些人物的描寫已與《狂人日記》的寫法有所不同，雖然仍以某些獨異的言行來表現他們超拔獨醒的狀態，卻都不再將之呈現為病狀。即便是吉光屯里的“瘋子”，在敘述者的眼中其實也全無病態：

他也還如平常一樣，黃的方臉和藍布破大衫，只在濃眉底下的大而且長的眼睛中，略帶些異樣的光閃，看人就許多工夫不眨眼，并且總含著悲憤疑懼的神情。短的頭發上粘著兩片稻草葉，那該是孩子暗暗地從背后給他放上去的，因為向他頭上一看之后，就都縮了頸子，笑著將舌頭很快地一伸。

從這段描寫中絲毫看不出這是一個瘋子，相反，這更像是一個清醒的覺醒者，甚而更進一步，是一位清醒并且已付諸實踐的戰士——雖然是個單槍匹馬，找不到斗爭方式的失敗的戰士。他“悲憤疑懼”的神情說明了他的覺醒，他眼里“異樣的光閃”可以理解為理性的光芒，他看人不眨眼的方式也可以理解為犀利與洞察，而唯一可被視為失常的頭發上的稻草葉，其實只是小孩子惡作劇的結果。

如果說“狂人”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還存在真瘋的可能，那么，到《長明燈》中，這個“瘋子”就純粹是被庸眾和看客所誤解甚至誣害的了。魯迅在寫法上的變化體現著思考重心的變化，就是說，在對覺醒本身和過程的強調之外，他更多地關注于覺醒者與未啟蒙的庸眾之間的隔膜與沖突，以及——也是最重要的——覺醒之后的出路問題。

在《狂人日記》中，對狂人后來出路的交代是模糊的，因而這也引起了最多的爭論。文言小序中的交代是：“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也就是說，狂人恢復了“正常”，回到正常人的正常社會秩序之中去了。對此，以往的爭論中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投降”，也有人為之辯護說只是普通的任職，不帶有鮮明的傾向。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他至少看起來是病愈了，赴任也總算是狂態的結束。但是當然，對這個問題的深究還是會引發不同的理解，即：他究竟是恢復了常態？還是隱埋了內心？這是他的墮落或投降？還是他的自暴自棄？抑或又是在隱忍之中繼續苦悶的探索？我以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回到魯迅的思想之中，討論他的構思中包涵著怎樣的意蘊。而要想弄清他的意圖，就還需要結合他筆下其它相關的人物形象，不僅弄清魯迅在《狂人日記》寫作當時的思考，也追問他在日后創作中對這個問題的深化。

最具有參考價值的就是“孤獨者”魏連殳。這是一個早就以“古怪”和“異樣”聞名的“異類”，雖然不算狂人，但其行狀樣貌也多少與常人有異。比如他“兩眼在黑氣里閃閃地發光”的樣子，他“對人總是愛理不理的，卻常喜歡管別人的閑事”的態度，還有他獨身的原則、對祖產的另類安排，以及對小孩子的特別態度等等，都是常人所無法理解的。特別是他在祖母大殮的儀式上，雖然看似墨守成規，但在眾人拜哭時不落一滴淚，繼而又在所有人都安靜了之后發出長嚎般的痛哭，“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其言行的種種出人意料，都是“老例上所沒有”，因而顯得無比特異、迥乎常人。

但是，在魯迅的筆下，魏連殳并不是一個瘋子，他的獨異源自他的經歷、更源自他的覺醒。他外出游學、離家多年，早已成為一個以新式科學(動物學)為業的新型知識分子，無法回到原有的社會秩序之中。《孤獨者》強調的并非魏連殳是如何的怪，而是這個怪人到底有多么的孤獨。換句話說，重要的是這個已經醒來的狂人是如何在夢醒之后走投無路，最終選擇了一條看似荒唐其實慘傷的絕路。

魏連殳命運中最大的戲劇性轉折就是他從學界失業之后，走投無路最終從政，“做了杜師長的顧問”。魯迅的妙筆對于這個突發的轉折和特殊的經歷給予了濃墨重彩的描繪，借大良們的祖母之口，寫出了世人眼中魏連殳的變化：“自從交運之后，人就和先前兩樣了，臉也抬高起來，氣昂昂的。對人也不再那么迂。”“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待到死了下來，什么也沒有，都糟掉了。”“他就是胡鬧，不想辦一點正經事。”而這些看似荒唐的異狀，在魏連殳本人字字血淚的信中，早已做出了解釋：

“……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

……這里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

……現在忘記我罷；我現在已經‘好’了。”

魏連殳的自暴自棄源于徹底的絕望，他終于在這條自己選定的死路上迅速走完了余生。他并不是自甘墮落，事實上，一直到死他都沒有真正變為舊秩序的一分子，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著”，“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可以說，魏連殳至死都是清醒的，這個結局是他在沒有選擇中的選擇。從魏連殳的身上，我們似乎看到狂人“赴某地候補”的某種可能，那些在《狂人日記》里也許未及想到和寫到的部分，似乎在《孤獨者》里得到了延續。或許，正是因為被當作瘋子囚禁讓狂人忍無可忍，所以他以赴任候補的方式逃離故鄉，也或許會以同樣的方式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我們雖然不能說《孤獨者》就是《狂人日記》的續寫，但至少可以說，在魏連殳的身上，魯迅在繼續著對狂人的出路的思索。而且，在親身經歷了“五四”落潮和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之后，1925年的魯迅比起1918年發出第一聲吶喊的時候，只會增添了更多的悲憤和無奈，因而，他對于啟蒙者出路的探索必然已超過了對于覺醒本身的關注。

與魏連殳殊途同歸的還有魯迅的好友范愛農。在魯迅的筆下，范愛農是一個比魯迅更清醒更深刻的覺醒者，這一點從他們在東京為是否因徐錫麟被殺而給政府發電報的爭論當中就已可以看出。但就是這個更清醒更深刻的范愛農，同樣逃不出走投無路的困境。從學界失業之后“什么事也沒得做”，終于也沒有人“愿意多聽他的牢騷”，只能在孤獨絕望中郁郁而終。范愛農的尸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作為深知他的摯友，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并且相信“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并無證據”。范愛農最終的“直立”姿態，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魏連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樣子，前者的寧折不彎，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與精神的最好象征。

綜觀狂人形象系列中的人物，大體可以分為三種結局。第一類就是夏瑜和瘋子這一類，他們結局的性質應該屬于犧牲。雖然瘋子被囚禁在社廟里一時或未有性命之危，但一來這種關押幾乎等同于戕害，大概難有重見天日的希望；二來，小說中兩次出現小孩子用葦葉“對他瞄準著，將櫻桃似的小口一張，道：‘吧！’”這無疑是一種強烈的暗示，預示著瘋子終會被他所想要喚醒的人們殺害的結局。第二類則是魏連殳、范愛農式的結局，是典型的“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的悲劇，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清醒地選擇了絕路，他們的自我毀滅并不是因為怯懦，而是源于絕望。而第三類狂人，就是N先生和呂緯甫這一類，他們幽憤、頹唐但仍不甘墮落，也并未完全麻木，只是他們看不到出路，所以也幾乎無從做出選擇，找不到行動的方式和方向。

說到底，這三種結局其實都算不上是出路。而這無路可走的真實狀態，就是魯迅在狂人“醒”來之后提出來的比“醒”本身更加沉重的問題。當初，在錢玄同動員魯迅寫作的時候，魯迅曾以“鐵屋子”的寓言征問過他這位激進的朋友：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雖然最終因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的希望，魯迅答應錢玄同開始為《新青年》做文章，但事后看來，這個疑問始終沒有被他所淡忘。在魯迅的筆下，從一開始出現的就是那幾個“較為清醒的”“不幸的少數者”，而他們在他的筆下，無不受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且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入死滅。這并非是魯迅冷酷無情，而是作為思考和寫作者的他也并沒有尋到出路，他沒有辦法為筆下的人物預設一個完滿的結局，因此他選擇用清醒的筆寫出這無路可走的痛苦。

三

醒過來的狂人不會再盲目地怕死，但會變得苦悶幽憤，憂懼“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的下場。其實，這何嘗不是魯迅本人的一種“怕”呢。作為一個啟蒙思想者，對于啟蒙本身他始終心懷憂慮，有關“鐵屋子”的討論就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魯迅從一開始就擔心的是：如果找不到出路和方向，單純的“啟蒙”是否反倒更加對不起那些清醒而不幸的人們？

在《范愛農》里，魯迅的筆下就流溢著明顯的的內疚。雖然范愛農并不是因他而“醒”，但后來范愛農確實把新生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當魯迅在文中寫到，聽說范愛農時常說起：“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的負疚之情確實是無比沉重的。無論這是不是小說筆法，無論范愛農是否真的時常說這樣的話，魯迅這樣寫就已經充分說明了他的內心。這不僅是個人情感上的痛惜和無奈，同時也是對于啟蒙以后尋路之難的深切感慨，更是一個清醒的啟蒙主義者對于自身責任的嚴肅反思。

這種愧疚和不安也同樣出現在《孤獨者》中。與《范愛農》不同，《孤獨者》和《在酒樓上》都是虛構的故事，但即便如此，在魏連殳和呂緯甫的故事里，也有一個很像魯迅本人的“我”存在。這個人物的存在，是作者審視的需要，也是小說敘事的需要，更是故事情節本身對于一個同路攙扶的朋友的心理需要。對于魏連殳，“我”同樣是內疚而無力的：“當日一口承當的答話，后來常常為自己聽見，眼前也同時浮出連殳的相貌，而且吞吞吐吐地說道‘我還得活幾天’。”但是，“我”同樣沒能幫上魏連殳任何忙，這無奈的結果讓“我”連在靜夜的獨思中也會想起“連殳的眼睛”，時時喚起“我”的不安。在收到他最后一信之后，“他的面貌卻總是逐漸模胡，然而有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來，往往無端感到一種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極輕微的震顫。”這種不安和愧疚和《范愛農》如出一轍，簡直成為魯迅心中一種無法擺脫的思緒。這種情緒，甚至還出現在以愛情故事為偽裝的《傷逝》之中，作為子君的啟蒙者的涓生最后卻無力對醒過來的子君負起更大的責任，甚至對她的毀滅也完全束手無策，他沉重而復雜的愧疚和悔恨充盈在文本之中，同另外幾篇小說中的“我”一樣，永遠無法得到解脫。

在我看來，這是魯迅的醒和怕，也是他的難與痛。在看到了三種同為絕徑的結果之后，魯迅做出了他的選擇。他或許是絕望的，但他仍須有所行動來克服他的絕望，所以，他沒有像呂緯甫們一樣沉默地兜圈子，而是選擇了行動。于是在幾個故事的結尾，我們看到某種驚人的相似：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里。(《在酒樓上》)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獨者》)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傷逝》)

故事的結尾都落在“我”“走”的動作上，而且，這個“走”都因為帶有“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的愿望，變得甚至有些“爽快”、“輕松”和“坦然”。如果不考慮這里的象征意義，恐怕難以理解這種輕松爽快的感受，比如在《孤獨者》中，如何能在痛失好友之后立即產生“輕松”“坦然”之感？這確實是一直以來文本解讀中的一個難題，但或許也正是由此把握魯迅思想的一個關鍵所在。在我看來，“爽快”也好、“輕松”也罷，與呂緯甫或魏連殳的悲劇無關，而完完全全是對“我”而言的。“我”與他們，本是同處困境，也并看不到比他們有更好結局的可能，但是，正因為“我”還能“走”、也還在“走”，即便是在雪色中或是月光下，即便是一條似有若無的潮濕的泥路，但只要走著，絕望或許就能得到克服。就像魯迅在《故鄉》結尾處那個膾炙人口的名句：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以為，這個名句其實也是魯迅本人對于當年“鐵屋子”之問的自我解答，更是他后來一切寫作與思考的一個出發點。從《吶喊》到《彷徨》，從《狂人日記》到《孤獨者》，前后將近十年的時間里，魯迅確乎用自己的思考與寫作“走”出了一條堪稱偉大的道路。1927年，身在廣州的魯迅曾再次提到《狂人日記》，他說：“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這是他十年之后在更加嚴峻的現實中對當年的思想啟蒙所做的又一次反思，此時，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啟蒙之后不僅有更漫長的道路，而且需要更加實際的行動和斗爭。在“大夜彌天”的高壓專制下，如果知識分子只滿足于呼吁和冷嘲，而不以更大更堅韌的熱情尋求出路，那么他們的議論終將淪為空洞的廢話。——這是魯迅在不斷的反思與實踐中得出的結論，而他本人也由此朝向更殘酷的“實生活”“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