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文明復興的大勢所趨之際，還要深刻地意識到：歷史上任何一次復興，其實都是創新！就像文藝復興是要復古希臘的“興”，但是卻開的是文藝復興的“新”一樣，當今這場中國復興其實也在實現一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對現今倫理下滑的現狀具有重要拯救意義。

在中國這個曾經的“禮義之邦”，需要一種對傳統道德倫理的創造性轉化來加以拯救，從而重塑“美善之國”的華夏文明。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國稱呼或者推重德為“美德”。德之為美，或者，德成為美，為何中國人將德視為一種美呢？一般而言，美德對應的英文詞為virtue，其實更接近的乃是希臘語arete(英文譯作excellence，即卓越之意)，美德乃是一種卓越的道德，但在中國卻具有美感抑或美意。先秦時代漢語談美更多是言說人的道德高尚，“美人”就是指有美德高度之人，此語不僅是男人的專利，而且更是德性的專屬。中國人所推崇的德性，就是一種美化的德性。

如今，所謂的“德性倫理學”(VirtureEthics)倒在西方成為了主流，它試圖將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傳統加以翻新，從而發展了西方倫理學的某個偏向。然而，從蘇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識”開始，認識善就被認定為“行善”，到柏拉圖所崇尚的勇敢、節制、正義與智慧這著名的古希臘“四大德性”，再到亞里士多德追尋一種作為“中道”的德性，德性皆被視為一種理性使然的產物。從古希臘人開始，不僅把激情視為理性要戰勝與征服的對象，而且，也把情感驅逐于德性的主體部門之外，這就是西方倫理學的理性中心、男性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的大傳統，盡管從休謨以來的現代倫理不斷有道德情感主義的訴求，但是仍不能脫離理性為核心的西方窠臼。

中國人的美德，則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也就是把“七情”轉變成了“十義”。“喜”“怒”“哀”“懼”“愛”“惡”“欲”，這是儒家通常所講的“七情”。儒家也講“六欲”，欲就是“生死耳目口鼻”，生死乃為大欲，耳目口鼻則為欲抒發的孔道。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卻沒有把“欲”放到“七情”之外，中國人較早就重視欲的疏導而非絕棄。東漸而來的佛教也講“七情”，卻把哀變成憂、惡變成了憎，大致不離于主流傳統。但與佛教的“離情”不同，儒家的“七情”往往與“十義”相對而出，《禮記·禮運》規定“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方為“十義”，那么其中的更重要的轉化，就在于這自然的“七情”，如何轉化成人化的“十義”？

中國人的美德觀，既不否定與摒棄人的生理情欲，這是人的動物性的一面，更要塑造與規約出人的禮儀道德，這是人之為人的“人文化成”的另一面，二者在原典儒家那里形成一種交融的關聯。從動態的功能角度來看，動物性的情欲轉化為人文化的德性，那就是后者使得前者得以理性化、秩序化和規范化，同時在這種內在轉化之后，前者又保留在后者之中。

所以說，中國人所講究的美德，無一不與人情相關，父子夫婦兄弟君臣的關聯都不離于情，這恰與古希臘德性皆與理性相系迥異。這就是中國思想的“情理結構”對于美德的框定，因為行走中庸之道的中國人，始終在理性與情感之間保持了一種內在平衡。這本自于儒家的“禮樂相濟”的遠古傳統，禮乃是理性化的道德追求，樂則為感性化的情感訴求，這禮與樂的兩面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這也就是一種中國人獨有的“情禮結構”，因為樂所表達的就是人情。所以在世界上，只有中文當中音樂之“樂”與愉悅之“樂”乃是同一個詞，所謂“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

隨著時代發展，中國人的美德根據歷史性的轉變而變動，這是由于美德也好德性也罷，都是與時俱進的。特別是在一個平權時代，從男女基本關系開始，中國人的倫理關系就得以根本性地轉變了。這就需要中國人的美德觀，根據現代性的需求做出相應的調整，要厘清中國倫理內部的“活東西”與“死東西”后加以取舍，這才是中華德性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轉化性創造”之關鍵所在。

盡管人之“七情”至今未大變，因為人類的情感結構進化相當緩慢，但是中國人的“十義”卻變化相當不少，因為倫理觀的變化乃是相對迅速的。如今社會上許多“女德班”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復古現象，從而形成了一種傳統與時代的錯位。與西方文明比較，希臘德性的各個倫理原則之間構成一種平等而同質的關聯，但是中國原典儒家的美德之間雖不平等但可和諧共處。這就意味著，中國人美德觀的現代性轉變，并不是完全依靠西式倫理而塑造的，而是發揚自己的長處，諸如和諧共處、規避自身的短處等等。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主張的那樣，中國儒學在政治與道德上的主流訴求之一，乃是“和諧高于正義”，正義并不是唯一的、最高的政治與道德的內核。眾所周知，在當今國際社會，正義幾乎構成了當今歐美政治哲學的主軸，然而，中國哲學和思想卻對此形成了一種制衡的力量，同時也構成了一種批判的維度。和諧與正義，孰高孰低，這也是中西方文明之間的競爭的焦點所在。西方的“正義論”與中國的“和諧觀”到底誰能最終勝出，還要看歷史究竟如何發展下去。

在現如今的中國傳統復興的潮流之中，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似乎更重視復興傳統“禮”的一面，而嚴重忽視了“樂”的另一面，也就是“情”的大維度。當然，禮自身并不是干癟的規儀，而是理性與感性始終為一的，而禮的節奏、韻律和美感，都是樂所賦予的。在“禮樂相濟”的悠久傳統當中，禮與理相伴，樂與情相系，“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的功能是辨異，樂的功能則是統合，二者相輔相成并本位同根，這種華夏智慧至今淵源流轉而從未中斷過，適應匹配于各個時代的中華德性文明。

質言之，樂就是和諧，禮則是秩序，這和諧與秩序的統一，才是中華禮樂文明和人文美德的真諦。禮本身也是含情的，從禮的起源到生發，一定是浸漬人之“情”在其中的。所以在1993年被挖掘出來的郭店竹簡當中就出現了“禮作于情”與“禮生于情”這兩句箴言，無論是人為的“作”為，還是自然的“生”成，禮都是來自情的，禮與情合而為一。美學家朱光潛解析得非常高妙：“樂的精神”是“和”“靜”“樂”“仁”“愛”“道志”，“情之不可變”；“禮的精神”則是“序”“節”“中”“文”“理”“義”“敬”“節事”“理之不可易”。“樂主和，禮主敬，內能和而后外能敬”，“合乎情然后當于理”；“樂是內涵，禮是外觀，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這無疑抓住了“禮樂合一”的文明本色。

我們現在要復興的，恰恰就是這個“情理合一”的中華大文明，其中就包孕了中國人獨具的真理觀、美德觀和審美觀！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