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畫,這一傳統繪畫形式在中國民間主要是避邪驅兇、祈福迎祥,按一定程式來表達人們某種祈愿的裝飾性美術形式。早期先民對大自然風雨雷電、毒蟲猛獸等無法解釋的現象或事物產生恐懼,逐漸形成了神祇崇拜、祈福禳災等風俗。民間傳說堯舜時代就有門神畫,用以驅鬼祈福。東漢蔡邕在他的《獨斷》中記載,漢代民間有門上張貼捉鬼的“神荼”“郁壘”神像的習俗。張貼門神在唐宋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為年畫的壯大興盛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條件。至南宋時,年畫的種類已經有神仙、戲曲、美女、嬰戲、風俗、歷史故事等。每到歲末,張貼門神,可供一年驅災和祈禱之用,多一年一換。至光緒年間開始稱之為“年畫”,天津楊柳青、開封朱仙鎮、山東楊家埠、蘇州桃花塢等都是著名的年畫重鎮。在近代西學東漸的社會背景下,年畫也悄然發生變化,上海小校場年畫將社會上新出現的諸如火車、輪船、飛機、馬戲、雜技等事物、市井百相融入畫中,頗有都市風情。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講究“中國氣派、民族形式”成為邊區各種藝術形式的核心內涵,文藝工作者緊密結合當時的新形勢深入基層,積極向民間文藝學習,表現當時出現的新人物新事跡,以文藝作品參與到宣傳革命和抗日斗爭中,產生了一批反映人民大眾生活,老百姓看得懂、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年畫在美術領域得到大力弘揚,文藝工作者在借鑒民間年畫的基礎上,適當融入西方繪畫所擅長的比例透視,使得年畫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現實中的真實人物,很受老百姓的歡迎。如古元創作的《人興財旺》、力群創作的《豐衣足食》、焦星河創作的《組織起來》等。彥涵還將當時的八路軍抗日斗爭用年畫門神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抗戰勝利》《軍民合作》等,形象鮮活新穎,他們就是護佑民族平安的“新門神”,成為當時抗日民主根據地老百姓歡迎的年畫,這種新形式此后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推向全國。

古元《人興財旺》 中國美術館藏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適應新生的民族國家建設與發展需要,充分塑造新中國國家形象、講好新中國故事是這時期文藝家們思考最多的問題。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新中國的文藝既要吸收現代歐美文藝觀念的長處,又要保持本民族傳統之根,避免走全盤西化之路,樹立中國文藝新氣象。當時,一系列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文藝新政策引導文藝工作者創作通俗易懂、審美取向更貼近工農生活的作品,群眾性的美術形式有了很大發展。

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由蔡若虹起草、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署名發表的《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并刊登在11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要求美術界大力發展工農兵喜聞樂見的年畫形式,但要配以新的題材、新的內容以區別于舊年畫。由于毛澤東的提倡、文化部牽頭積極組織,新年畫運動的倡議得到了各級政府部門的推行。文教部門、出版機構、文藝工作者都廣泛地參與到這場運動中,形成了一股聲勢頗大的“新年畫運動”。

新年畫擯棄了傳統舊年畫的內容,打破了舊年畫的程式化表現手法,加入了新的形象元素,有的還配有新詩歌、新標題。如,白逸如創作、署名濰坊市年畫生產合作組的《合作社養豬》,配詩:“農業合作有分工,男女老幼齊勞動。老漢養得肥豬好,愛國增產真光榮”,既形象又通俗易懂,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很多原來從事油畫、國畫、木刻的藝術家,如董希文、葉淺予、李可染、張仃、古元等,都加入了新年畫創作隊伍,甚至像潘天壽、黃賓虹這些并不擅長年畫、人物畫的老藝術家后來也參與到這一形式的探索中,更使得新年畫樣式煥然一新。

《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對繪畫題材等有明確的說明,對后期的營銷、印刷方式也有詳細的引導和周密部署。“今年的新年畫應當宣傳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傳共同綱領,宣傳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宣傳工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應當著重表現勞動人民新的、愉快的斗爭的生活和他們英勇健康的形象”,不但指明美術工作者“畫什么”的方向,也給出了“怎么畫”的具體措施,鼓勵美術工作者大膽運用勞動人民喜歡的民間形式。考慮到人民大眾的經濟狀況和購買力,這一指示在印刷、發行這類細節問題上也做了具體規約:力求避免浮華,切忌售價過高。除正常的供銷合作社、新華書店銷售點外,還可以有效利用小書攤、貨郎擔、香燭店等民間基層傳播銷售渠道,以擴大年畫的市場。《人民美術》雜志在1950年第2期還刊發了新年畫專號,很多高等院校美術系將年畫創作列入正式課程,各年級都有年畫創作教育課。一些原來在舊上海頗受市民歡迎的畫月份牌名手,如鄭曼陀、李慕白、金梅生、何逸梅等,也加入新年畫的創作隊伍中來,畫家筆下的人物逐漸改為生產勞動者豐滿健康的形象,以適應勞動人民的審美愛好。

林崗《群英會上的趙桂蘭》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

在實際創作過程中,美術工作者不斷探索,將中國傳統年畫表現語言與西方寫實技巧相結合,并廣泛吸收各畫種元素,以民間年畫的形式呈現,適應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要求。造型上既非一味地像舊年畫那樣無條件地遷就農民口味,也不是完全按照藝術家個人的審美趣味,展示了藝術家的審美趣味與工農大眾欣賞習慣調和、融合、妥協的過程。新年畫的人物與傳統舊年畫相比,更注重人體結構的比例準確、五官端正、造型傳神,色彩上既學習傳統年畫的喜慶特色,又融合西方水彩畫的明艷寫實,顯得真實可信。如金梅生《菜綠瓜肥產量多》描繪的身著淡粉上衣與藍色褲子挑選蔬果的女勞動者,頭梳烏黑發辮,皮膚白里透著紅潤,完全是新的時代下陽光而健康的勞動者形象。

新年畫在題材內容上也由舊年畫中門神、財神爺、灶王爺等單一元素逐漸擴展豐富,努力將新政策、新生活、新人物、新風尚融進年畫創作中,從豐收、吉祥、喜慶到工農業生產建設場景、軍隊戍邊、婚姻平等、愛國故事、領袖英雄等題材都被納入畫中。在表現新社會新生活內容的基礎上,洋溢著新的時代氣息和精神,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實際上已經成為時代精神的化身、人們理想的寄托,既受人們喜聞樂見,又包含了更多的時代元素,如林崗的《群英會上的趙桂蘭》、金梅生的《勞動的收獲》、李慕白和郁風的《女工新裝》、戈韋的《初夏》、張大昕的《穿木珠》等代表性作品。新年畫在塑造新中國初期的國家視覺形象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20世紀中國美術思潮演進”(17FYS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范建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就職于南京郵電大學傳媒與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