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跑”：尋覓藏書樓、藏書家們的墓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韋力偶然在一個新創刊雜志的封面上看到一座古代藏書樓的照片，并配有一小段文字。這種形式吸引了向來對古書感興趣的韋力，他接連看了幾 期，沒想到有一次竟出現了一個“熟臉”——那是一座位于揚州的藏書樓，他正巧去過。當年那座樓封閉在一座醫院里，不開放，他是和朋友翻墻進去的。而正是因為去過，所以他一眼便看出雜志上的描述“不是那么回事”。偏巧這段文字的作者他也認識，就順手打了個電話勘誤，沒想到對方倒直率，說自己其實并未去過，是讓別的朋友拍了照片，根據資料想象著寫的，不過，“誰有工夫全國各地去找啊!”不料說者無心，聽者卻動了心思：既然愛藏書，不如自己去找一找，畢竟歷代浩繁的圖書能保存下來，都是藏書家的功勞，后代理應紀念。此中的意義并不多么深奧，天生是顯明而樸素的。

立了個小目標后，世紀之交那幾年，韋力斷斷續續跑了五年，2004年出了一本不薄不厚的《書樓尋蹤》。這本書隨后“印了三印”，在當時算是不錯的銷量。按 照一般的出版規律，一種類型的書火了后，之后種種同類題材的續作、仿作便會層出，但令韋力意外的是，十幾年過去了，這一塊內容還依然保持著當年不冷不熱的 狀況。他問朋友怎么會這樣，朋友說，哪兒有人像你一樣傻跑呢。韋力想想，好像是那么回事兒，四處尋訪書樓花費百萬，出個書卻只能拿十幾萬版稅。“投入產出 比太低，沒人干這事。”

既然沒別人干，韋力就接著“傻跑”。十年后，他重新上路，又一口氣跑了三年，尋訪南北方更多的藏書樓，這次寫成的是逾100萬言的《書樓覓蹤》，不是再版，而更像是“續集”。

“傻跑”不是旅游，有錢任性，慕名而去，爾后大筆一揮，洋洋灑灑寫篇訪古游記了事。而韋力的尋訪不然，過程遠遠比他想象的困難。最大的原因，自然是時間灰飛煙滅，古今地名變遷，藏書家的名字往往隱沒，他們專為藏書的樓閣更是不知所蹤，少為人知，極少能像寧波天一閣一樣保存完好。每當韋力從文獻上了解到歷史上某人曾有個藏書樓，須得先查閱更多資料，了解這座藏書樓大致在什么地方，其次找到當地地名辦、史志辦，核實該地現在的名稱、位置，再托人幫忙打聽藏書樓 還在不在。如果大體靠譜，韋力就規劃一條線路，去到當地探訪，探訪是地毯式的，挨家挨戶打聽。但盡管準備周密，有時也會無功而返，大多是因為被拆了，或是 找錯了。“能寫下來的都是找到了結果的，很多都白跑了。”但他到底還是堅持下來了。寫《書樓尋蹤》時，他是一篇篇在報刊上連載，大受歡迎;到了寫《書樓覓蹤》時，他換成一篇篇發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照樣筆耕不輟，受到許多鼓勵。這讓他一直跑下去。

收獲也是不少的。一開始找的是藏書樓，可韋力在四處“田野調查”的路上，又往往開掘了新的發現。譬如他有一本《書魂尋蹤》，寫的是探訪到的歷代藏書家們的墓。到后來，竟擴展為“覓”系列(《覓詩記》、《覓詞記》、《覓曲記》、《覓理記》、《覓宗記》)，從“和書有關的一切”升至“和傳統文化有關的一切”。

在尋訪中，韋力發現，南方的藏書樓數量遠遠大于北方，尤其是江南一帶，更是薈萃，沈括、王世貞、錢謙益、顧炎武、袁枚、龔自珍、張岱等名家的書樓都集聚于此處。以《書樓覓蹤》來看，南方藏書樓占兩卷，北方占一卷。這自然和唐代尤其是南宋以來南方經濟文化的繁榮有關。韋力則認為，宋以來科舉的繁盛也是重要的催化劑，“在古代，官權錢是一體的，考取功名，才能做官，才能有錢，才能反哺文化。所以那時的文人對書有一種感恩，書給了他們一切，對書之愛毋庸置疑。” 江南以外，北京也是藏書樓的重要集聚地，這自然和它自元以來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關，孫承澤的退谷、紀昀的閱微草堂、潘祖蔭的滂喜齋、沈家本的枕碧樓、傅增湘的藏園、葉恭綽的幻住園、董康的頌芬室……種種人文氣象亦蔚為大觀，與江南鼎足而立。

如同當年秦始皇焚書時，多虧秦博士伏生在壁中偷藏書卷，《尚書》才能傳至今天，韋力對藏書家始終懷抱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敬。“不是因為我是藏書家所以崇敬藏書家，而是我慢慢知道，書籍能流傳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事。藏書家為了保護書，在天災和戰爭中帶著書輾轉，受了好多磨難，歷經千辛萬苦。現在人人都知道我們的歷史是怎么樣的，說到底都是來自于書，但卻并不在意是誰保留了這些書。藏書家們的功勞善莫大焉，他們對民族歷史做了這么大貢獻，不應該忘記他們。”

目前沒指著把書當生意

韋力最近還出了一本《上書房行走》，宛如現代版的《書樓覓蹤》，里面都是他上朋友們的書房“行走”的記錄，包括陳子善、姜德明、謝其章、辛德勇、止庵等一 眾文化名人。但畢竟不如從前，條件所限，現代人難以有“書樓”，只能有“書房”。尤其是古籍善本，非得上拍賣會才買得著，高昂的價格讓很多知識分子望而卻 步。韋力曾為此寫過一篇文章感嘆，“不是書太貴，是知識分子太窮”。

藏書于古于今，都是一件花費甚巨的事情，但地位大不相同。在現代，藏古書好像是一件雖風雅但極為小眾的事情，遠遠不如藏畫、藏瓷那般人盡皆知。在古代則不 同，史志中有文苑傳，文苑傳中都會收入古代藏書家的情況，藏書家是個公認的詞組，卻不會有藏畫家、藏瓷家的說法和名錄。韋力認為，這種倒轉和人們拜金拜物 的世俗觀念以及炫耀經濟有關，“一部宋版書價值上千萬，但擺在桌子上，別人很難知道它價值這么多。而若墻上有幅齊白石張大千，別人看了都會知道，這是一墻的錢。”

韋力買書買得多，卻未見其出售，媒體于是常常宣傳韋力“只買不賣”。韋力自己對這一點強調很不滿意，因為聽起來像是站在道德高度批判買賣書的人，仿佛賣書是一件道德不高尚的事情。他認為，書籍和其他物品一樣都是商品，價值數目上有區別，本質上沒差，沒什么高尚不高尚的區隔，像歷代藏書家那樣偷偷摸摸地買賣 書，這種心態沒有必要。“我沒賣書是今天沒賣，不等于明天不賣。今天沒賣是因為我今天沒指著把它當一種生意，如果有一天，我沒錢吃飯了，當然也會賣書。” 韋力在商海浮沉多年，書籍于他而言，金錢意義上的價值自然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作為“紅塵中一個不功利的小角落”。“在世上起碼有一件事，我愛它，和利益無關。”

時至今日，公共圖書館開放，無紙化閱讀盛行，私人藏書成為越來越小眾的事情。但韋力堅持認為，它依然是有意義的。“人和書是要有親近的，就像一位女士，去商場里看看漂亮衣服就夠了嗎?不夠，還是想擁有。”

然而，被個別人擁有，又意味著不能被更多人看到，這也是古今藏書者都會面對的一大問題，即藏書與供人閱讀之間的矛盾。韋力承認這種矛盾的存在，譬如天一閣，范欽當年制定了各種嚴苛的制度予以限制，“代不分書，書不出閣”，并規定藏書柜門鑰匙由子孫多房掌管，非各房齊集不得開鎖，外姓人不得入閣等，因而屢 屢被人詬病“束書不觀”，也使得作者的思想無法得以傳播。但從另一方面說，正是由于這些不近人情的制度，天一閣的藏書才得以保存下來。這歷來是個不能求全之事。讓韋力欣慰的是，進入信息時代后，現在古籍的電子化解決了這個困難，做研究的人們看電子文獻即可，藏書家便可專心致志地收藏各類古籍版本。“藏書還是要普及，太過達觀，近乎于偽。”他感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