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中國音樂金鐘獎二胡比賽的金鐘獎獲獎選手高白在閉幕式暨頒獎音樂會上演繹了王建民作曲的《第五二胡狂想曲——贊歌》。圖為王建民(左)與高白在演出后合影。(張悅/攝)

王建民是近年來在我國民族器樂創作方面成績十分卓著的作曲家，在其創作的大量優秀作品中，“二胡狂想曲”被視作一個頗為特殊的“現象級”創作，更成為二胡演奏家們多次演繹、音樂學者們反復研究的對象。在寫《第一二胡狂想曲》之前，王建民曾譜寫了大量各類體裁的音樂作品，但從沒有寫過一首二胡作品，甚至沒寫過任何一首跟民樂有關的作品，全部是西洋樂作品。1988年從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兩年回到南京藝術學院任教的王建民，應當年南藝的應屆畢業生鄧建棟的請求，創作了一部新的二胡作品，這部作品在當年鄧建棟的畢業音樂會上首次演奏，一鳴驚人。這部后來被親切地稱為“一狂”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一舉獲得全國第六屆音樂作品評獎二等獎(一等獎空缺)。此后，2001年創作的《第二二胡狂想曲》斬獲第三屆中國音樂金鐘獎銀獎(金獎空缺)。2003年的《第三二胡狂想曲》于2006年獲得全國第十二屆音樂作品評獎一等獎。2009年的《第四二胡狂想曲》又在2011年全國第十五屆音樂作品評獎時摘得一等獎的桂冠。

距離《第四二胡狂想曲》已有十年。今年10月，第十二屆中國音樂金鐘獎在成都舉行。金鐘獎二胡比賽的決賽階段，作為參賽選手的必演曲目，王建民受金鐘獎組委會委約創作的《第五二胡狂想曲——贊歌》在貴陽交響樂團的協奏下驚艷全場。對于這部最新二胡狂想曲的創作，作為金鐘獎二胡比賽評委會主任的著名作曲家王建民近日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中國藝術報：您每一部狂想曲都有一些意象以及地域的特色。這次創作的《第五二胡狂想曲——贊歌》，您所賦予它的一個意象是什么呢？

王建民：我的二胡狂想曲系列，從一開始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展現的西南風情，地域特色就很明確。寫完“一狂”實際上就埋下了一顆種子，以后如有“二狂”“三狂”就采取這種地域性劃分的色彩來寫。因為中國的土地特別廣袤，而且民歌以及民間音樂特別豐盛。如果我局限于一個特小的品種、一個特別小的地域上來寫，可能呈現的音樂風格相對來說會比較單一。所以我就采取色彩區域或者大地域的風格，比如說祖國的西南、西北或者東南，以后可能還會寫東北。關于這種區域劃分，著名音樂學家喬建中有一個關于中國民歌色彩區劃分的論述，實際上中國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在一起或者由于不同地域的問題，很多的民歌集中在一個地方就有它共同的特征。比如西北那些民歌，我的思考就是西北的，而不僅局限在陜西。

《第一二胡狂想曲》西南特色明顯，因為云貴地區尤其特殊，云貴地區的少數民族特別多，每個少數民族都有特點。這其中也有它近似的地方，也有獨特的地方。所以某種程度上對我們的創作很有幫助。有時就可以采取一種雜糅的方式，將在一個區域里面的色彩或東西凝聚在一起形成你想要的風格。此外，還可采取比較純粹的糅合方式，把這個區域里面最典型的民間音樂化作自己想說的一種語言。比如說《第二二胡狂想曲》它就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漢族民歌的調子。但是我設計了我想要的一種作曲方法，自己設計一個音階，把這個特征糅合進去，以帶有某些強化性的、提煉性的寫法，提升我自己想要的個人特點，這既是一種嘗試也是我所追求的。

中國藝術報：這次您創作的《第五二胡狂想曲》用了您之前創作二胡狂想曲時從沒用過的副題，這個用意是什么？

王建民：其實每一部二胡狂想曲都秉承最初的設計理念在進行，《第五二胡狂想曲》也是如此。我一直很喜歡蒙古族的民歌，非常欣賞它的音調，特別舒展，特別遼闊。蒙古族民歌的曲調往往枝干不復雜，但是特別動人心弦。而且蒙古族民歌的特征是起伏特別的大，又特別狂放，我早就鎖定了這個區域，就是想有朝一日我要繼續寫二胡狂想曲系列時，這必定是我選的一個區域。

這次第十二屆金鐘獎二胡比賽，決賽階段需要一個新作品，這種委約創作新作品其實是金鐘獎舉辦以來的一個鮮明特色，推新人的同時也推新作。中國音協去年找到我，我心里還不是太有譜，后來二胡演奏家鄧建棟又來問我有沒有時間寫，我說我應該可以寫，一個是寫作時間夠，另外一個其實這個作品我心里也是醞釀很久了。

今年年初正式開始動筆，大概耗時八九個月，連上總譜和配器，差不多到今年9月中旬才完成。我以前創作的四首二胡狂想曲都沒有副標題。今年我為了強調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對祖國的贊美特別加了一個副標題，就是“贊歌”，這既契合了蒙古族民歌的風格，又是贊美祖國的這樣一曲贊歌。我寫東西一貫的原則是不喜歡用現成的素材，絕不套用現成的蒙古族民歌的曲調，我腦海里積累的民族民間音樂素材有很多。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恰逢金鐘獎二胡比賽這樣一個重量級比賽的契機，那么創作《第五二胡狂想曲》既要有時代感，又要契合中國音樂頂級專業大獎的精神，同時還要倡導主旋律的方向。其實，我從寫二胡狂想曲開始就契合了這種精神，那就是表現中國的特點、中國的氣派。為什么用狂想曲而不是別的方式？其實我也是這樣想的——二胡雖然是一件民間樂器，我爭取提升這件樂器的品質。

中國藝術報：《第五二胡狂想曲——贊歌》是一部20分鐘左右的中型作品，您在構思整部作品的時候是如何考慮的？

王建民：我要進行難度上再提升的歷練。另外對演奏者或者選手的考驗，主要體現在時間上。要知道在臺上拉5分鐘和10分鐘不是一回事，超過10分鐘的演出對選手和表演者心理上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而“五狂”最難的技術都是在15分鐘之后，甚至有兩三分鐘是極難的，這跟狂想曲的題材特征有很大關系，狂想曲的題材特征最后一段必須是炫技。

最初我考慮用狂想曲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曲式的多樣性，狂想曲一般都是多段體，剛好跟我們中國民間音樂的多曲牌有一定的相似性。還有很重要的一點，狂想曲表現出了以前的民樂所不具備的某種實時性的特點，這也是我將民間音樂提升和展示中華文化大氣派的具體做法。另外無標題也是這個考慮，傳統音樂有一段時間的創新太過于注重標題，其實有很多無標題曲目在精神上傳遞的東西并不輸于有標題的作品，因為它給人提供的想象空間更大。在這屆金鐘獎的決賽階段，選手演奏的“五狂”嗨翻全場，我就是要造這種勢，我就是要給人一種感覺：二胡不是一件土樂器，它能發揮出巨大的能量。

中國藝術報：您做了這么多年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的系主任，對傳統和現代的看法是怎樣的？

王建民：雖然我在民樂系待了那么多年，我對傳統和現代、傳統與創新的看法一貫是持一個非常開放的態度。傳統要繼承，一種是傳統在繼承中得到充分的浸潤之后發生質的變化，有新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另外一種是純粹把這些東西作為展覽放在博物館里面，這是一個文化遺產。但是當我們要將這些用到我們的教學中的時候，我們傳統的東西一定要給它注入新的東西，注入新的詮釋方法。比如：走音、破音，我們去模仿那個東西干什么呢？真的是沒有必要。所以我們既需要傳統，又要在傳統基礎上賦予它新的生命，這是我對傳統的看法。

當代的創作其實就是一個創新和根的問題。我們寫東西的真正來源還是傳統音樂、民間養料。如果對此一無所知或者一知半解，那么出來的東西一定是膚淺或花里胡哨的，內心的東西就會缺失。所以在這點上我特別敬畏傳統音樂，我很愿意到傳統音樂、民間養料里去學習。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在把這些傳統元素進行消化或創作的時候，技術至關重要，我們作為學院派，寫作的方法、寫作的技術，乃至寫作的曲式等都至關重要。但在我心里永遠有一個底線，就是我創作的作品旋律得好聽。

中國藝術報：您覺得新的好作品對我們整個民樂的發展有著什么樣重要的作用？

王建民：無可估量的作用。藝術是靠作品創新、作品涌現和作品精湛度而呈現出的發展史。西洋音樂的發展史如果沒有貝多芬這些著名作曲家，整個發展史就是斷流的。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史實際上并不長，而二胡的發展也只不過是百年而已，這個百年二胡的概念應該是從劉天華開始算起。那么我們這輩的作曲家所擔當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努力創作契合這個時代的作品，在現在的歷史發展中留下一些印記。我每次在創作的時候抱著的信念就是——我是專業的，是學院派，我在上海音樂學院當了十年多的民樂系主任，我有責任推動這個學科往上發展。

中國藝術報：很多人都希望您能夠寫到“九狂”，說您的心里有很多小火焰還在醞釀，您是怎么想的？

王建民：創作的時候確實要在心里面走過很長時間，就像一道大菜要煮很長時間才能煮熟，或者說需要慢燉。從“四狂”到“五狂”剛好整十年。這十年間一直不斷有人問我“五狂”什么時候出來，我說一定會出來的。我心里其實一直在醞釀，所以這個東西說不準，我想這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