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訂六家注文選》，[梁]蕭統(tǒng)選編，[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李善注，俞紹初、劉群棟、王翠紅點校，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編撰的《文選》，為現(xiàn)存最早的總集。所收錄的各體詩文，上起先秦，下迄梁代，歷來被作為學習寫作的典范。杜甫曾叮囑其子苦讀其書，不但要熟，而且要精。唐代士子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唐代有多家為之作注，流傳至今的主要是李善注和呂延濟等五人的五臣注。在唐代《文選》以抄本流傳，至五代后蜀毋昭裔才將五臣注本雕版印行。從北宋時起，五臣注本和李善注本都有刊刻，又有將二者合成一編的所謂六家注本(先列五臣注，后列李善注)和六臣注本(與六家注相反，李善注在前)。這樣，就刻本而言，便形成了四種系統(tǒng)，而每種系統(tǒng)又都曾多次刊行。版本系統(tǒng)復雜，流傳時間久遠，就出現(xiàn)了種種訛誤，學者們對之進行了許多研究。大家都盼望整理出一部盡可能正確、切合原初面貌的文本，那才便于觀摩和作深入的研究。

俞紹初先生整理校訂的《新校訂六家注文選》就是這樣的一部文本。這部皇皇大著，凡六巨冊，四百二十萬字，由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自2013年起，至2015年出齊。俞先生是著名的六朝文學專家，從事“選學”研究數(shù)十年，曾擔任中國《文選》學會會長。他多年以來摒棄雜務，寢饋其中，嘔心瀝血，甚至不惜損傷目力，終于在兩位青年助手的協(xié)助下完成了此項重大工程。

《新校訂六家注文選》選擇韓國奎章閣所藏明宣德三年活字本《文選》(系六家注本)為底本。奎章閣本所據(jù)的北宋秀州刊本是最早將五臣注和李善注合刻的本子，并且它所用的五臣注本和李善注本的刊刻年代也都早于流傳至今的其他各種版本，因此《新校訂六家注文選》以它為工作底本是恰當?shù)摹５嵯壬l(fā)現(xiàn)，奎章閣本固然有其優(yōu)點，但本身也還是有不少問題。故俞先生的整理工作，不是僅僅對該本加以點校而已。他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以奎章閣本為基礎，比對上述四種系統(tǒng)的《文選》刻本以及殘存的諸種唐代寫本，參考群籍，并吸取清代學者的校勘成果，從而整理出一個新的本子，以盡可能正確地反映北宋時所刻五臣注本和李善注本的面貌。

這個新的文本，不僅極為細心地訂正了《文選》正文和六家注釋在漫長的流傳過程里產(chǎn)生的許多文字上的訛誤，而且涉及并解決了一些重要問題，比方說李善注在體例上的某些問題。李善在注中曾揭橥自己所定之例，散見于各篇，前輩學者如李審言先生即薈萃為《李善文選注例》，甚便讀者。而俞先生在通校過程中，又有所發(fā)現(xiàn)。如李善是否對于文體類目加注的問題。今日所見李善注本和六家、六臣注本的《文選》內(nèi)，在文體類目之下，時有注語，尤其是賦類、詩類的各小類，注語頗多。六家、六臣本多標明是李善注。詩類的“物色”之下即有較長的注語，其中有云：“《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所謂“詩注”是指《毛詩》的注，即《毛詩傳》。俞先生說，李善凡是引《毛詩傳》，不是稱“毛傳”，就是稱“毛萇詩傳”，從來沒有說成“詩注”的，而且《毛傳》原文是“漣”而不是“漪”，如今被改成了“漪”字，因此那不可能是善注。俞先生認為凡類目之下的所謂李善注，均不是善注，也不是五臣注，而是李善所據(jù)底本上原有的舊注。這就涉及李善注的體例了。又如李善引書是否嚴格照錄原文的問題，本書屢次指出，往往不是照錄原文，而會有所節(jié)略或改易。這也都是通過校勘《文選》全書得出來的結論，非常值得重視。又如俞先生指出，李善注引《漢書》時，凡“××郡有××縣”者，“漢書”之下都不加“曰”字。這么細微之處都難逃法眼，可見其用心多么精密，而所下的功夫又多么深邃。李善注向來被學者所重視，為校勘、輯佚、考證之淵藪。因此對其加以厘清，總結其義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書的校勘，還通過考證史實，指出李善注甚或《文選》本文之誤。

卷十九曹植《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據(jù)《三國志·魏志》及曹植《贈白馬王彪》詩序，說曹植朝京師在黃初四年，序文有誤。俞先生則以為《洛神賦》與《贈白馬王彪》所述離京歸藩的行程路線、季節(jié)天候均不相同，故二者并非同時之作，不得據(jù)后者否定前者;而黃初三年曹植等實有在京師受封后歸國之事，只是《魏志》失載而已。這是駁正李善注的例子。

卷四十三有趙至《與嵇茂齊書》。題目既如此，而一開頭卻說“安白”，安指呂安。這豈不使人看不懂嗎?原來關于這封書信，向來有異說。干寶《晉紀》說是呂安與嵇康書，而嵇康之子嵇紹卻說是趙至寫給嵇蕃(字茂齊)的。大概蕭統(tǒng)收錄此文時，也難以決斷，所以故意保留此種矛盾以存兩說。唐人注《文選》者，說法不一，李善則并載二說，不加裁斷。今人也還是各執(zhí)一詞。俞先生檢得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寫本《文選注》，曰王隱《晉書》載，趙至受辟為從事，遠適遼東，甚不得志，途中乃為書與嵇蕃，訴其怨苦。唐修《晉書·趙至傳》亦同此說。又《文心雕龍·書記》：“趙至敘離，乃少年之激切。”又《藝文類聚》引趙至此書，還引錄嵇蕃答書。據(jù)以上數(shù)端，乃確定是趙至所作。我們?nèi)艏殞徳摃膬?nèi)容、語氣，確與《晉書》及劉勰所說吻合。千余年來聚訟紛紛，得本書所校，應該豁然開朗了吧。這是解決《文選》本身所存在的問題的例子。

校勘工作，看似細碎，其實往往涉及重要問題。《新校訂六家注文選》就是一部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著作。限于篇幅，這篇小文只能舉很少的例子作初步的介紹。希望這部著作能為學者們所充分利用，發(fā)揮其效用。相信它必將造福于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