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流動的，如果為了旅游資源、經濟利益，就陷入無休止的“某人何地出生、何地成長、何地死亡”的爭吵、爭奪，則文化傳承、弘揚、發展的本意就失去了。

今年“五一”，雖處疫情影響之下，但國內游客數仍達到1.15億人次，實現旅游收入475.6億元。

旅游業是一項綜合性產業，關聯度高，帶動性強，其經濟乘數效應遠高于其他行業，能夠直接帶動交通、商業、文化、農副業等多個產業發展。因此，各地高度重視旅游業發展，使盡渾身解數挖掘“獨家賣點”、提升“吸睛指數”。

但如果為了爭奪旅游市場、獲取經濟利益，就一味“博眼球”“搶文化”，最終又能得到什么呢？

從早前的四地爭搶曹雪芹，五省七地爭二喬，兩國四地搶李白，到一些地方爭搶西門慶、潘金蓮等虛構角色，爭奪孫悟空及其哥哥等虛幻之物，再到新近發生的一些名人故里之爭，幾乎都拿不出什么有力證據，但都是吵得不可開交，最終尷尬收場。

文化并不是不能移動的巖石，文化的本質是活的。

“活”的文化，是指文化產生于人們應對周圍環境時所產生的鮮活反應，本身即是文化主體此時此地的行為與選擇。

以近年引起關注的名人文化而言，一個問題就是：看重文化名人的出生地、生長地或死亡地是不是在本區域，而對名人文化所產生的區域聯動效應卻不重視。

文化名人的出生地、生長地或喪葬在什么地方，這在根本上是學術上的“求真”問題，而區域發展應以“求真”為基礎，指向“求善”目的。

區域發展，是一項綜合性工程，既是對本區域既有資源的整合，又是本區域資源適應時代需求、國家需求，甚至是國際需求，而自我改革、不斷革新的結果。

區域發展要尊重人們的文化認同，但是又要打破人們的認同，尋求文化認同新的可能，拓展本區域人們的文化資源與際遇。

近年來，隨著傳統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區域發展“老樹發新枝”，同時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黃河戰略等新的區域發展戰略崛起，當代中國以“區域”為單位的發展模式日益顯著。

區域，不僅是經濟上相互交往頻繁的區域，而且也是社會習俗與文化傳承相對靠近的地方。地域的文化認同是群體的心理習慣，但區域間的社會交往與經濟要素卻總是在流動的，這就造成文化認同與區域歸屬的沖突。

因此，經濟發展要有區域視角，文化發展同樣需要區域協同和區域合作。

以近年來爭議較大的堯帝文化為例。

堯帝又名帝堯，為中國上古“三皇”(堯舜禹)之一。根據學者研究，堯文化并非單一的陶唐氏部落或唐堯一個人在位時的文化，它應該是包括虞舜在內的我國原始社會向第一個階級社會過渡的階段，在華夏族的中心地域內，吸取諸多地域文化的先進成果，融合、升華為一體，發展到華夏文明形成時期的文化。

從此，華夏族、華夏文明進入了孕育發展時期，到堯舜時,隨著民族、文化融合的不斷擴大加深，遂成為一體，以龍圖騰為族徽的華夏族，以文字、鑄銅器、宮城建筑、禮儀制度為標志的華夏文明終于形成。

關于堯帝文化的影響，各地各執一辭，并且都認為自己有考古證據，江蘇高郵、河北、山東鄄城、山西臨汾等地都提出了對帝堯文化的“專利”，爭得不可開交。這導致了這些區域之間的“交惡”，妨礙了它們之間的文化互通與合作。

然而，有學者針對帝堯文化提出了“堯文化遷移圈”論，讓人耳目一新。

這個理論認為，公元前4000年發生在今中國東海的大海浸，造成了帝堯所在部落從東向西的大遷徙。這個遷徙過程起碼涵蓋了江蘇高郵、山東鄄城、河北與山西臨汾地區。

關于堯文化為什么會跨越這么大的中國區域，在根本上是因為帝堯所在的部落是一直遷徙的，他們在遷徙的過程中傳播了帝堯文化，并且在長期的文化互動中將帝堯文化升華為了神話。

這個解釋令人耳目一新。這一理論最大的價值，在于從文化是“活”的角度，解釋了傳統文化，從而為學術求“真”與區域發展的求“善”之間，搭建了橋梁。

那么，與其爭論堯文化的“真正”歸屬地，為什么不放棄歸屬地爭論，反過來借助堯文化流播契機，進一步加強區域聯系和合作，達到共同發展？

2018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文化”與“旅游”合二為一，組建文化和旅游部。其中大有深意。“文化”與“旅游”合作，其實就是引導“文化”進入“旅游”，也就是進入“文化發展”，同時也是從“文化發展”省視“文化”的發展，是對“文化”具有發展特征、能夠引帶區域發展能力的確認。

2019年7月，中央審議通過《長城、長征、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超越狹隘的地域視角，在區域發展之“善”意義上，建立跨地區的協同合作機制，努力實現不同區域的共同發展，這才是文化發展的關鍵。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