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與文學，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最近因央視紀錄頻道攝制的六集紀錄片《文學與故鄉》再度引發關注。攝制組歷時兩年拍攝，深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茅獎得主賈平凹、劉震云、阿來、遲子建、畢飛宇等六位作家的故鄉，以鏡頭語言，展示作家與故鄉的錯綜復雜的關系。該片上月底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首映式，在央視紀錄頻道即將播出之際，編輯聯系攝制團隊，從他們的創作素材中擷取作家在片中的精彩言談，集合文學策劃與相關人士的手記，以文字的形式讓讀者先睹為快。

【莫 言】

故鄉是你的“血地”

作家的故鄉并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期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出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

我父親今年已經95周歲了。我小時候，父親就是一個威嚴的象征，我們都很怕他——我哥，我姐姐，都怕我父親。實際上他也不打人，也不罵人，就是嚴肅。他1923年出生，可以說是歷經了歷史上的很多重大時期。比如國共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全都經歷了，他講起來也很傳奇的。

但我回想我父親，他最根本的一點，還在于他小的時候讀過了差不多三年私塾，在私塾里邊接受了最傳統的儒家教育，儒家的道德標準，應該是他人生觀的基座。

那時候在生產隊里干活，每天上午都要休息兩次，一旦隊長說歇一會兒，人群一下就分散開了，我父親就坐在路邊，也不抽煙，我們也不敢出去割草。但是我看到有一點，只要我們在學習方面努力，他就非常欣慰。比如他回家看到我們捧著一本書在看——當然不是閑書了，不是小說了——你看一本醫書，翻看一本新華字典，他都感覺到你在學習，你在干正事，他認為將來這些東西都是有用的。我想他的堅信是有用的，堅信讀書能夠改變人的命運。我就是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把我大哥上中學留下的書，翻來覆去地翻爛了，這樣一種學習，對我的成長和后來的寫作，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也挨過我父親一次打，就是在橋梁工地上跟鐵匠做小工，做學徒的時候，到旁邊生產隊的蘿卜地里去偷拔了個蘿卜，然后被人捉住，正好被我二哥看到了，就回家向我父親匯報了，我回家自然就挨了一頓痛打——對，打出了一個小說《透明的紅蘿卜》。

慈的一面是由母親來給予我們的。我們是個大家庭，上面有爺爺，有奶奶，跟我叔叔也沒分家，最多的時候，我們家十三口人，是我們村子里最大的家庭。我母親真是太不容易了，上面有老人要照顧，下邊有孩子。她有一點好吃的，就送給我們吃了。我記得我們買的那種小柳葉魚，肉肯定是被老人吃了，我母親就把剩下的魚頭，刮下來的魚鱗，和剩下來的魚刺，找一個蒜臼子搗碎，加上兩瓣蒜搗一搗，吃這些東西。

我總感覺像我母親這樣一批農村的婦女，這樣一群母親，真是應該為她們寫一本書。

當然在我們過去的文學作品里，也有很多母親的形象，這樣的母親也有很多跟我們的母親雷同的部分。但是過去的，我們的文學作品里面的母親形象，還有很多沒有表現的東西，我感覺到應該由我來寫一部為母親樹碑的作品。

我應該塑造一個我心目當中能夠代表廣大北方農村母親的這么一個集合性的形象。所以慢慢地有了《豐乳肥臀》里面的上官魯氏，這樣一個母親。

【賈平凹】

父母在 故鄉在

故鄉是什么？故鄉就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父母不在了，那個故鄉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意義上、字眼上的一個故鄉。

我父親1989年就去世了，我與母親一塊兒生活的時間是最長的，對母親的感情也是最深的。我母親這人沒有文化，就是一個農村婦女，但是她記憶力特別好。《秦腔》、《古爐》的好多細節、人物關系都是和我媽說話的時候知道的。因為我媽對我們整個村子特別熟悉，農村人平常就是關注到這么多人，誰家干了什么東西她都知道，《古爐》里面給我提供的東西特別多。

我媽雖然沒文化，說話特別幽默，給你說得像說書一樣，眉飛色舞的。很風趣很幽默。

現在回想起來我父親沒有跟我享過多少福，因為那個時候我條件也不行。我父親最大的滿足就是我發表作品以后，他在外頭收集發表的作品，后來他周圍的朋友、同事一旦發現報刊上有我的文章，就拿來給我父親，我父親一高興就開始喝酒，就討酒來喝，這是我父親晚年的時候，唯一的精神支柱。到我母親，她從來不管你寫什么東西，你得什么獎，我寫東西的時候，她就在旁邊看。她說你整天寫字寫字，你不會歇一會兒？她覺得我整天寫字勞累得很。她在房子里坐在那兒看你，一會兒說你出去轉一下，天下字能寫完嗎？你整天寫字干啥？她不懂這些。后來慢慢的我的經濟條件好了，我想我有能力讓她生活得更好一點，這一點我能做到。

我母親去世時，我一直守在她床邊，一直看著她呼吸慢慢地衰竭，這個過程我全部陪著。到我母親去世時，好多親屬，朋友都去世了，經歷多了以后，我就不像我父親去世那么悲傷了。

她去世的時候是整80歲。后來我老感覺古人講生死是很玄妙的一件事，我母親下葬的那一天，正好是80歲生日那一天，她從出生到離開，一天不少，整整八十年。

開頭寫家鄉，中間到城里，從城里再返回來寫老家，再寫商洛，表面上看是一出一進，實際上是螺旋式的，這一次回老家意義就不一樣了，這就像水煮過雞以后，雞湯熬得再清亮，和水一樣清亮，但實際上它已經不是原來的水了。

當你現在又返回來的時候，你必須要把你最后這一塊地方，你這個村子，你這個家族，包括你的父母，你自己最隱秘的東西寫入這個里面去。寫最熟悉的，和你有直接生命聯系的一些東西，就是《秦腔》這一本小說。

【阿來】

寫作中的自我建設

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自我建設。從1989年到1994年，一個字沒有寫過。我真是在做田野調查，研究地方史。

當然地方史就是兩個，一個是宗教演變，從文化上講，從制度上講就是土司制度。我走訪過上百座的寺院，嘉絨地區是18個土司，我研究過所有這18個土司的家族，實地走訪，并閱讀了一年半載的書面材料，以及大量從民間流傳的口傳材料，其實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我慢慢在知道，就是那個哲學問題：我是誰？我在哪里？我們知道這個不是一個簡單概念叫馬爾康，族群上叫嘉絨人。

小說這些東西我都是讀個開頭，讀個三分之一，沒讀完，我就覺得下去我肯定知道它要干什么，翻到結尾，果然是這樣……所以我大量的閱讀其實還是學術方面的，我想我們同輩作家當中，我在這方面的閱讀肯定比所有人都多。

那個時候我開始讀德國古典類、思想性的東西，因為我覺得他們才是非常認真的在回答這些問題。不一定都懂。但是真是在讀。還讀大量的歷史方面的，中國的歷史，西方人寫的歷史。

我對中國古典文學非常重視，因為我覺得我們語感是從這兒來的，不管你形式怎么變，但是中國漢語的語感，這個不是現代文學講的。現代文學更多是一種新觀念，新方法。語感還是從《詩經》延續下來的，還是從古典散文延續下來的，甚至它不是從小說來的，就是從詩歌跟散文。能讓我覺得這個就是中國的，這個是漢語的，這個肯定是漢語在全世界語言當中最優秀的，非常多意非常飽滿，同時又非常虔誠。

讀漢語的東西，聲音聲調都有。不像外文，一個字一個蟲子爬過去一樣歪歪扭扭……但是我們現在，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學書寫對這個關注不多。倒是我一個非漢族的人在琢磨。

《塵埃落定》雖然很精煉，也就是寫的那前五十年，就是這個制度怎么解體。后五十年又是個什么情況？等于《空山》和《塵埃落定》加起來，是嘉絨藏族地區的百年史。

《格薩爾王》是我寫出來的一個新東西。藏族文化，它還有沒有一個來自歷史更深處的某種規定性，或者是某種遺傳決定了今天它是這樣一種樣子？

我覺得要讓那種小說變成一種非常有歷史感的東西，非常正式的東西，就得靠兩個：不光是對一個故事的了解，而是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

我說過一句話，我的小說中所有東西，除了人物關系不能還原，所有東西都是可以完全還原的。

【遲子建】

每粒雪對我來講都是有感情的

今天回到北極村了，回到姥姥家了，我進村口的一瞬間不由自主地想起姥姥。一進家門有一個老人在那里叫著我的小名，我會心里暖洋洋的。就像小的時候姥姥領著我，在我童年的菜園里面，開春的時候我們抬著農家肥，要種地了，夏天的時候種的這些菜，有時候她告訴我，你去撿點兒菠菜，再撿點兒小白菜，我們做蘸醬菜，或者給姥姥去拔兩棵蔥，做蔥花，這種美好的時光，包括姥姥領我去黑龍江邊刷鞋子，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北極光，都記憶猶新。

幾十年過去，北極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最不想看到離去的人去了另外的一個世界，心里有特別痛的感覺。

姥姥和姥爺都是山東過來的，我是逃荒人的后代。在這個火爐邊兒聽他們講從齊魯之地帶來的鬼神故事，聽得我特別著迷，覺得劈柴也像聽眾，它也在聽，而且聽得歡欣鼓舞。你聽，有的時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這種聲音，太熟悉了，非常親切，但是同時也給人一種憂傷的感覺。現在我們走進北極村，能找到這樣的環境，這樣燒劈柴、有火爐的人家越來越少了。

有這樣的雞犬相聞之音，讓我覺得親切。這就是我的鄉音，炊煙也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它在告訴我，好像在對我輕輕地訴說，北極村的女兒回來了，回家了，回到這樣的一個地方。我覺得每一粒雪對我來講都是有感情的。

我也想起幾個重要親人的離去對我寫作世界的影響，包括我的姥姥，我的父親。父親去世前，在我們縣城的醫院，也是晚上，醫生告訴我說他可能搶救不過來，腦溢血，我特別難過。他一直在搶救室搶救。有一天晚上，夜很深，我從搶救室出來，那一天是我來守夜，我就來到外面，一月份的樣子，冰雪路面，我就跪在醫院前的一個空場上，就我一個人，大概得有一兩點鐘吧，我就說求求，一定要把父親留住，我不能沒有父親。但我心里已經有一種不祥之感，覺得我父親的命可能是留不住的。人就是這樣一代代地故去，一代代地老了。

今天在北極村，回我們家老房子的時候，我們走出來的那一瞬間，大家都很震撼，看到了北極村晚霞的美。這種西天流云，我無數次地在作品里寫到，晚霞中的那一刻，炊煙在升起來，一瞬間覺得天與地在對話，人間與天堂在對話，炊煙和晚霞在那一個瞬間也在對話，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生活，也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存在在它們之間，在塵埃里，這個塵埃是我作品里的普通人，是我接觸到的這些底層的人們，也是我的生活，我見到他們也是分外的親切。那么還有一種，就是我們所追求的藝術，我們的精神世界，永遠是在這個層面上，在人間煙火之上不斷地提煉、凝練、升華。

【劉震云】

不能忘記的河邊一幕

我從小是外祖母給養大的，她現在去世二十二年了。原來我們這個院子有一棵特別大的棗樹，通過這棵棗樹能爬到房頂上去。1995年我外祖母去世的時候，這棵樹也干枯了。

外祖母一輩子扛長工，到任何一個東家家去割麥子的時候，因為平原，那個麥趟子特別長。晚年我問過她，我說你為什么割麥子割得比別人快？還割得那么好？她說其實我不比別人割得快，僅僅是因為我要割麥子的話，我只要扎下腰，就從來不直腰，因為你直頭一回腰就會直第二次和第二十次，在別人直腰的過程中，我割得就比別人快。

故鄉對一個人最大的影響，首先是語言，其次就是飲食， 當然比這更重要的是，這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的態度，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村離黃河不太遠，這個地方從歷史來講一直兵火連接。另外就是旱災。我八個月大的時候，外祖母從縣城把我背到了這個院子里?？h城距這兒有四十里路。她生前跟我說，我趴在她的肩膀上，路邊一個人走著走著突然就倒下了。我外祖母就上去搖他，但他已經斷氣了。臨死的時候他要維持自己的尊嚴，就是把他的草帽蓋在了自己臉上。他的體力就剩下這一個動作，但是他確實還處理了自己跟這個世界之間的關系。

當這種嚴峻的事情發生得太多的時候，如果你用嚴峻的態度來對付，那確實就像拿一個雞蛋來撞一塊鐵一樣。但是當你用幽默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嚴峻的現實的時候，可能幽默就變成了大海，然后這個嚴峻就變成了一塊冰。冰涼的現實到了幽默的大海里，它就溶化了，這是河南人幽默的來源。

我們村里，跟我同代孩子里相比，我是最笨的一個。我當時在當民辦教師，好的學生確實特別聰明。有的家里窮。《塔鋪》里我寫過那些細節。塔鋪西邊有一條小河，那時候我也是兩拳空空，面對偌大的世界，我不知道世界往何處去，也不知道我能往何處去。我就拿著書到玉米地里去復習。

去的時候我看到有一個農村的姑娘，一人在那水邊梳頭發，是長發，她在梳頭的時候，前面用手拿著個鏡子，晚霞既落在河水里，也落在鏡子里。她的臉是紅的，這個畫面對我的沖擊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這個時候我沒走近，不知道她長得怎么樣，但我覺得一定特別美。美的姑娘，美的河水和晚霞，在美的鏡子里面相互映照。而像這樣一個鏡頭，在世界上轉瞬即逝，沒有人在乎。她也忘了，世界也忘了。但是確實世界因為有這一幕變得特別不同，這些不同組成了世界，組成人性靈魂里那些柔軟和溫暖。

一個作者應該表達自己的情感跟這個世界有什么樣的聯系，這個寫作才是有趣味，有意思，并且有意義的。當我有一天突然意識到，我也應該寫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的時候，河邊這一幕它對激發我寫《塔鋪》，是非常重要的。

農村的天黑跟城里的天黑不一樣。城里的天黑是由上往下黑，接著城市的燈就亮了。農村不是，它是從莊稼地里開始黑。農家的孩子往村里回的時候，他走得特別遠，但因為農村周邊比較安靜，他們談話的聲音，還能回響和傳到你的耳旁。

像這樣的情形，包括這種聲音，這種背影，從莊稼地里往上黑的這種氣氛，有時候在世界上可能非常不重要，因為每天都會發生。我在深處聽到這種聲音，身處這種氛圍中間，也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當我成為一個職業作者，我覺得可能它們在世界上特別珍貴。

【畢飛宇】

巨大的遺憾之后

從寫作來講，說實話我從一開始倒并沒有確定一個土地觀，或者家庭觀。然后有這條道路，慢慢慢慢往前寫。這個說實話，確實沒有。但是如果你回過頭來，看一下我的作品，你能感覺到有些東西在我的潛意識里面，它還是有所呈現的。比方說跟一塊土地的關系，跟家族的關系。

說起家族，從我來講，它就有一點麻煩。為什么有一點麻煩呢？就是，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面，我是一個缺失家族的人。我在許多文章里面也寫過。比方說姓氏。因為父親來路很不明，他被姓陸的一個人領養了。然后由于政治和戰爭的原因，領養他的，也就是我父親的養父，在1946年又離開人世了。直到50年代之后，我的父親才由政府出面，讓他由姓陸改成了姓畢。

到了我，到了我兒子，其實也僅僅就是三代人。這個三代人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作為一個個人而言，當你回過頭去尋找祖先的時候，你會發現它特別短。這個短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就是為什么我會和別人不一樣？為什么我會成為一個沒有來路的人？只能看到父親，父親之外的所有，都是空白的，這是一個。

第二個，要說起土地呢，那就更加糟糕。因為父親本身沒有來路，所以我就成了一個沒有故鄉的人。隨著我父親成了右派之后，他的工作不停地在調動。我實際上就是一個隨著父親的職業，永遠漂泊的人。

從這兩點出發，對一個人來講，沒有故鄉是一個巨大的遺憾。沒有祖先也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我倒沒有想到，等我長大，開始寫作的時候，一定要去迎著這兩條道路，往前去找。沒有那么一個很清晰的意識。但不知不覺當中，偶爾還是會呈現出一個動機：我為什么不能在我虛擬的世界里面，回過頭來寫寫那塊土地？為什么不能夠回過頭來，去寫寫我的祖輩？

既然寫了，它倒不一定就是那么清晰的，有一塊土地，有一個祖先意識，倒不是。它往往拐了一個彎。文學就是這樣的，它面對許多問題的時候，它不像眼睛看眼睛那樣，直接對視。有的時候，它像鏡子一樣，看的目光會有折射。折射過來以后，在我的小說里面，就會對生育，對哺乳，對血液，對疼痛，對出生，對死亡，對這么幾個主題，特別感興趣。即使我在進行一部小說寫作的時候，開始沒有一個清晰的理念要做什么。繞過來繞過去，繞過來繞過去，這幾個東西還是很自然地就在我的小說里面往外跳。

回過頭來說，也是這幾樣東西構成了我小說的一個母體。至少我想，從我開始寫作，等到我50歲前后。如果讓別人來概括我這段時間的寫作的話，是說得通的。

原來我是有祖先的，原來我是有故鄉的。所以當我第一次看見我祖父的那個墳墓的時候，可能有些人覺得怪異。在悲傷的同時，我充滿喜悅。

那是在2015年的年底，父親突然告訴我一個消息，說由于一個親戚的幫忙，終于找到你爺爺的墳墓了。也是從那一年開始，我第一次有機會去掃墓。去掃墓的時候，我看著我爺爺的那個墓碑，算了一下時間，他死亡的時候只有36歲。當時內心是沉痛的。你知道一個人面對自己的祖先，哪怕你一次沒有見過他，當你確認了你的血脈和這塊土地有了關系之后，你的內心是非常復雜的。

我愿意把現實大地上的許多東西看成夢，因為他們會灰飛煙滅。我更愿意把精神上的一些東西看成一個現實，看成一個真實。甚至我愿意把精神上的東西看作一個最高的真實，這些東西就是我內心的真實，它特別寶貴。

(文字與圖片素材，《文學的故鄉》攝制組提供，特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