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劇《長安十二時辰》的熱播，帶火了一眾演員，也帶火了對唐朝文化、服飾、社會風俗的討論，當然，還帶火了原著作者馬伯庸。

被稱為“文字鬼才”的他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喜歡把發(fā)現(xiàn)的題材開腦洞，用幽默的語言寫成故事給別人看，比如《長安十二時辰》。寫作之外，馬伯庸是個有趣的人，刷微博、打游戲，出去旅行找好吃的……于他而言，生活與文學并行不悖，卻又水乳交融。

一次答題引發(fā)的寫作

對文字，馬伯庸仿佛有種奇特的能力，常常能將一個線索拓展為一整個小說世界。

《長安十二時辰》小說的由來，就始于他在知乎上看到的一個提問，“如果你來給《刺客信條》寫劇情，你會把背景設定在哪里？”

馬伯庸略略一想，用鍵盤敲下幾千字，爾后獲得近兩萬點贊，一個死囚、老百姓等都參與其中的傳奇故事，就此在天寶三年上元節(jié)的12時辰內(nèi)徐徐展開，地點是長安城。

可等到真正動筆，他才發(fā)現(xiàn)最大的挑戰(zhàn)還不是故事編織或人物塑造，而是對那個時代生活細節(jié)的精準描摹。

“比如怎么喝茶？怎么吃飯？哪里如廁？甚至長安城的下水道什么走向、隔水的欄桿什么形制等等——要描摹的，其實是一整個世界。無論寫得多細致，都不嫌多。”想了想，馬伯庸跑到西安實地考察，“希望距離那個真正的長安城更近一點”。

他翻了大量資料，光專題論文和考古報告就讀了一大堆，摳細節(jié)具體到字詞，“你說‘一進門看見一個碗’和‘一進門就看見一個青釉瓷碗’顯然不一樣，后者觀眾一下就能想到碗的樣子”。

在馬伯庸近乎強迫癥一般的寫作方式下，人們最終看到了許鶴子的衣裙高髻，張小敬的織錦缺胯袍配六合靴……街道兩邊鱗次梓比的店鋪，富貴人家的高堂華樓，一個活生生的長安呈現(xiàn)在觀眾眼前。

《長安十二時辰》里的“古代天眼”

小說里的生活細節(jié)處理好了，但馬伯庸很快發(fā)現(xiàn)，燒腦的事還在后頭。

《長安十二時辰》是一部節(jié)奏緊張的“古代反恐劇”，上元節(jié)不慎點燃的燈籠，為長安城可能要面臨的一場火攻埋下伏筆，敵人在哪里？如何防范？幾條線索同時活動，不怎么好駕馭。

“最難的地方是怎樣讓角色們快速地動起來。”馬伯庸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消息傳遞，他就利用烽燧堡傳遞消息的原理，設計了一套“望樓”系統(tǒng)，像是古代天眼一樣，望樓上的士兵可以隨時觀察坊市街道上的變化，主角們也能及時獲得別人傳遞的新消息。

所以，在劇版《長安十二時辰》里，易烊千璽飾演的李必和頂頭上司賀知章，就利用長安城的望樓，密切關注著長安城里的動向，精準還原了小說中的一幕。

文學創(chuàng)作和影視劇是兩種體系。在拍攝過程中，馬伯庸負責把分內(nèi)工作做好，提供好的人物關系，接下來讓專業(yè)團隊完成轉化過程，“往往會有驚喜”。

他特別喜歡第六集中一段精彩的演出，“葛老、小乙和張小敬的互動設計特別好，比原著更豐滿充實，令人感嘆編劇是如何從小說里扒拉出一節(jié)普通橋段，然后又翻出新花樣的”。

沒想到這個劇這么火

6月27日，網(wǎng)劇《長安十二時辰》開播。播出前半小時馬伯庸才得知消息，后來激動地發(fā)了條微博，說“老淚縱橫”。

雖然挺有信心，但他確實沒想到劇能這么火，演了沒幾集，以前的同學、同事扎堆打電話、發(fā)微信找他聊，他才意識到這部劇真正“出圈”。

馬伯庸也在網(wǎng)上跟大家互動。有人奇怪主角張小敬的名字太萌，他就轉發(fā)了一條微博，曬出了兩張圖片，一個是一本書的封面，一個是書中的一段內(nèi)容，清清楚楚寫著“騎士張小敬射國忠落馬”，解釋人名的由來。

無疑，他對《長安十二時辰》很滿意：它提供了足夠豐富的觀看維度，喜歡甲胄的人，可以去探討甲胄的造型；喜歡服飾的人，可以去了解、研究服飾……每個人都能在劇中找到一個點去深入探討。

“播到現(xiàn)在，網(wǎng)上也已出來好多篇服飾、建筑、道具的歷史考據(jù)文章。這對一個劇來說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馬伯庸說。

搜論文當寫作素材的“較真”作家

說起來，《長安十二時辰》只是馬伯庸眾多以歷史為背景的作品之一。在它之前，《古董局中局》、《三國機密》都擁有不錯的熱度，非虛構作品《顯微鏡下的大明》也正在由主持人張騰岳錄制有聲書。

讀者喜歡他的小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書中豐富的想象力。馬伯庸說，這得歸功于當年高級工程師父母的“散養(yǎng)”態(tài)度，家里有個大書架，他隨時都能拿書看，甚至好像還看過《金瓶梅》。

“讀書一定要博看眾家，說不定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更舒適的閱讀圈子。”馬伯庸讀書很雜，老舍的語言、馬克·吐溫的幽默方式，都對他的創(chuàng)作有影響。

工作后，馬伯庸開始嘗試寫作。他特喜歡在CNKI搜論文素材，寫《古董局中局》時就跟專業(yè)知識較真，動筆前先去惡補一頓古董鑒定技藝，“你至少得分得清盤子跟碗吧？就這樣，寫完后，專業(yè)朋友還說漏洞多得跟網(wǎng)兜似的”。

寫《顯微鏡下的大明》時，有一篇講到楊干院的故事。他從一篇論文中發(fā)現(xiàn)線索，得知只有社科院有原本史料，而且也已經(jīng)屬于文物。馬伯庸大著膽子跑過去，然后就被趕出來了，原來人家那是需要證件和介紹信的。

通過熟人引薦，他找到社科院一位老師，幸運的是，根據(jù)那本史料整理的文字要發(fā)表了。正趕上過年，馬伯庸就帶著一堆雜志去了三亞，“整個春節(jié)沒干別的，就是把書讀完，再寫出來”。

一個有趣的“戲精”

雖然寫書時愛較真，但如果讓朋友用一個詞總結生活中的馬伯庸，那十有八九是有趣或“好玩”。

比如，在2015年時，他決心辭職專職寫作，只是想嘗試下自由散漫的生活。只不過之后的寫作規(guī)律依然帶著朝九晚五的烙印，他也只有在特別嘈雜的地方才能寫得出東西。

早晨八九點，馬伯庸擠進上班族的早高峰里，要么找個咖啡館，要么去朋友公司找個工位——因為自己原來就是在工位上寫東西。下午五點以后，又跟著第一波晚高峰的人群回了家。偶爾出差，在火車站候車室打開電腦寫半小時，感覺挺好。

“寫作需要一個心態(tài)。有副書齋對聯(lián)‘讀書隨處凈土，閉門即是深山’，說的就是了。所以我時時刻刻會提醒自己，安心寫東西，別想亂七八糟的。”他覺得，只要自己內(nèi)心夠堅定，外頭再忙也不干擾。

但扔下電腦，他幾乎完全回歸生活，陪兒子做游戲，看電影、刷微博，到處旅行，找好吃的，“時刻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這樣才能夠保持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如果你對周圍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興趣，或者看不到任何想跟其他人分享的事物，那就沒有辦法再寫作了”。

如今，《長安十二時辰》還在熱播，馬伯庸的人氣跟著飆升。他偶爾覺得有些不太適應：老有人跟他討論劇情，微博評論中也總是擠滿了探討細節(jié)的熱心粉絲，問題千奇百怪。

“覺得雞蛋好吃就去吃，關注下蛋的母雞干嘛？”他拿錢鍾書先生的一句話打趣，“所以也不用太關心我這個作者，只要小說、劇好看就行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