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臨安書棚本《丁卯集》 圖片選自《槐市書話》

書籍是用文字、圖畫和其他符號，在不同的材質上記錄各種知識、思想的載體，是人類積累各種知識、經驗和思想，傳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說“書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對自然、社會以及人類自身認識、思考和感悟的凝華，那么“書的后半生”就成為讀書人和藏書人的事情了。書籍一旦產生，并迅速地流轉，不論是抄本還是印刷本，那就不是作者個人的認識和感知，而是化身千百，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化成社會的力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出版的書變成了古舊書，或因為內容過時，或因為新的版本出現，古舊書的可讀性淡化，而文物性增加，逐漸演化為藏書，這就是書的后半生最奇妙的蛻變。

我們為何要藏書?

隨著人類的歷史進步，更新的知識和經驗總結，無疑都會替代之前的書籍內容。因此，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天災人禍，蟲蠹水火，兵荒馬亂，一些曾經存在過的書籍，稍有護持不慎就會失傳。現存的古書種數，遠不能涵蓋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浩瀚文獻。例如先秦文獻《論語》《荀子》《管子》中曾經引用過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均已失傳。甚至是名列六經之一的《樂》也夐不可見。如果說孔夫子整理的樂經，由于是耳食之物，且過于注重禮的等級化，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便被自然淘汰。不僅如此，一些極具使用價值的著作，諸如與現存《黃帝內經》并列的《黃帝外經》、三國華佗的醫學著作《青囊書》也同樣失傳。《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焚書，李斯的奏章講得非常明白：“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也就是說有關醫學、農業種植之類的書籍不在焚書之列，可是現在有關這些方面的先秦書籍都已看不到了。再如元代張頯，字達善，四川導江人，時稱導江先生。著有《張頯文集》，《元史·藝文志》中有著錄，原書久已不存，僅在元儒吳澄的《吳文正集》中有《導江文集序》。而張頯曾身為江寧學官，將朱子的“閩學”引入江淮，繼而推廣到中原，為確立朱熹理學成為元明之后五百年中國的正統官學立下汗馬功勞，因此與大儒吳澄等并列入三賢祠供奉。如此重要的理學大儒著作，也是今已只字不存矣!

書籍是國家和民族的大典，集科學文化、法制和人文精神之所在，因此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書籍都被列為最高的保護和收藏項目。如考古學家們在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發掘出公元前3200年左右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的圖書館。如在幼發拉底河邊的基什城，發現考證為古巴比倫王國的國家圖書館。再如卡箍發現的亞述國王巴尼拔的圖書館，藏有大約25000片泥板文書。再如在昆蘭地區(以色列，死海附近)發現窖藏的希伯來文古卷，稱之為死海文書，書寫在加工過的羊皮上，也稱羊皮書。還有位于現在埃及始建于約公元前四世紀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與古希臘人希羅多德的《歷史》描寫古埃及的金字塔等古代七大奇跡一樣馳名于世。它“收集全世界的書”，夢想實現“世界知識總匯”，曾被譽為人類文明世界的太陽。中國古代的國家圖書館藏書至少在周朝已經建立，《莊子·天道》稱，“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可見周王朝圖書館藏書的存在。書籍的保護和收藏，傳承下來就有了藏書和古籍書的收藏。藏書已經成為世界各地各民族歷久彌新的共同文化現象。

人類有一個極終的問題，那就是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藏書會直接回答這個問題。當然考古發掘的分析報告也會回答這個問題，但那是被動的、無意識的，必須通過科學分析才能知道，書籍是主動地、有意識地回答這個問題。遠古的文獻精髓至今仍然存在于我們的血脈之中，這也許就是國學。試想一下，如果沒有藏書，當今的國學將會是什么內容。倘若沒有孔安國從“魯壁”中發現秘藏已久的古文《尚書》，何談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國學爭論最大的問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端。

保護和收藏圖書，就是保護和珍藏國家民族的文化血脈和知識思想精華。

藏書價值如何確定?

藏書的價值，決定于古籍書的“三性”。

首先是文物性。古籍書，尤其是善本書本身就有歷史的文物性。在國家有關文物政策法規中，對于文物有明確的下限年代規定，包括繪畫、瓷器雜項等，早年定為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以前。但是，當年國家文物局鄭振鐸先生和有關方面專家，出于對于古籍書的保護和重視，制訂了更為嚴格的規定，下限為1911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比其他文物種類下限延后了一個多世紀。據此制定了有關文物進出境限制標準，意在嚴格保護國家的書籍文獻。現在隨著時間變化，下限已經延伸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

國家圖書館對于古籍善本有一個相對的時間下限要求，要求是乾隆六十年以前印刷出版古籍書，手稿校稿不在此限。對于那些宋元古籍，不論殘缺，均屬善本。這對于整個古籍善本收藏具有指導意義。例如南宋刻印殘存的葛勝仲《丹陽后集》一紙零葉，就曾經被國家定為一級文物。

葛勝仲，字魯卿，江陰人，南宋官員，詞人。進士出身，曾官至禮部員外郎、國子祭酒湖州知州等。著有《丹陽集》八十卷、《后集》(又稱《外集》)二十卷。均已失傳。清乾隆間四庫館臣從明《永樂大典》中，輯佚出《丹陽集》二十四卷，其中詩七卷。然而八十卷本《丹陽集》和二十卷本《后集》是否有宋代刻本，完全不得而知。國家現存的有關書目，未見著錄。此《后集》零葉，證明了不僅是《后集》已經刊刻印行，《丹陽集》也應該刊刻印行。在這葉書口上，還有刻工名字“朱諒”。查閱宋代刻工資料得知，朱諒還曾參加了葛勝仲之子葛立方的文集《歸愚集》十卷刊刻。此書為南宋撫州地區刻本，可知朱諒當為南宋時期江西一帶的知名刻工。古時的刻工通常會受到活動地域的限制，因此這葉《后集》亦當為撫州地區刻本。加之清末民國古籍鑒定和收藏大家傅增湘先生，其《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著錄，“此書余藏大庫宋刊葉《丹陽后集》數葉，元明以來無刻本”，說明此葉原為清宮內閣大庫之物，隨“八千麻袋”一同散出。一葉零紙透露出如此之多的信息，實為罕見。可稱寰宇遺孤，其文物文獻價值當屬一級，實不夸張。

其次是文獻性。這是書籍的共有屬性，依賴的是蘊含在其中的知識和思想的總和，貴在獨有和創新，即便是新出版的書籍，也同樣具有文獻價值。

最后是藝術性。古代書籍雕版印刷，是現有書法名家手書，然后由刻工上板雕刻，因而每一部雕版書都是書法家和雕刻家通力協作完成的藝術品。比如宋代學者周密的《草窗韻語》，據稱就周密手書上板，字跡之優美，直到八百年后著名書法家沈曾植見到之后，驚呼為“妖書”;學者葉昌熾呼其為“尤物”。元代有趙孟手書上板《道德寶章》。清代有王士禛撰《漁洋山人精華錄》，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是由王漁洋門人、著名書法家林佶手書上板。此外清代康熙雍正年間的著名書畫家揚州八怪之一金農，對北宋刻經情有獨鐘，就是看重這些經文文字大都出自北宋之時的高僧之手，書法古拙，極具感染力。

古籍中藝術性最為直觀的就是其中的插圖版畫和圖譜畫譜。明代萬歷年間中國徽派、金陵、杭州的版畫，以其線條精準、人物形象生動傳神，足以稱雄于世界藝術之林。同時期的《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以拱花饾版印刷工藝，印制之獨特精美，至今令人贊嘆。

凡書文物、文獻和藝術居其一者，即可稱之為藏書中的善本。

藏書的魅力何在?

“書的后半生”很有意思，一面是可以用來讀的，也可當工具書來查閱，另一面是可以收藏的。對于古籍書來說，大都有新的印刷本可以用來閱讀，而真正的古書更注重的是被收藏。對于專門的藏書和藏書家，他們或許不是學者，也不是研究的專家，確是盡職盡責的藏書守護者，同樣是功德無量。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乾隆皇帝的藏書故事。

清宮紫禁城乾清宮旁邊是昭仁殿，那里有一間不起眼的屋子，就是乾隆皇帝的藏書重地天祿琳瑯。乾隆御筆題寫匾額。乾隆將藏書的精華部分聚集于此，并編寫了藏書目錄《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初編)》。不幸的是乾隆退位之后，嘉慶二年乾清宮不慎失火，殃及天祿琳瑯，聚集于此的7l部宋版、85部元板，以及影宋抄本、明版共計439部珍貴藏書焚之一炬。是時乾隆仍在世，嘉慶皇帝很是難堪，下令重建天祿琳瑯。然而大殿是可以重建，文物性的古籍書卻不能再造。于是在宮中四處搜尋，東拼西湊宋遼金元明五朝善本書663部，其中宋版241部，號稱“天祿繼鑒”，皆是“宛委瑯函，螂嬡寶簡”，并由彭元瑞等受命仿前編體例，編成《天祿琳瑯書目續編》20卷。天祿繼鑒藏書聲稱絕無翻雕贗刻。事實上《續編》的天祿琳瑯藏書，魚目混珠，比比皆是。其中所謂宋板《尚書詳解》《配觿》《帝學》，都是清版冒充宋版，更有甚者前兩部竟然還有乾隆御筆題詩，成為后人貽笑大方的故事。

乾隆藏書雖然可笑，民間的學者也無緣一睹，可是天祿繼鑒藏書作為一代國家藏書象征，其文物地位和價值無有它書可以替代。更何況乾隆藏書畢竟保留下來一些珍貴文獻，如元茶陵桂山書院刻本《孔從子》，是為海內外孤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部名貴的善本書，除卻自身的文物文獻和藝術價值之外，其漫長的流傳過程中的傳奇經歷，無形中增添了它的附加故事色彩。文物本身的價值是可以參照比對用標準去衡量，而故事的傳奇色彩所賦予的附加價值是無法估量的。誠如天祿繼鑒里混入的清版《配觿》《帝學》，與民間所存的版本無異，由于附加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在里面，已經令乾隆的藏書羽化登仙，成為一段歷史的重要文物見證。

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古籍善本，都是幸運兒，必有傳奇的經歷和故事，這些都是書的后半生陸續附加的文化內容，如此說來，收藏古籍就是收藏人類積淀下來的厚重歷史，這就是藏書令人著迷的魅力所在。

(作者：拓曉堂，系原國家圖書館古籍采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