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勞動同商量 (一九五八年) 魏紫熙作

朱永富：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徐曉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姚孟澤：南開大學文學院講師

主持人：叢子鈺教鶴然

主持人：從左翼文藝興起以來，很多文學作品就自覺以表現工人、農民的形象為己任，也誕生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請大家談談最令自己印象深刻的作品和人物。

朱永富：談到這個話題，我想起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在魯四老爺家喪失了勞動資格，四嬸一句：“祥林嫂，你放著吧。”要了她的命。茅盾的《春蠶》也給我很深的印象，老通寶養蠶，占盡了天時地利，可惜最終還是沒有掙到錢。小農經濟經不住市場的沖擊和各種力量的盤剝。這是一部典型的左翼小說。50到70年代的作品，我首先想到的是柳青的《創業史》中的梁生寶，青年農民梁生寶在互助組、合作社時期帶領鄉親們致富，成為具有重要文學史意義的經典形象。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中，我想到的是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中的小鐵匠、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和張檸長篇小說《三城記》中的顧明笛。《透明的紅蘿卜》中的小鐵匠雖然沒有得到菊子姑娘的愛情，但是他在打鐵時展現出來的勞動美，把菊子姑娘震撼到了。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孫少平來到銅城大牙灣煤礦，靠自己的勞動贏得了尊嚴。在《三城記》中出現了新的情況，“80后”城市青年顧明笛，經歷了不同的人生階段，最終還是跟隨愛人勞雨燕到河北農村去參加農業勞動，才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歸宿。顧明笛顯然具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新人”特征。

徐曉軍：對勞動，我腦子里似乎有個預設，就是體力勞動。我首先想到的也是路遙的作品，就是《人生》中的高加林。我也想到了《白鹿原》，但我使勁兒回憶，也去把原著找來再翻了一翻，似乎并沒有人將之視為寫勞動的作品。我也想到了余華《活著》中的富貴，但似乎也沒有人將之視為寫作勞動的作品。盡管這些作品都涉及勞動。當然也包括我很早就讀過的雨果的《海上勞工》、奧尼爾的《毛猿》，那里可能有我印象最深刻的關于勞工的形象了。

姚孟澤：我這學期在教西方小說，也涉及到相關問題，比如西方小說中的階層問題，也和勞動者、青年形象等問題有關。三年前的一次會議上討論到文學的介入問題，有學者介紹了《那兒》這部小說。小說講述了國企改制過程中地方官員和商人變賣國有資產的故事，表現了這個過程中受損的勞動者的痛苦，以及對歷史的迷茫。這部小說不長，從藝術技巧上講，比較粗糲，可是這種粗糲感，為這部小說的敘事賦予了較強的力度。之后又接連讀了幾部曹征路的作品，發現他其實比較好地繼承了30年代左翼文學的傳統，提供了理解歷史和現實的一種可貴角度。

主持人：現代文學中的勞動者是否被描繪成更具社會批判意義？或者說是否現代文學中將勞動者作為主要角色的作品通常是左翼文學？

朱永富：是的，我感覺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文學主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方法，從經濟問題入手，進而實現政治層面的社會批判。所以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對農民和工人的書寫，具有很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老舍的《駱駝祥子》也是，祥子是那么優秀的一個車夫，拼盡全力也不能過上他想要的生活，這不能不說是社會問題。

主持人：徐曉軍老師剛剛提到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定義“勞動”這個在新中國前30年占據意識形態核心位置的概念，文學中的“勞動”書寫、“勞動者”形象，又應該如何界定？

朱永富：我也覺得首先應該界定一下“勞動”。我覺得我們在“五·一”這個屬于勞動的節日里，所討論的“勞動”，不是字典里的“勞動”，也不完全是哲學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話語”的勞動，也就是說“勞動”一詞攜帶著它的歷史和社會評價。“勞動創造價值”“勞工神圣”“勞動光榮”之類的觀念深入人心，雖然勞動的性質不同，勞動的形式不同，我們對“勞動”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體力勞動，尤其是農民、工人的體力勞動，這些構成了我們對“勞動”這一話語的基本理解，其實其中包含著對底層勞動者豐富復雜的倫理道德感情。

姚孟澤：說到如何界定勞動的問題，我這兩天也在思考。其實勞動和勞動者自古都有，但問題是，文學中不是一直都有勞動和勞動者的形象。它們有一個被發現的過程。這個過程，在西方，我個人認為是發生在19世紀。而且，勞動和勞動者的被發現，或許是和勞動背后的經濟結構的被發現同步的。比如《魯濱孫歷險記》(1719)中，魯濱孫在荒島上勞動了28年，但我們不會說，這是一個勞動者。到了19世紀的狄更斯、巴爾扎克和雨果的作品里，我們所熟悉的、被經典馬克思主義論述所關注的勞動者形象出現了。

徐曉軍：我們對勞動的界定和判斷往往帶著比較明確的價值意識，并用價值意識替代了實際的勞動體驗。這讓我想到《故鄉》里的閏土，我在一段時期內，曾想他的木訥是不是艱苦的勞動本身使然；不做他能做的勞動，他自身也會覺得失去存在的意義，就像祥林嫂那樣。但如果一直在艱苦的勞動中，他就會失去兒時的活力。這對一些勞動者而言，可能只有選擇前者。

朱永富：對，我非常同意您的觀點。勞動形式會影響勞動者的思維形式和情感形態。我想到梁鴻的《出梁莊記》里面提到一些現在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的青年，只做特定的動作，身體形成機械化的情況，這是當代勞動對人的一種異化。

姚孟澤：我們之所以關注“勞動”，也繞不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勞動”問題。或者繞不開那個時代對勞動的發現、分析和展現。在朱老師和徐老師談及的作品中，“勞動”和“勞動者”也都和階級、勞動背后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關。其實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勞動書寫的關鍵，或許在于書寫勞動背后的社會結構？脫離了這個結構，或許很難展現勞動的含義(比如舊社會的勞動)或意義(比如“新人”的勞動)。

徐曉軍：在今天，我們再討論“勞動”，應該關注勞動的形式對勞動主體的影響，而不是抽象地談“勞動”。

朱永富：當代文學中，也有一些不愿意從事農業勞動的情況，莫言小說《歡樂》和路遙的《人生》當中，也出現了青年人不愿留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的現象。《歡樂》中的齊文棟高考復讀多次，想拼命通過高考跳出農門；《人生》中的高加林也不愿意留在農村，他在農村從事的短暫的農業勞動，故意穿得破破爛爛，把手磨出鮮血，明顯帶有賭氣和表演的成分。這種情況也帶有強烈的時代性。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者形象”書寫，其實是意識形態、作家、讀者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

主持人：而且越來越多的作品中，對勞動者的塑造成了一種圖像式的摹仿，比如很多人對近年興起的“東北文藝復興”的態度，認為小說寫的并不是東北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真實的勞動者，而是想象的勞動者和他們的生活。

朱永富：“勞動者”作為文學形象，肯定具有想象性和理念性的成分，不可能是完全寫實的。

姚孟澤：說到勞動形式對勞動主體的影響，其實西方文學中也有比較豐富的表現，或許可以給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和文學提供一個參照。剛剛說到19世紀西方文學對勞動的發現，這個勞動主要是體力勞動，也就是生產性勞動。有意思的是，這一類勞動者和勞動形態從19世紀后期開始，又慢慢消失了，到了20世紀上半葉就幾乎看不到了。其實不是勞動消失了，而是發生了兩個變化：(1)勞動形態變化了。其實像卡夫卡作品中困厄的小職員，都是勞動者，可是我們很少從勞動者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因為我們不會想到坐辦公室也是一種勞動。但其實小職員、小公務員在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小說中是非常常見的，體現出很鮮明的被異化的特征。(2)生產性的勞動形態轉移到了殖民地和第三世界。比如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經典的生產性勞動形態，都是發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是在殖民體系下出現的。今天中國混雜了多種形態的勞動，也為我們理解和討論勞動增添了難度。

徐曉軍：這種變異進入到當下，這里面可能還涉及到“勞動”和“工作”的問題。高加林就是失去了工作才回到勞動中的。當下更是如此，畢業之后如果回家勞動，就意味著沒有工作。

朱永富：我和徐老師有同感，勞動有時候是作品的主題，有時候不是主題，有時候勞動會成為作品局部的主題。

姚孟澤：“圖像式摹仿”很有意思。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在于“勞動者”在中國的語境中已經累積了太多復雜因素，使我們重新思考勞動和勞動者變得更艱難，也更有必要。

徐曉軍：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對勞動的表達，都或多或少帶有擬真或者說仿像的意味。我忽然想到前不久讀的弋舟的短篇《勢不可擋》，收錄在《丁酉故事集》中。

朱永富：勞動的具體形式可以分成不同類型。從勞動的功能上來說，勞動構成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勞動給人帶來尊嚴，勞動能產生美，給人帶來自由，勞動也是人追求的生命意義必由之路。總體來說，人的各個層次的需要都離不開勞動。

主持人：關于勞動和勞動者概念的討論非常精彩，如果我們回到文學的范疇，勞動可能會具有更為具體的層次，比如勞動作為一種評價標準，作為一種生存權利，甚至可能具有某種神圣性。我記得在趙樹理的《登記》和張愛玲的《秧歌》中，有關于兩名適齡青年登記結婚場景的描寫，在回答“為什么要結婚”的時候，小說中出現了相似的表述“因為他/她能勞動”。結婚雙方的個人價值和情感需求，就是由勞動價值來決定的。而《秧歌》中的“勞動模范”金根，甚至因為戴著這樣的光環和頭銜，而經常受到“道德綁架”。

姚孟澤：《登記》中的這個細節很有意思，當年上學學到這里全班都笑了。中國文學中的“勞動”似乎有一個涇渭分明的界限，有的勞動和勞動者是作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形象出現的，有的勞動和勞動者是作為“神圣性”的符號出現的。

朱永富：這個切入點很有意思，將“勞動”放在男女兩性關系中，尤其是婚姻當中。婚姻問題，可以說是人類最核心的社會關系。如果人們認識到“勞動”在婚姻中的價值，那么就是一種很切身的認識了。另外也給了我一個啟發，就是勞動也是一種權利，有時候需要社會為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條件和權利保障。如祥林嫂其實她在魯四老爺家是被剝奪了部分勞動權利的人，例如不能參加祭祀。程光煒的《小說的讀法——談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就說莫言寫的農民和魯迅寫的農民不一樣，莫言對農民生活的體驗更深切。

姚孟澤：我個人關于如何書寫勞動的一點想法，剛剛說文學對于勞動的發現是與對社會經濟結構的發現同步的，書寫勞動的艱難也在于如何挖掘和表現后面的那個結構，在今天其實更是全球結構。有沒有可能有一種相反的寫法，比如“逃離勞動”的青年勞動者？最近幾天的“竊·格瓦拉”事件(注：廣西南寧的一位偷車賊周某因為“語出驚人”迅速走紅，因為長相似格瓦拉，網友們稱他“竊·格瓦拉”，在接受采訪時曾說：“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使我想到一部小說，我覺得就王安憶的《遍地梟雄》來說，是對催生和異化勞動、異化人的機制的批判。小說主人公韓燕來是上海市郊的一位青年，高中畢業后沒有什么正式工作，在一些合資企業里當雇傭工人，還遭遇過欠薪。在這個過程中，他所處的鄉村逐漸變成城鄉結合部，又變成城郊外來租客聚集的地方，總之就是城市邊緣。韓燕來有一天被劫車了，劫車的三個人也挺奇怪，叫大王、二王和三王。大王是領導者。這人有意思，講江湖，講道義，講歷史，還講哲學。劫了車分了錢，還給韓燕來分。處著處著，韓燕來就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有歸屬感，于是入伙，四個人流落江湖。在這個過程中，韓燕來體會到溫暖、友情和意義，這是他之前沒有體會過的。這些人都是試圖掙脫勞動的青年，這部小說描繪了一個虛構的江湖烏托邦，反過來也暗示了韓燕來逃離的那個勞動結構的無孔不入，讓小說有了一定的批判色彩。我總在想如果小鮑莊的撈渣活下來，活到了90年代，可能也會成為韓燕來或小說中的大王。

朱永富：逃離勞動當然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接觸的還不多，但是高加林、齊文棟肯定是在逃離特定形式的勞動(農業勞動)，這說明什么？說明特定的舊形式，如工人、農民的勞動，很多人不愿意從事，盡管我們這個社會離不開他們的勞動。近年來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過程中，也涌現出許多書寫農村勞動者的文學作品，像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歐陽黔森的《看萬山紅遍》、陳毅達的《海邊春秋》、關仁山的《天高地厚》、劉繼明的《人境》、趙德發的《經山海》等，其中有不少青年勞動者形象，有的是以群體的形象出現的，有的是作為主人公出現的。作為主人公出現的青年勞動者形象，如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天高地厚》中的梁雙牙和鮑真、《人境》中的馬垃、《經山海》中的吳小蒿等。他們主要是一些返鄉青年形象，新時代的“返鄉青年”。

主持人：剛剛幾位老師提到的高加林、齊文棟、韓燕來等逃離某種形式勞動的人物也都是青年形象，或者說，文學作品中似乎可以發現一系列“勞動青年”的形象，勞動與青年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隱秘的聯系？

朱永富：勞動者形象中也有很多老年形象，例如《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何士光小說《種包谷的老人》主人公等，老年人代表過去，青年代表未來和趨勢。青年人即使逃離特定勞動形式，他們還有時間上的和生命上的優勢，老年人沒有。這說明雖然抽象的勞動是正面的，但是具體的勞動形式有社會性和階層性。

姚孟澤：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勞動者往往是中老年人，神圣的勞動者是青年。西方小說的勞動者很少有神圣性，一般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形象，與青年的必然聯系不大。80年代很多老一代作家要表達自己投入“新時期”的熱情，都會用一種“青年敘事”，說自己變成了青年，投入祖國建設當中。

朱永富：作家會有一定的立場，這種立場可能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對勞動者的書寫一定會被置于一個更大的框架之內。作家的立場，決定了作家寫什么，也決定了怎么寫。文學對勞動者的書寫，主要是站在弱勢群體這一邊的。陳曉明說“文學是弱者的偉業”，我覺得很有道理。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是文學的本質功能之一，因為文學關注人的體驗和感情，給人以生命的慰藉。

徐曉軍：關注“勞動”和“勞動者”，這是文學一個重要領域。多年前曾經引起關注的“打工文學”，就是對城市底層勞動者的關注，這樣的文學還是少了點。

姚孟澤：此外，或許也應該在文學中表現更多層次的勞動。“打工文學”當然很有必要，但是如果僅在關注打工者的意義上關注勞動問題，或許很難產生足夠的文學意義和社會意義。通過文學的書寫，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勞動的狀況和勞動背后的結構，更能促使人們關注勞動和勞動者。

朱永富：其實被贊美和歌頌的并不應該只有沉重的體力勞動，抽象的腦力勞動和一些技術性的勞動同樣需要贊美和歌頌。我們每個勞動者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把工作做好了，這個社會就會形成良性大循環，成為一個分工合作的美好社會。對勞動和勞動者的關注肯定不能只關注勞動過程和勞動場景，勞動的社會性是更廣闊的。

姚孟澤：張清華有一個觀點，說中國當代文學對于世界最大的貢獻之一，在于描繪一個巨大的農業文明的轉型和消失。在這個基礎上，其實也可以期待中國當代文學對全球經濟體系下多重形態的勞動和勞動者的關注和描繪，畢竟中國現在擁有最大的勞動者群體和最多樣的勞動形態。文學可以展示這些形態與我們社會生活的多樣聯系。尤其是現在疫情期間，很多人都隔離在家，給了我們一個視角來思考勞動和勞動者。網絡上小確幸式的個人主義把人想象為“孤島式”的、各具個性的個體，今天的隔離似乎也會加強這種想象。然而實際上，人們越是可以獨立生活，就越是依賴他人的勞動。如果沒有勞動者的網絡，包括從原材料采集到快遞的整個鏈條，我們怎么可能隔離在家時依然能夠獨善其身呢？讓文藝作品去描繪勞動，讓勞動生產和生產勞動的世界體系與社會結構被看見，是我們理解自身所處狀況的前提條件。文學可以促使人們一方面關注這些群體與自己的關系，另一方面理解自身的“勞動”和工人農民群體的勞動的內在一體性，是一個勞動和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