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你知道《當代》是如何誕生的嗎？你知道《當代》名字的由來嗎？在《當代》創刊四十年之際，與大家分享老主編孟偉哉在《當代》創刊二十周年時所寫的回憶《當代》創刊過程的文章，共同走進那個美好的年代。

孟偉哉，男，1933年12月生，山西省洪洞縣人。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當代》原主編、《當代》主要創辦人之一。1948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太岳第八縱隊軍政干校學員，連隊宣傳員，一八0師文工隊副分隊長、師政治部宣傳科見習干事，五三八團宣教股見習干事，師政治部秘書。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1958年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任中央宣傳部文藝局局長，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全國第八屆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2015年2月26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歲。

《當代》，一個美好的記憶

文|孟偉哉

文章原刊1999年第4期

五十年前，共和國開國大典之際，我是解放軍一個連隊的宣傳員，駐扎于陜西寶雞、蔡家坡附近一個似乎叫“五龍坡”的村莊。這村莊的名字，同時也是隴海線上一個小車站的站名。我們連隊所屬的大隊直屬六十軍軍部，任務是收容我軍傷病員、接受新兵、處理被俘之敵軍官兵，所以叫“預備大隊”。1949年七八月間，我們接受處理了一批國民黨軍隊的俘虜。開國大典那兩天，我調180師宣傳隊。當我到軍政治部接受談話領取介紹信時，人們正興奮地議論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員組成情況，熱烈興奮。我們遠在關中秦川，卻仿佛身在北京，親歷開國大典之盛況，這大概是聽廣播看報紙加上自己想象的結果吧！——心向北京。

朝鮮戰爭爆發后，1950年11月，部隊從川西北上，沿1949年進軍四川的路線返抵寶雞，從寶雞乘火車東行，在河北滄縣泊頭一帶更換武器裝備，于1951年3月中下旬進人朝鮮戰場。這時我是師政治部宣傳科見習干事、《戰士生活報》助理編輯。離得那么近，很想看一眼共和國的首都，戰情火急軍令如山，我們并不遺憾地從北京身旁遠去。——保衛祖國，保衛北京。

在戰場上，我們有一個理想：勝利后到北京參加凱旋閱兵式，正步走過天安門廣場。這個浪漫而壯麗的愿望，鼓舞大家勇敢戰斗，流血犧牲。——北京，是共和國的心臟，是戰士心中的圣地。

第一次到北京是1956年3月，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和共青團中央聯合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那是因為我1953年5月在朝鮮前線負傷致殘不宜歸隊，1954年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發表了最初幾個短篇小說，被天津作協推薦才得出席。從未想過這樣進京，純屬偶然。

1958年10月，大學畢業，和妻子一同被分配北京，她去一家新聞單位，我到中國人民大學漢語教研室(后為語言文學系)任教。從這時起成為北京正式居民，一晃四十二年矣！

國家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個人的歷史也有了新的一段。人在時代潮流中。我又開始寫作了。

個人作品的清單不必開了。這里，我想特別講講《當代》這份大型文學雜志的誕生。

1973年7月，在寧夏賀蘭縣中宣部“五七干校”度過四年，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7月12日回京，13日，大雨滂沱之中，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報到，被分在“第三組”，受詩人李季和作家葛洛領導。這個組是準備籌備恢復因“文革”停刊了的《人民文學》雜志的，由于“四人幫”不放行，此事胎死腹中。毛澤東準許《詩刊》復刊后，我到《詩刊》工作一年多，仍受主編李季、副主編葛洛領導，任編輯部主任。一次，議論詩歌如何與群眾結合如何發揮更大社會作用時，我建議可以搞搞朗誦會。這是我在部隊時的一種體會。在戰地，由于器材場地種種限制，宣傳隊員們常以激情朗誦方式演出，鏗鏘有力的朗誦，頗為振奮人心。建議得到李季首肯、葛洛贊同，在他們領導下我做更多具體組織工作。比如李小玢這個報幕員的選定，就很偶然。那時，許多文藝團體癱瘓，人我們不熟，報幕找誰呢？李小雨說她可以推薦一個人，帶來的就是某紡織廠員工李小玢。在東四南大街85號出版局二樓一間空房里，由葛洛和我當“考官”。李小玢倒是聲音響亮膽子不小落落大方，彩排走臺似的報了一個開場白，被我們認可，她就算考取了。其實正式演出時，她的白色高跟鞋都是現借的，鞋比腳大。李小玢后來被調入中央級某藝術團體，據說曾享有“中國第一報幕”之美稱，成了名。我講講這個小掌故和內幕，是想說，她的命運就是這樣偶然改變的。這些活動開展起來后，我們和瞿弦和、周正、金乃千、曹燦、曹伯榮、殷之光等等一批人成了朋友，這些真正的專家行家藝術家，走上了前臺。

那一段多次舉辦的詩歌朗誦演唱會，令我深感以一個刊物的名義搞活動之方便及時和靈活。

1979年春末，經社長嚴文井、總編輯韋君宜、黨委書記周游、副書記孟奚口頭同意，經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集體討論決定，并報請當時的出版局的陳翰伯、王子野諸領導批準，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著手創辦《當代》雜志。創辦這個雜志的建議由我提出，但最后敲定這件事，延續了一年多的時間。

1977年11月，我在紅山口軍事學院寫完《昨天的戰爭》第二部，結束創作假，回社報到，同時明確職責，領受任務，面見總編韋君宜和現代文學編輯部主任屠岸。詩歌朗誦演唱活動的效應記憶猶存。交談中明確我仍任現代文學編輯部副主任。我建議社里辦一個刊物。當時的設想是辦一個兼發作品和評論的刊物，刊名或者就叫《作家與作品》《作品與評論》，目的是吸引作家，活躍編輯手段，繁榮創作，類似五十年代創辦《收獲》那種意圖。我提出我的建議，韋君宜未表態，事情就擱下了。

1978年夏季的一天，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的磚墻上，有人貼出一份油印刊物，刊名《今天》。看了《今天》的內容，我感到人文社應當辦一份刊物，當時腦子里蹦出“當代”二字。為此念頭，我又跟韋君宜建議幾次，終于，最后一次，她表態了，說:“你去跟文井談談，看看他的意思。”

領導人角度不同，搖頭點頭都不容易。相比之下，提建議的人更自由些。韋君宜一直不曾搖頭，但她終于松了口，這是好兆頭。

我頭一次跟嚴文井談，他也謹慎，不搖頭也不點頭。我建議的條件是，只要你們社長總編仍保留我副主任的職權(當時我說的是“指揮權”)，只給我一個助手，不要錢不要辦公室，依靠現代部(當時還是較大的部，未分室)大家的力量，這刊物一定辦得起來。大約第三次跟嚴文井談時，他反復問：“你真有決心？你真有信心？”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說：“那好。我同意。”他又讓我再去跟韋君宜談。

嚴文井贊同，韋君宜無異議，我又將他們二位的態度報告周游、孟奚。他們說，社長總編同意就可以做決定了。

一天，社黨委開會討論此事，鑒于我是建議人，通知我列席會議陳述理由。口頭陳述后還要一份書面報告存檔，我在會場當即寫出，黨委委員們據此形成決議：辦。

黨委決定后以社的名義書面報告出版局，此報告由我起草韋君宜改定以手抄稿報送。在這份報告上，似提了兩個刊名，一為《當代》，一為《當代文學》。第三天，陳翰伯、王子野那里即先以電話通知韋君宜說同意，并贊成用《當代》這個刊名。韋君宜叫我到她辦公室傳達了這些，還說，翰伯、子野要這個刊物雜，突出一個雜字，要學吉林省新出的很厚的《社會科學戰線》。

這時，我想，差一點兒，《當代》這刊名被別家用去。由于在人文社醞釀時間較長，吉林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新苑》之前，其編輯趙寶康曾來過北京向我約稿，我曾寫信建議他們用《當代》之名，因為在人文社，嚴文井、韋君宜雖授予我終審權，我只是他們的下屬和助手，只有建議權，不知道建議之事終究能否落實。

現在好了，一切程序完備，我便請李景峰、葉冰如協助，積極策劃創刊的編輯出版事宜。

請嚴文井社長為創刊號寫一篇文章，意即社論。嚴文井將他前不久在人文社于友誼賓館舉行的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再加整理拿了出來。請韋君宜總編寫發刊詞，宣明宗旨。韋君宜以給出版局的報告為基礎作了修改，載于刊首，未署名。劉瑋正選編臺灣短篇小說，提供了兩篇作品，我選了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艷》。趙梓雄的話劇《未來在召喚》當時在京演出反響強烈，稿本由曲六乙推薦。等等。

熱情化為行動。這些，其實都是在做發稿編輯和責任編輯的工作，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榮譽和榮耀，只為在思想解放的熱潮中，在領導首肯之下做成一件事而高興。

在創刊號編定之前，我曾兩度編出目錄，打印出來，分送每位社領導和現代部領導屠岸、李曙光審閱提意見，倒是沒有人提出異議。

創刊號編定后，經請示嚴文井、韋君宜，印刷七萬份一銷而空。第二期，仍由嚴文井、韋君宜拍板，印了十一萬份，供不應求。第三期印了十三萬，每期遞增，最高時達到五十五萬。后來回落，長期穩定在二三十萬。

創刊號實際出版時間是1979年7月，因定為季刊，是朱盛昌建議把時間標成6月。此建議被采納。

編第二期時，一個差錯促使一位作家早日出名，他就是史鐵生。

李景峰說，按他的計算，第二期送印廠五十二萬字，這是富富有余屆時可壓縮的。當一校樣回來，實際少了三十來面，他誤算了。情急之下，我找到北京崇文區文化館送給我的內部刊物《春雨》，還有別的區送的小報急找合適的作品補充，結果看到史鐵生的一篇《之死》。看著不錯，將有的段落作了推敲小修，將題目改為《法學教授及其夫人》刊出。聽說這作品刊出后被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史鐵生遂引人注目。從《春雨》上還選了一篇“益智小說”(題目和作者名均記不起了)，分兩期發表。

這份刊物辦成功，人文社新建一個《當代》編輯室，我任主任。我提升副總編后仍一度兼任主任，朱盛昌任副主任，后升任主任。

這刊物出了頭兩期，社里讓時任副總編的老作家秦兆陽分管，我們在內部稱秦兆陽為主編，由我負責日常工作。1985年底我出任社長，和秦兆陽共同任主編，朱盛昌繼續任副主編，請退居二線的嚴文井、韋君宜、屠岸任顧問，并正式標于扉頁。何啟治任編輯室主任。和經驗豐富的仁厚長者秦兆陽合作主持這份刊物六七年，和先后任職參與《當代》編輯工作的同事的合作，是我覺得格外美好愉快而有價值的時光。

《當代》創刊號發行后，好像是美聯社從北京發出一則電訊，把它當作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方面的新動向加以報道。文長千余字，載于大參考。它特別指出刊物發表了在臺灣的作家白先勇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艷》，猜測有什么內幕背景。

背景嘛，就是中國的大氣候，內幕嘛，就是幾個普通編輯的操作，連社長嚴文井總編韋君宜都不曾干預的。

從1979到1999，《當代》出刊二十年了。二十年，盡管人事變遷，《當代》卻仍是風帆一面。二十年來，《當代》發表的作品，何止成百成千，從當代》登上文壇者，何止成十成百！《當代》本身是一角歷史，編者作者研究者都心中有數。

《當代》，一個美好的記憶！

199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