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名詞“內容提供者”是隨著近些年IP的流行“被揭示”出來的。就像作家路內于日前在江蘇南京舉行的“70后作家與青年批評家對話論壇”上說的那樣，提供內容從來都是合理的存在，小說家身上天然帶有這樣的屬性，甚至還帶有提供形象的屬性。但在這個名詞被揭示出來之后，卻有可能產生比較負面的效應，亦即小說家主動向這一屬性靠攏。

路內的這一說法并非主觀臆測。伴隨電腦普及和網絡寫作興起，年輕一代小說家更容易受到“內容提供者”屬性的影響。以路內的觀察，2014年以前，幾乎沒有一個小說家愿意承認自己單純是內容提供者，但到了2019年，不少年輕小說家卻引以為豪。由此帶來的問題是，當大量文學青年進入內容提供領域，這一趨勢將對我們的文學產生怎樣的影響？

可以想見，如果一個文學從業者僅只是把自己的職能降格為提供內容，文學敘述也同樣可以降格以求。相比而言，像作家余華那樣給小說敘述設置難度，就顯得不合時宜。余華因一篇演講《我敘述中的障礙物》獲第三屆《揚子江評論》獎。在這篇文章里，他以自身創作經驗現身說法，他在寫作過程中至少克服了三大障礙：一是，如何坐下來寫作，因為寫作除了一個字—個字寫之外，沒有別的任何方法。“寫就像是人生里的經歷，沒有經歷就構不成你的人生，不去寫的話不會擁有你的作品。”二是，在寫作中會陸續碰到問題，對他而言，尤為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寫好對話。“寫好對話可以說是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此后出現的第三個障礙物，則是心理描寫。“當我開始寫長篇小說，也就是我小說越寫越長，所寫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復雜的時候，我發現心理描寫是橫在前面的一道鴻溝，很難跨越過去。”

余華坦言，當他的敘述跨越過這三大障礙物后，寫作對他來說就變得不是那么困難了，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如何去尋找敘述上更加準確、更加傳神的表達方式，把想要表達的充分表現出來。他由此進一步表示，障礙物對一個小說家的敘述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偉大的作家永遠不會繞開障礙物，甚至給自己制造障礙物，我們過去有一句話‘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偉大作家經常是有障礙要上，沒有障礙創造障礙也要上。”

但如果一個文學從業者只是考慮為社會或市場提供內容，他或許就會繞過這些障礙，更談不上給自己制造障礙。而為了寫出更多內容來快速變現，他也多半會不斷自我復制，又談何在提高作品品質上孜孜以求？相比而言，余華并不高產，但他笑言自己并不焦慮。“我曾經在書店里看到一套《狄更斯作品全集》。狄更斯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但我大概也就讀了他的五部書。我就想，那樣一位世界聞名的作家，被人閱讀的作品可能也不多。很多作家真正被人閱讀的作品有兩部就已經算多了，有三部那是非常了不起，大部分作家只有一部。所以，我覺得與其寫那么多，不如寫得少一點，寫得更好一點。”

以此推測，作為一個卓有成就的小說家的余華，并非作為內容提供者的余華。但實際的情況是，很少有作家像余華那樣很好地兼顧了這兩種角色，他的作品涉及路內所說的一個小說家所涉及的出版、自媒體、影視等產業領域，他的部分作品暢銷且長銷；他即使不密集出版作品，也一樣被媒體強烈關注；根據他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也同樣有很好的票房，有的還成了經典。唯一例外的是余華似乎與文學獎不是那么有緣。所以，對于獲《揚子江評論》獎，他也深感意外。“我知道有些獎是我永遠拿不到的，有些獎是我有希望拿到的，但還有一些獎是我想不到的。這個獎就屬于那種我想不到的獎。”好在以路內的看法，暫時不必把文學獎算成是產業，盡管商業冠名或者學院類的文學獎在我國已經很多。如此一來，更可以坐實余華同時也是一個成功的內容提供者了。

如此，“內容提供者”與“小說家”這兩個形象，就像青年評論家李振說的那樣，其實并沒有太大沖突。有學生曾問他：“在寫作中如何抵抗商業化？”在李振看來，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很奇怪的預設。一是商業化沒有那么簡單，不是所有寫作者想商業化就能商業化；二是商業化有什么不好？以李振的理解，商業化內容提供者和小說家從事不同的事情。“目前我們還會把這兩者放一起談，但隨著產業成熟，他們之間的界限會逐漸明確。內容提供者就是內容提供者，小說家就是小說家，就像我們今天已經不會認為，有網絡文學了，人們就不會去讀嚴肅文學。事實證明，把兩者并置只是體現了時代的焦慮，但這是兩碼事。相互并不妨礙。你是內容提供者也不妨礙你是小說家。”

話雖如此，當內容提供者的形象被抬高、被追捧，卻也有可能對整體的文學，乃至普遍意義上的文學從業者的創作，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如路內所說，內容提供者的屬性被強化以后，其不幸之處在于，這一屬性否決了文本的意義，作者不再是意義的提供者，并會讓內容需求者的審美品位變得糟糕。“糟糕的內容需求者和某一類糟糕的文學批評相似，不討論文本節奏，不在乎修辭，不講究品位，不細讀作品，用某種既定的方法進行‘策劃’。兩者的差別在于，糟糕的影視策劃專注他所要的內容，糟糕的文學批評家專注于他想要的意義。而作為文學核心部分的文學性的有無與表現如何，卻被擱置不談了。”

當然，無論是提供內容，還是提供意義，“提供”這個詞本身已經凸顯了一個文學從業者或是小說家的附庸或從屬地位，而超然于內容或意義的獨立性對于文學創作而言是極為重要的。評論家張定浩表示，曾經小說受到代表權力和正統的主流文學批評的影響，它要求小說家提供意義。而現在小說更受到代表金錢的市場的影響，它要求小說家提供內容。也就是當年的意義提供者不再受寵，如今的寵兒是內容提供者。“無論是‘內容提供者’，還是‘意義提供者’，其中共同的關鍵詞是‘提供’。‘提供’這個詞就決定了他們只能生產出一些已經被固化設定好的意義和內容，就像流水線產品一樣，在生產之前就已經被確定。而制造產品，永遠不應是所謂藝術家或者小說家該做的事。”

進一步的問題是，小說家應該做什么？張定浩援引作家納博科夫的話說，小說家有三種身份：一是講故事的人，一是魔法師，一是教育家。如果說講故事的人提供內容，教育家提供意義，那么我們還需要魔法師，一次次去更新這些陳舊的內容和意義，將它們融合進美妙的文體，讓讀者或用戶浸淫其中，令他們的生命因此萌發新的意義，新的內容。“這三種身份是三位一體，缺少任何一種，就不再是小說家，他的焦慮也不再是小說家的焦慮。”

同日上午，第三屆《揚子江評論》獎頒獎。除余華憑《我敘述中的障礙物》獲獎外，其余5篇作品分別是：王堯《關于梁鴻的閱讀札記》、王東東《詩歌宗教與文學政治——兩個鄭小瓊，或另一個》、李建軍《有助于善，方成其美——論托爾斯泰的藝術理念與文學批評》、吳義勤《照亮被遺忘的角落——讀張平長篇新作〈重新生活〉》、岳雯《“那條漆黑的路走到了頭”——讀石一楓〈借命而生〉》。

“《揚子江評論》獎”是紫金·江蘇文學期刊優秀作品獎之一，江蘇省委宣傳部2013年設立，由江蘇省作協主辦，每兩年評選一次。本屆獲獎作者來自全國各地，職業分布廣泛，年齡結構涵蓋老中青三代，獲獎篇目有作家創作談、作家作品論，彰顯了《揚子江評論》多元開放、兼收并蓄的辦刊品質。

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汪興國在致辭中表示，今年是《揚子江評論》創刊第十三年，應當說還正當年少，意氣風發之時，希望這本評論刊物繼續發揮專業影響力，引領文學批評的潮流。該刊主編、評論家丁帆表示，《揚子江評論》近幾年傾注大量心血用于打造“大家讀大家”“文學史新視野”等欄目。既重視經典問題的重新闡釋，也強調前沿現象的敏銳捕捉，既強調嚴謹的理性表述，也歡迎靈活的文體形式。“總而言之，我們將努力把《揚子江評論》辦成一本多元、開放、前沿的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