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穆青主筆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學習焦裕祿熱潮起,焦裕祿成為一種精神符號和當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作為一個時代典型,焦裕祿具有普泛性和超越性的精神內涵,代表著中國形象,凸顯著中國精神,彰顯了國人“赤膽忠心”的人格操守、“死而后已”的生命格調和“敢為人先”的進取精神,散發著深沉厚重的時代和民族的美學品格,為當代樹立起鮮明的道德人格坐標,對人民的精神成長和心靈建構,發揮著春風化雨、滴水穿石的浸潤作用。

 五十多年來,文藝工作者以焦裕祿同志為原型,通過豐富多彩的文藝樣式和藝術創造,塑造了一個個真實、鮮活、感人的藝術典型形象,通過焦裕祿的故事,全面、立體、生動地展現了我們黨帶領人民群眾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那段非凡歷程和苦難輝煌,征服了讀者、觀眾,為增強人民力量、振奮民族精神作出了貢獻。

電影《焦裕祿》劇照(1990年)

 今年是焦裕祿同志誕辰100周年,回顧總結焦裕祿題材經典文藝作品的創作歷程和藝術特征,對于英模題材藝術創作有著重要的啟示。

 第一,在“典型的環境”中塑造典型形象。恩格斯在給哈格奈斯的信中,提出“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現實主義文藝創作的一個基本原則。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只有在典型環境中才能得以最深刻、最充分的揭示,而環境的典型性也只有通過人物典型性格的發展變化才能最完美地表現出來。藝術創作既要對人物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進行典型性展示,更要在“典型的環境”中表現人在大環境下的處境、行動、命運及品格的形成。焦裕祿身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戰天斗地、豪氣干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是這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同時還要注意這個時代“大躍進”和大饑荒等重要時代內容,如果我們在創作中不能把握這個時代主流本質,或是刻意去回避、淡化那段苦難,只是以當代人的想象想當然看待那段歷史,就會嚴重影響典型塑造的藝術效果。我們要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深刻全面正確地了解理解那段歷史,在這個基礎上開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唯有此,才能把握好當時的典型環境,也唯有此,典型形象才能有歷史的深度和質感,有跨越時間的生命力。

電視劇《焦裕祿》劇照(2012年)

 第二,在“細節的真實”中豐富典型形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對文藝與現實關系的探討中,將“細節的真實”視作“充分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回顧不同時期焦裕祿題材影視作品,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其中所呈現的焦裕祿形象是一個細節不斷“發掘”和“還原”的過程。總體來看,在20世紀90年代黨風建設亟須廉政標桿的語境特征下,峨眉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焦裕祿》突顯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無私奉獻的形象傳達,影片一經上映就打動了無數觀眾,并在全國形成了“學焦裕祿、看焦裕祿、走焦裕祿的路”熱潮。2012年上海電影集團等出品的30集電視劇《焦裕祿》,不是“高大全”符號式的表現,也不展現激烈的戲劇沖突,而是跟隨著焦裕祿的生活史一步一步展開,全面反映了焦裕祿的一生。這樣的敘事方式,拉近了英模與觀眾的距離,以生活真實貼近普通觀眾的日常審美心理。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時代的歷史語境下,文藝作品在凸顯人物超拔的精神價值的同時,注入了更多的溫度和情感,在此基礎上力圖挖掘和破解其中的歷史文化密碼。去年湖北省委宣傳部等聯合攝制的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影片除了展現既對黨忠誠、熱愛人民、奉獻犧牲、鞠躬盡瘁,又熱愛生活、多才多藝、興趣廣泛、極具個人魅力的人物性格之外,還挖掘出焦裕祿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響、秉持儒家大忠大孝觀念的歷史深處的細節。這個歷史細節的挖掘和還原,使得焦裕祿形象的民族屬性清晰了起來,賦予人物典型的歷史深度,揭示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型特征,使得焦裕祿題材藝術創作達到了新的高度。這樣的形象塑造更加立體、豐滿、真實,也更加可親、可信、可學。

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劇照(2021年)

 第三,在“集體記憶”中闡釋和傳播典型形象。“集體記憶”作為社會建構的產物,能夠與支持它的社會保持良性互動,不斷推陳出新,進而得到強化和豐富。“集體記憶”是民族共同體重要組成部分,是“共同想象”的邏輯前提。作為一個時代典型,焦裕祿是當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焦裕祿精神是中國精神最閃亮的篇章之一。由于焦裕祿題材文藝作品的成功,焦裕祿形象深深烙印在幾代人的心靈深處,極大地影響他們的價值形塑、人生選擇和文化認同,焦裕祿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彌足珍貴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激勵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奮斗不已。從焦裕祿典型形象的動態發展演進中不難發現,文藝在建構記憶、建構歷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應從建設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出發,全面精準把握人民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及時因應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新需要,擇取最能代表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題材,在“集體記憶”中闡釋和傳播典型形象。在審美領域、審美品質和審美形式上作出新的開拓,在創作形式、題材、體裁、風格、手法上作出新的突破,促使中華民族集體記憶在自我“新陳代謝”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強化和豐富,進而助力中國精神的傳承與弘揚。這期間,要清醒抵制和防范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滲入“集體記憶”建構的干擾和影響,警惕它們對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精神價值的否定和消解。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