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

電視劇《老農民》中的牛大膽(中)

《馬向陽下鄉記》體現了在農村歷史與現實的復雜關聯中塑造新農民形象的努力

>> 當農民理直氣壯地變成“老”農民時，我們不能不注意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一種文化民粹主義傾向在中國農民形象的電視劇塑造中開始浮出水面。具體而言，這種民粹主義傾向是指當代農民形象從社會行動主體到日常活動者，進而從人民性到農民本位主義的滑落，在這一滑落過程中，作為深刻影響并改寫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性力量，當代歷史則幾近蛻變成看似濃墨重彩、實際蒼白失血的一道道布景，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在場的意義。

最近一段時間，隨著電視劇《老農民》和《平凡的世界》熱播，農村題材、農民形象儼然成為電視熒屏上引人矚目的熱點，應該說，這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村題材劇稀缺的情況有所改觀。此外，與許多近乎情景劇、滑稽劇的農村劇相比，這兩部電視劇都試圖在宏闊的歷史視野中講述農村的變遷，塑造中國農民的群像，從而顯得底蘊更為厚重。這樣一種歷史視野的存在，對中國農民命運的世紀變遷與現代中國巨大的歷史波動之間的深度關聯，觀眾才更有可能有更為深入的理解;當然，也因為這一歷史關聯的史詩性意義，我們有必要對電視劇所塑造的這些農民形象提出更為嚴苛的要求。

以這兩部劇為代表的近期農村劇在對農民形象的塑造中顯然下了很多功夫，無論是對農村日常習俗、生活場景的描摹，還是演員對農民日常行為及其心理活動的捕捉，都更為貼近農村和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果說，有些年輕演員扮演的劇中人物相對數十年前的青年農民還顯得有些代際之“隔”，但我們顯然已能看到他們試圖進入角色心理的努力，而由陳寶國、劉威這樣的老戲骨塑造的牛大膽、孫玉厚等形象，從生活實感來說極為地道貼切，從文化特質來看傳統印記鮮明，給人留下了“活生生的”、“意蘊自足”的深刻印象。

不過，在這些農民形象塑造得愈發真切的同時，換句話說，當農民理直氣壯地變成“老”農民，我們不能不注意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一種文化民粹主義傾向在中國農民形象的電視劇塑造中開始浮出水面。具體而言，這種民粹主義傾向是指當代農民形象從社會行動主體到日常活動者，進而從人民性向農民本位主義滑落，在這一滑落過程中，作為深刻影響并改寫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性力量，當代歷史則幾近蛻變成看似濃墨重彩、實際蒼白失血的一道道布景，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在場的意義。在我看來，雖然，類似《老農民》這樣的電視劇所塑造的“老農民”形象，通過對農民與土地深厚情感的渲染似乎傳遞出農民群體恒久持存的基本訴求，通過對忠孝傳家之類價值觀念的張揚而體現出與民族傳統的某種接續，仿佛腳踏實地站在了農民的立場上，以至于“比農民還要像農民”，從而深得觀眾的認同，但恰恰是這看似逼真的表現和道義的陳辭，卻使土地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意義遭到急劇消減，而農民形象也出現了“去政治化”的大踏步歷史回退。應該說，這很大程度上既是后“冷戰”時代新意識形態對20世紀革命史的重新書寫，也是一種長久纏繞在文化生產中根深蒂固的對于底層和農民的民粹主義文化想象——牛大膽們憑借自己的質樸純真的品質和某種程度上不乏狡獪的生存智慧，從20世紀那一端走進劇情，然后穿越數十年的時代風云，最終站立在歷史的瓦礫堆上，走到了觀眾所身處的當下——歷史或許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但仿佛并未改寫他們的性格實質。

對于數千年躬耕于古老中國的中國農民而言，長時期處于社會的底層，沉重的社會壓力使他們就像附著在土地上的草木，難以主宰或改換自己的整體命運，“老農民”這一稱呼與其說是他們的自我認同，不如說是一種無奈接受后阿Q式的自我寬慰。然而，這一切在20世紀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自土地革命以來的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不容否定地賦予了農民劃時代的社會“新人”的身份——“老農民”對生活的基本訴求、對土地的深厚情感、對親情倫理的看重、樸實單純的性格、腳踏實地的生存智慧等等，這些人類歷史任何時刻都極為重要的部分，在新的社會形態中當然得以存續并被珍視，然而，這些部分卻擺脫了老農民狹窄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第一次在總體性社會創造中獲得了全新的意義。無論是周立波塑造的趙玉林、郭全海，還是柳青筆下的梁生寶，他們并未失去“老農民”的優秀品質，也沒有離開農村的生活世界，但這些品質和這個世界卻已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行動中得以提升，當然，也被洗禮。因此，我們在《暴風驟雨》和《創業史》中看到了發生在農村生活和農民群體之中的斗爭，看到了在斗爭中才得以鍛造出來的新的農民形象，也看到了發生在農民自己身上“新”與“老”的斗爭。歷史既為人民所推動，歷史也改造了人，在20世紀深刻的歷史變革之中，“老”農民已經脫去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枷鎖，而在新的社會創造進程中、在領受新的權利也即新的責任中獲得了新的主體地位。

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動和生活。所以，人物不是為了表現性格才行動，而是為了行動才需要性格的配合。”這里的行動，是一種區別于單純生產和單純思辨的主體性的實踐活動，也就是說，是一種區別于重復性的日常生活場景和既定的沿襲認同的社會行動，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只是在這樣的行動中才變異生成，而不是相反——行動是為了使某種觀念化的人物形象道成肉身。然而，在《老農民》中我們遺憾地看到，一次次劇烈的社會行動，似乎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牛大膽的自我認同，倒是更凸顯出他天然存在的某種本色;代表歷史意志的社會行動，在牛大膽的本色面前，反倒顯得任性有加，最終，勝利屬于本色的“老”農民牛大膽，而轟轟烈烈的社會歷史變革，卻只能無聲地退居幕后。然而，“整整六十年”，如果農民真的只是變回了“老”農民，所謂“進一步的解放和自由”又到底在何種意義上成立呢?同樣，盡管一定程度上忠實原著使電視劇《平凡的世界》保留了較強的歷史感，但路遙筆下并未輕易置評而當下亟需細致推敲、理性反思的歷史復雜之處，卻被電視劇所強力凸顯的“把黑面饃變成白面饃”這一“硬道理”簡單地推向反面。孫玉亭對單干以后大隊無政治生活的焦慮被處理成個人的“不著調”，婦女主任賀鳳英則干脆替改編者跳出來否定自己;原著中孫少平竭力擺脫封閉自足農村生活并最終成為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農村社會價值迷失的無聲抗議，實際上從另一個方面即指出了農民變“老”的事實，而在電視劇中，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不出意外地蛻變成個人奮斗的新意識形態幻象，則客觀上取消了農民群體作為歷史主體的創造性可能，坐實了“老”農民的身份。

當下，新農村建設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繞不過去的關口，在這樣的歷史性要求面前，農民群體從“老”到“新”的自覺轉變再次成為難題中的難題，對農村題材電視劇來說，我們需要更多如《馬向陽下鄉記》在農村歷史與現實的復雜關聯中塑造新農民形象的努力，而不是抱殘守缺輕易生產出眾多文化民粹主義式的“老”農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