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近照（陳海波攝/光明圖片）

87歲的他，一直主張寬容，但發現讓人感動的詩歌越來越少。他批評一些詩人，“只關注小悲哀和小歡樂，很少觸碰社會興衰”。他說：“詩人應該站在時代的前面，看到正義與邪惡的搏斗。”

“退休后做的事，比退休前多。”87歲的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謝冕，眼神帶光，聲音鏗鏘，不似一位耄耋老人，像這盛夏里的一棵老樹，把烈日攪碎成一片片綠蔭。

謝冕很忙。我在北京昌平北七家的一棟小樓里見到他時，他剛從西北寧夏回來不久。寧夏的清涼和興奮，在他身上仍未消散。

日前，謝冕總主編的6卷本、近400萬字的《中國新詩總論》在寧夏發布，這是中國新詩理論批評文獻發展百年的集大成之作。中國新詩走過百年，謝冕的“百年工程終于竣工”。“我這一生無憾了。”他對我說。

“一輩子只做文學，文學只做了詩歌，詩歌只做了新詩，新詩只做當代詩”的謝冕，從北京大學退而不休。為了迎接新詩一百年和北大120年校慶，他兩年里“寫了一篇文章，辦了一個會，編了一套書”。書即《中國新詩總論》；文章是《前進的和建設的——中國新詩一百年》；會是中國新詩百年紀念大會。他把同仁召集到一起，勉勵大家開創中國詩歌紛繁多彩的多元格局。

當然，還有更多。就在去年，他還出版了“極具個人色彩和可讀性的一部詩史”——《中國新詩史略》；前年，出版了自述文集《花落無聲》。還有一些自謂“可寫也可不寫的文字”，比如那些談吃的小文《餃子記盛》《餡餅記俗》《春餅記鮮》……“我喜歡的詩歌是寬泛的，對美食的喜歡也是寬泛的。”他說。

這個被人戲稱“二十歲教授”和“老頑童”的老頭兒，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不喜歡懷舊。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青春”。或者，如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言：“生活從中年開始，青春屬于八十年代。”

出生于1932年的謝冕，很早就迷上了文學與詩歌，仰慕“五四”的精神和傳統。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學生謝冕在報紙上發表了一首題為《見解》的現代詩：“淚是對仇恨的報復/鎖鏈會使暴徒叛變/法律原是罪惡的淵藪/冰封中有春來的信息”……帶著憤懣，年輕的謝冕“一心一意要通過詩喊出人民的聲音”。但他此后更多時間是在“不斷的勞動和改造”中度過。這個“詩歌愛好者”最后放棄寫詩，轉向詩歌研究和批評。

白話代替文言，自由代替格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中國新詩自誕生起便追求自由的表達以及對社會的關切。但經歷“文革”等特殊時期的“一個聲音”“一種寫法”，“‘五四’的傳統斷了，我很痛苦。”謝冕說。

那些“古怪”的詩歌，就是后來我們再也熟悉不過的“朦朧詩”。1980年，在南寧召開的新詩研討會上，“朦朧詩”成為焦點，反對者聲勢浩大，支持者寥若晨星。會后，謝冕應《光明日報》之邀撰寫《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直斥“我們的新詩，六十年來不是走著越來越寬廣的道路，而是走著越來越窄狹的道路”；那些“古怪”的詩歌“讓人興奮，因為在某些方面它的氣氛與‘五四’當年的氣氛酷似”，主張對其“適當的容忍和寬宏”。

文章一經刊出，論戰又起。大討論也意味著，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正在迎來“新的思想解放”。“盡管當時，我人已中年，但我還是真切地感到了頭頂那一輪嶄新的太陽的明亮。”40多歲的謝冕重新開始了青春”。

同樣，中國詩歌也迎來又一個青春。承續著“五四”傳統的“朦朧詩”，掀開了新的序幕。此后，從新詩潮到新生代，再到“下半身”寫作以及“梨花體”，中國當代詩歌不缺少變化，但也不缺少非議。謝冕認為，多種聲音的出現是好事，創作的自由與社會的進步息息相關，這種局面很難得。

他既肯定現狀，又不滿現狀：在這個大時代，沒有“大詩”，“小詩”泛濫。創作者們陷入另一個困境：過去，集體主義文化不斷高揚，導致“小我”不斷被擠壓；而當“時間再一次重新開始”，“個人”重又歸來，詩人對公共生活、宏大敘事卻開始疏遠。“不再關心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用似是而非的深奧掩飾淺薄和貧乏”。

盡管謝冕一直主張寬容，但發現讓人感動的詩歌越來越少，他沒法淡定。“他們只關注小悲哀和小歡樂，很少觸碰社會興衰。”這位老頭兒有著孩子似的義憤填膺：“詩人應站在時代的前面，看到正義與邪惡的搏斗。”

“為什么詩人們變得這么‘自私’？”謝冕的不滿和不解寫在了臉上。他頓了頓，說：“從事詩歌批評的人也有責任。批評家與詩人關系太密切，互相吹捧，沒人旗幟鮮明地指出問題。”

他向我吟起了千年前李白的“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和賈島的“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談起了百年里郭沫若那吞掉日月的“天狗”和艾青的“常含淚水”。他說，這才是有大胸懷、大境界、大氣魄的“大詩”。偉大的詩人不會陶醉于自我撫摸而遠離人間的大悲哀、大歡樂。

87歲的謝冕仍在等待，等待著這個大時代里大胸懷、大境界、大氣魄的“大詩”，等待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那樣動情的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