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進

一個學者的學術人格之健全，在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現代學人從不同的學術向度與王國維相遇，體現出學術之火的薪盡火傳，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之思想的寶貴。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清華園的知識分子無不悲痛。《吳宓日記》記載，黃節先生聞之，“大悲泣，淚涔涔下。謂以彼意度之，則王先生之死，必為不忍見中國從古代傳來之文化禮教道德精神，今將日全行澌滅，故而自戕其身。”黃先生的擔憂頗為契合陳寅恪的“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這種不限于一時一地的文化觀念，幾乎成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共識。兩年之后，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再次從文化的視角定位王國維：“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除了那些特殊的歲月，王國維并沒有漸行漸遠，反而時時走進我們的視野。十幾年前，我的一位老師說他最喜歡王國維：“那個保皇黨，那個保守派，那個死要面子的人，那個臨死一文不名的人……”是的，多少年來，文化人只要談到王國維，無不心有戚戚。

對于王國維，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他的學問“三境界說”。《人間詞話》標舉“三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當代學人中，陳平原的回應可謂悲壯：“既然曾經‘獨上高樓’，也已經‘望斷天涯路’，明白墳場后面不一定是鮮花，還沒忘記‘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選擇文學史研究，也就選擇了寂寞與冷清，這一點將隨著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而日益顯示出來。對于‘實迷途其未遠’的年輕學子來說，明白這一前景，還愿意選擇古老而蒼涼的文史之學，確實當得上‘悲壯’二字。”陳平原從學術史的角度感受到學術研究之悲壯，還有學者從純粹的學術人格上對王國維的學術精神進行闡發，同樣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容我再引陳寅恪那幾句擲地有聲的話：“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了耳。”陳寅恪于此著意點出，一個學者的學術人格之健全，在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現代學人從不同的學術向度與王國維相遇，體現出學術之火的薪盡火傳，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之思想的寶貴。

曾記得，十幾年前的課堂上，我的一位老師半開玩笑地說，他對學生有一個基本要求，如果有學生報考他的研究生，他首先就要學生背陳寅恪的這段話，背不出來就不要來讀他的研究生。老師的這番看似無心甚或有點開玩笑性質的話，其實大有深意。做學問的人，首先要培養的就是這種純粹的學術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有寬廣的學術關懷。如果一個學者沒有這種起碼的學術精神，那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兩腳書櫥。我的老師由此意味深長地提出了對我們的學術要求，只是當時愚昧如我等在聽課時只覺得好玩，沒能往更深處去想，過后思之，每每慚愧不已。

王國維所處的清末民初，是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型時期。這個轉型，體現在學術領域就是價值觀念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到整個價值結構的變化：傳統的價值觀念在這個時期經過轉移、整合、斷裂，向新的價值觀念轉化。在這個過程之中，對終極價值的追問是首當其沖的問題。這成為那個時代的理想、信仰，或者說是學術追求的目標和境界。人，只要他存活著，就要有精神上的追求，這是每一個有學術理想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古往今來，始終有一些哲人在思考這個問題，并試圖給出自己滿意的答案。

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天朝崩潰，西潮涌入，以科學、民主、自由為代表的新觀念充塞著人們的頭腦。在五四一代人“矯枉”務要“過正”的努力下，傳統被阻斷、拋棄，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名詞新概念。誠然，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痛感中國的積弱而采取的一劑猛藥，并希望由此把中國帶入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世界。從較近的意義上看，這種“全盤西化”確實給近代中國帶來了生氣。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還是軍事上，中國都迅速甩掉了傳統的東西，大步跟上了世界潮流。僅在文學上，現代西方分為幾個發展階段的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象征主義文學等，幾乎是同一時期涌入中國。有人說，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文學幾個世紀的路程。而中國學者在接受這不同時期的思潮時似乎并不覺得困難。雖然這一切是一個轉型期社會所必然要經歷的過程，我們還是要明白：轉型期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的功利性。在一個功利性的社會環境中，要如何保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是一個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在二十世紀，可以說王國維是最典型地體現了這種追求的人。面對天崩地裂的大轉變，他率先提出了終極價值問題，即如何擺脫實利的社會去獲得純粹的精神追求，擁有一個神性的精神空間。

本?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論及時間觀念轉變時曾認為，西方近代與中世紀時期時間觀念的轉型極為重要(在他是用十八世紀小說與報紙的結構為例論證它的重要性)。為什么呢?就是它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世界觀，一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新的想象形式。這一轉型是天翻地覆的。想想吧，千百年來的世界觀忽然改變了，眼前的世界不再是以前所熟悉的那個世界了。這是一種很大的震動，說它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不為過。同樣，進入二十世紀，中國在各個方面都好像換了一個樣子，科學技術發展名目繁多，顯然這種發展是有些混亂的：一個舊的世界被砸碎了，而一個新的世界還沒有建立起來。這又使人想到魯迅那個著名的鐵屋子的比喻：好好一間鐵屋子，如果不把它打破，里面的人可能會“昏睡入死滅”，而如果打破了，則醒過來的人又無路可走，最終也仍是毀滅。對魯迅自己而言，他掀掉了“鐵屋子”，但一時又難以找到新的精神家園，所以只能是“過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歷史中間，在明暗中間，在冰與火之間，一個痛苦的靈魂在希望的虛無中抵抗著絕望的侵襲 。這姿態里有一種焦慮，實際上，在整個二十世紀，都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普遍性的信仰或精神上的缺失：傳統的東西被丟棄掉了，對新的或西方的思想還處于一個適應的過程中，這是一種混亂的狀態。因此，轉型期的當務之急是重建信仰。

王國維對人類的文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在接受西方哲學、美學理念的同時，又展開了對傳統思想的重新檢視，先后寫出了《孔子之學說》《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荀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列子之學說》《墨子之學說》《周秦諸子之名學》等重要論文，為二十世紀中西哲學、美學的整合與融通，構建新的文藝理論與批評體系開創了先河。另一方面，他還梳理了從孔孟到宋明理學以來的文化路徑，認為中國經歷了一個從政教化到禮教化的過程，即從孔子的“美育”核心到程、朱的“理學”核心的轉變。這是一個異化的過程，而王國維的目標就是要回到美育的源頭。《論語?先進》里曾點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下轉第二版)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春日里帶著學生到郊外踏青春游之事，是多么和諧美好的一幅教育教學圖啊。這種在游玩中學習的習俗，歷代相沿不衰，特別到了唐宋，更是盛行。后來，又有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說法。那不正是最傳統最精華的教育教學方法么?

王國維沒有把學問看作是經國之大業，而是看作神圣的事業。經國之大業是功利的，不是精神的，只有精神的才是神圣的，“天下最神圣最尊貴而無當于世之用者，哲學與美學而已”，他的眼光同時還超出了一家一國的界限，看到了整個天下(世界)：“真理者，天下萬物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其有發明此真理(哲學家)或以記號表之(美術家)者，天下萬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惟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國一時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

靜夜獨坐，依稀仿佛見到王國維的身影，恰在燈火闌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