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本《全宋筆記》共收入宋人筆記477種，匯編成10輯102冊，總計2266萬字，學界將其與《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并稱宋代文獻整理“四大全”。資料圖片

指南針發明后被人類運用于航海事業，最早記錄這一實踐活動的，是宋人朱彧的筆記《萍洲可談》；宋人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錄了880多年前宋朝使團出使朝鮮半島的情景，保存了寶貴的中外交通史料；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了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其在中國印刷史上的史料價值廣為人知，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更檢出《夢溪筆談》有關自然科學的記載200多條，涉及數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和礦物學、物理學、灌溉和水利工程學、農藝學、醫藥和制藥學等。

這些只是宋人筆記中細膩豐富的社會文化圖景的一角。宋人筆記是宋代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數量龐大。現存宋人筆記約有五百余種，內容幾乎涉及宋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具有較高的史料和文化價值。6月30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全宋筆記》新書發布座談會在上海舉行，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筆記》第十編正式亮相，至此，這項大型文獻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從1999年啟動以來已歷19載。

點校本《全宋筆記》共收入宋人筆記477種，匯編成10輯102冊，總計2266萬字，學界將其與《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并稱宋代文獻整理“四大全”。宋代經整理的文獻資料由此基本呈現出一個完整概貌，這對于發掘和發揮這批文獻的價值，方便學術研究，保存祖國文化遺產，弘揚祖國優秀文化，有著積極意義。

為什么要整理宋人筆記

何為筆記？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首自序謂：“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記錄，因其后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這就是說，筆記乃讀書所得，見聞所及，隨筆雜錄，不分先后，文筆自由，不拘形式。

至于筆記的內容，唐人李肇《國史補》在其短序中則有較確切的概述：“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首次以“筆記”命名的北宋宋祁《宋景文筆記》，其書分三卷，上卷稱釋俗，中卷稱考訂，下卷稱雜說，全書大多為考訂名物音訓，評論古人言行，雜采文章史事。這些都符合我們現代意義的筆記內涵。

“《全宋筆記》編纂整理與研究”項目首席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戴建國介紹，有關“筆記”的含義，學界看法不一，此次編纂工作取以下之說：筆記乃隨筆記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古人隨筆記錄，意到即書，常常“每聞一書，旋即筆記”。宋代筆記類作品名稱與筆相關的有“筆記”“筆錄”“筆說”“試筆”“筆談”“隨筆”“漫筆”“余筆”“筆志”“筆衡”等，這些名稱體現了宋人筆記隨筆記事的特性，有別于正史的嚴肅劃一，亦別于志怪傳奇的天馬行空。從內容看，涉及典制、歷史、文學、民俗、宗教、科技、文化等，蕪雜和包羅萬象乃是其最大特色。

著名唐詩研究專家、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生前對《全宋筆記》的編纂整理推動頗多。2003年《全宋筆記》第一編出版，他曾撰寫序言，將這項工作定為“二十一世紀古籍整理研究的一個新界”，并且認為其意義不僅限于文獻整理，期冀由《全宋筆記》引起其他歷史時期筆記總集的整理、出版，進而引起對筆記這一傳統門類開展現代科學含義的總體探索。他強調：“過去很長時間，與詩、文、詞、小說、戲曲等相比，筆記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現在我們應當把筆記的系統研究提到日程上來。當前的筆記研究，可以考慮的，一是將筆記的分類如何從傳統框架走向現代規范化的梳理，二是如何建立科學體系，加強學科意識，把筆記作為相對獨立的門類文體進行學科性的探究。”

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包偉民說，筆記類圖書幾乎占我國10至13世紀存世文獻總量的近四分之一，其所蘊藏的歷史信息獨特而珍貴，長期以來卻因保存散亂、文本錯訛，不易利用。點校本《全宋筆記》的完成，無疑為遼宋夏金史研究提供了一座完整、可靠、方便的筆記類巨型資料寶庫。

宋人筆記里有什么

宋人筆記里有什么？傅璇琮打了個比方：如果像考古工作那樣對待宋人筆記，我們可以從中挖掘出過去未曾發現或未予重視的文物資源。比如，南宋末周密所作《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記錄有480位民間藝人姓名，同卷《諸色酒名》記有54種酒名，同卷《糕》條記當時臨安(杭州)民間富有特色的食品糖糕、蜜糕、粟糕等19種，這些都是官方正史或作家專集未曾記載的，可以從廣闊的社會背景對書中所記的“雜事”作一次文化考察。

又如南宋洪邁的志怪小說集《夷堅志》蘊含著豐富的宋代社會信息，是宋代社會史研究的資料淵藪，雖以鬼神因果報應故事為主，卻也不乏名物典章、社會豐富的真實記載。《瑠璃瓶》一篇就記載了宋徽宗時期民間錫匠運用水銀特性，巧鑲金箔于瑠璃瓶內膽的手工技藝。又如研究宋代詩文，新編的《全宋詩》《全宋文》中相當多的作品就是從宋代筆記中考索出來的。

據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后，學術界和出版界日漸重視對宋人筆記的整理工作，如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元筆記叢書》等。但在《全宋筆記》之前，尚無一部系統整理過的收羅齊全的宋人筆記總匯。

戴建國介紹，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程應镠等老一輩學者的率領下，曾經整理出版過《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文獻通考》等大型宋代史籍，多年來在宋代古籍整理方面積累了一定的資料和經驗。20世紀80年代后期，曾開展過用計算機對宋人筆記進行系統檢索的科研嘗試。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創議編纂《全宋筆記》，立即得到文史學界的認同與支持，獲得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資助。

然而筆記的分類歸屬，在古代書目著錄中極為紛雜，對筆記的分類并沒有固定、明確的準則，有時甚至將同一書分列于兩個部類。這給整理工作帶來很大挑戰。學界認為，把筆記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就應擺脫傳統目錄分類的框架。《全宋筆記》所輯五百種筆記，其涵蓋門類相當廣，這也促使人們意識到文獻整理與研究有機結合的必要。

筆記提供歷史的另一種書寫

如果將筆記分為小說故事、歷史瑣聞、考據辯證三大類，宋人筆記中小說的成分有所減少，歷史瑣聞與考據辯證相對加重，這也是宋代筆記的時代特色與歷史成就。在學界看來，宋人筆記的價值與意義，很值得研究，是宋代社會生活場景的生動呈現，提供了歷史的另一種書寫。

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宋代文學會會長王水照認為，在詩、詞、文之外，兩宋筆記應納入宋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將筆記作為文學類的一種文體，有益于拓展筆記研究的視野。

作為一代筆記的匯集，《全宋筆記》的整理秉持兩大原則：一是求全，二是求正，力求提供一種信實的版本。但筆記由于記事雜，且所記多為口語俗事，因此文字的訂正與句斷的準確，難度較大，這方面有時比詩文總集的編纂更難。

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唐代文學會會長陳尚君早在2003年就參加過《全宋筆記》第一編的出版座談會，對此深有感觸：文獻整理是一項十分繁難的工作，不親歷其事，很難有真切體會。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長期堅持編纂整理，大象出版社堅持出版，都非常不易。詩、文兩種文體之間的“四至”比較分明，盡管也有模糊的地段，而“筆記”模糊的地方可能更開闊，因此在取舍判別上有相當的難度，《全宋筆記》達到了通融的境界，既有限定，也有彈性。在他看來，《全宋筆記》全十編完成了，但對于“筆記”這一體裁還可采取更開放的態度，以利于后續增補和修訂。

包偉民認為，《全宋筆記》整理工作的完成與正式出版，揭示了人文領域學術研究的一些重要規律。首先，與一些應用類學科不同，人文領域的學術研究往往需要長期的積累與堅持不懈的人力與物力投入，任何“短平快”的期待與規定都是有違學術規律的。其次，雖說在許多情況下，人文領域的學術研究更加強調個體性的創造，但是一些大型的研究專題，團隊的精誠合作至關重要，《全宋筆記》整理團隊在這方面樹立了一個榜樣。

戴建國表示，《全宋筆記》的編纂整理僅僅是一個基礎性工作，從文史結合的角度對筆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含義作進一步探討，相信對相關研究將有所補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