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五四”開始，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新文學”基本都是理論先行的，文學理論深深介入到了“新文學”品格的塑造，并支撐了文學批評。

所謂的“新文學”，同時包含了三個方面，一是新的文學文本形態，二是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三是新的文學理論觀念。其中，新的文學理論觀念不僅是核心，而且是先導。新文學是被設計出來的，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地被設計與調整的過程。一個作家的創作風格，一個批評家的批評立場，乃至于一個文學流派的整體文學傾向，往往與其信奉的文學理念密切相關。而某個文學流派與作家的突然轉向，如前后期的創造社、抗戰開始前后的老舍、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的丁玲，都與其文學理念的改變直接相關。“新時期”文學，更是在觀念更新、理論引領的情況下展開的。“新文學”的成就與這種理論先行的狀態有關，其問題也與這種狀態有關。但是，無論如何，說文學理論是上世紀90年代以前“新文學”的靈魂與核心，是塑造“新文學”的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一點也不夸張。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文學理論不僅對文學創作與批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且作為一種人文思潮，在整個社會思想中起到了核心與引領的作用。這種狀況的形成，既與時代的特殊政治思想環境有關，也與理論家將文學問題放在大的社會背景中加以思考，并試圖通過文學問題的思考介入社會的政治、文化建設的努力有關。文學理論家，許多人也往往同時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

二

然而，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學本身從社會思想與文化的中心退出，純粹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研究因此被邊緣化;另一方面，高校為文學理論學者提供了一個自成體系的生存空間，文學理論學者不用追求社會的影響力，也不用考慮對作家與批評家的影響力，只要按照現行高校學術體制所認可的學術規則從事研究與寫作，照樣可以獲得成就感與豐厚的現實利益。這一學術體制要求的是核心期刊論文的數量與層次、項目的數量與層次，以及同行專家間的相互認可。這種學術體制及其所設定的評價指標，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學理論界的日趨學院化，文學理論研究者形成一個封閉的圈子，缺乏與批評家、作家以及當下的文藝作品、文學現實對話的興趣與動力。

當理論界自身成為一個封閉的圈子之后，事實上不僅讓出了其原先所占據的社會思想文化的中心地位，而且對作家、批評家的影響力也大打折扣。中國當下的現實是，許多作家對批評家的批評不以為然，對文學理論界的情況與理論界討論的話題就更加感到隔膜、更加漠視。與此同時，批評家對文學理論界的話題也缺乏興趣，認為理論對于批評而言可有可無。這種情況，使得理論家們在作家與批評家面前自信心大受影響。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大談后現代、文化研究、性別政治等等，然而，當談到當下的文學現象時，卻越來越不自信，許多時候，其實是在對作家與批評家加以附和，不敢從自己的視角出發，發出不同于作家與批評家的聲音。

文學理論被邊緣化，還與理論話語陳舊，無法解釋急劇變化的文藝現實有關。日趨學院化的理論界，表面上看十分活躍，討論的話題也不斷轉化，日新月異，從現代到后現代，從性別政治到后殖民主義，從文化研究到生態批評。然而，從世界理論格局看，這些話題多是引進與翻炒別人的，不僅與中國自身的現實關聯度不大，而且也并非是獨創性的、真正前沿性的話題。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多年來，無論是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中國，現實語境的變化與文藝狀況的變化都是十分驚人的。國外的文論界已經有一種無法跟上現實變化步伐的感覺，靠翻炒國外已經產生的話題、與中國自身的現實越來越隔膜的中國文論界，就越發面臨著理論話語陳舊、無法解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與文藝現實的窘境。

三

然而，從文學生態平衡的角度講，理論缺席的創作與批評，不可能是健康的創作與批評，對理論的忽視與漠視，必然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

當前，文藝批評領域有一種風尚，那就是常常把其探索的觸角伸向藝術家最為私密的個人生活領域，計較與爭論的多是類似于“沈從文的師生戀是否像傳說中的那樣美好幸福”、“徐志摩除自己的妻子外還與哪些女人有過婚外情”這樣的話題。通過這種“去魅”與“還原”，得出的是類似于“胡適發動白話文學革命只是出于嘩眾取寵的動機”、“魯迅在為人處世上過于敏感與記仇”這樣的結論。這種以強調回到歷史現場、還原歷史的批評傾向，實際上與批評界對理論的拒絕是直接相關的，它導致的往往是批評的解構化、庸俗化、娛樂化。

在當前的批評界，“去”“非”主義話語盛行：去歷史化、去政治化、去中心化、去中國化、非意識形態化、非虛構等等說法不一而足。其中有些說法也許是針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某些具體問題提出來的，仔細聽一聽他們所講的話，并非完全沒有道理。然而，作為一種文藝現象的命名，這些詞語不僅是不準確的，甚至根本就是違背文藝理論常識的，很容易產生誤解。作為一種價值導向，就更加容易引起誤導。在具體的批評話語中，術語與概念使用的隨意，邏輯的混亂與離奇，單向度的思維方式，顧此失彼、漏洞明顯的判斷，已經到了十分泛濫的程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批評家沒有進行過嚴格的理論訓練，理論知識與素養缺乏，沒有形成嚴謹的理論話語與理論思維方式，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比如，批評界所談論的去歷史化問題。我們承認，中國當代文學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確存在以重寫歷史的方式對原先固有的歷史敘述進行解構，以主觀化的視角對外在的歷史進行重構，以性別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歷史”視角消解民族、國家、啟蒙、革命等“大歷史”的寫作傾向。但是，且不說當這種傾向成為文學寫作的潮流時其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只就把這些傾向直接命名為“去歷史化”寫作，就十分令人疑惑。因為即使在這種寫作中，歷史也并沒有缺席，而且仍然是作家關注、思考的重心。

在物理學界，能量守恒定律被發現之后，曾經十分迷人的制造“永動機”的想法便成為笑談。在文學界，文學與歷史的關聯、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聯、文學與政治的關聯，實際上也是一些常識性的問題。然而，當有人提出去歷史化、去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等主張的時候，仍然能夠得到許多人的應和，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這反映出在批評家的意識中文學理論常識的嚴重缺席。

四

無論就世界而言，還是就中國而言，當今的時代都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新的社會形態，給理論提出了各種各樣亟待解決的問題，刺激著理論家理論創造的熱情。這樣一個時代，不應該是理論死亡的時代，而應該是理論大有作為的時代。對于文學理論的命運，我們也完全可以做如此理解：在當今，有大量新的文學現象需要解釋，這不僅是批評家的事情，更是理論家的使命。

近一二十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文學興起。當今中國的網絡文學，發展勢頭迅猛，但同時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其成就有目共睹，其存在的問題也有目共睹。而其混亂與失序的一面，恐怕與缺乏理性的反思與理論的有效引導有直接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既能夠深入到網絡文學現象之中又具有一定理論高度，既客觀公允又有強烈擔當意識的網絡文學理論的創造，就顯得十分迫切。這正是文學理論可以大有作為的一個領域。媒體融合所引發的文學傳播觀念和創作實踐的大調整，也對原先的文學理論范式更新提供了契機。學院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是學科過細的劃分。以往的文學理論界，一方面強調文學學科內部文學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研究的不同分工，另一方面強調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文學學科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劃分，文學理論家往往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狹窄的研究領域之中，不愿越雷池一步。然而，當文學與影視、文字與圖片影像聲音、虛構寫作與紀實寫作已經深深融為一體、難分彼此的格局形成之后，原先文學理論的概念體系與研究范式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局限性。如果文學理論家正視這樣的現實，接受現實的挑戰，必將導致文學理論自身的一次深刻變革。

新的文學時代呼喚著文學理論的在場，文學理論也只有在應對新的文藝現實挑戰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發展，進而重新贏得自己曾經享有的尊嚴與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