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今天非常有意思，當我們的主題是女性的時候，現場除了幾個工作人員外，幾乎沒有幾個男性在場。”在中歐國際文學節的對談活動“文學中的女性聲音”上，主持人的調侃引來一陣笑聲。

前日，中歐國際文學節開幕第一天，在北京老書蟲書店，匈牙利文學評論家、作家、電視節目主持人佐娜·烏格龍(Zsolna Ugron)，丹麥作家、文學評論家萊諾拉·克里斯汀娜·斯科夫(Leonora Christina Skov)與中國作家周曉楓，圍繞著“文學中的女性聲音”這一主題展開了一場對談。

三位作家同屬女性身份，他們各自的作品也都帶有著女性主義色彩：佐娜的小說《迷人的巴托里伯爵夫人》(The Enchanting Ann Bathory)書寫的是十七世紀特蘭西瓦尼亞貴族的歷史章節，描述了女主人公挑戰專制男性親屬強加給她的命運的故事，并從女性角度提供了對傳記的全新闡 釋；萊諾拉在2018年發表的作品《對迷失之物的靜謐感受》(The Quiet Sense Of Something Lost, Der Lever Stille)中思考了家庭秘密、不愛孩子的母親、精神疾病、同性戀、自我找尋等主題；周曉楓的散文《你的身體是一個仙境》則是對女性身體的探索和思考。 三位作家從各自的女性體驗出發展開交流：來自不同國族的女性作家分別面對著哪些困境？女性作家之路是否日益艱難？在女性與作家的雙重身份之中，她們同寫作 的關系是什么樣的？

女性作家之路越來越艱難了嗎？

聯合國最近一次發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顯示，丹麥的不平等指數是11，匈牙利是45。盡管在全世界范圍內丹麥都屬于性別不平等指數最低的國家之一，萊諾拉卻 對這一數字不以為然。她覺得，雖然丹麥在很多人眼里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同性戀婚姻也已經合法化，但在過去十六年的創作生涯中，她仍然能感到女性作家的艱難 ——同性戀者和女性主義者的雙重身份，也讓她的處境愈加困厄。“我們沒有平等的工資，女性比男性要少百分之二十。作為女性作家必須要勇敢，因為文學基本上 是被男性操控。我寫的是哥特式科幻文學，這不被人們認為是高雅藝術，很多人覺得寫男性的經歷、男性的心態才是正統，而不是女性故事。”

相較之下，來自匈牙利的佐娜看起來更加樂觀。在她看來，雖然匈牙利的性別不平等指數較高，整個國家依然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男性取得成功的概率也比女性更高，但是事情在不斷好轉。她認為女性作家應該盡量在公共領域取得影響力，“關鍵是爭取到公眾的認同。”

針對女性作家面臨的境遇，周曉楓提到了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高校中文系或藝術系就讀的大部分是女性學生，“這個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好像我們印象中男性 都去從事政治或金融，為權力打拼了，而女性還有一部分停留在一個夢想的領域。”這樣的情況并非中國特有，主持人補充道，在法國，同樣是越偏向技術與工科的 專業里男性越多，文學藝術專業學生則大部分為女生。然而，“往往剛入學的時候這些學科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和三分之一的男性，但到了后來，三分之二的作家都是 男性。”

周曉楓一方面承認女性作家的艱難，另一方面也感恩自己能成為一個女性寫作者，她認為女性作家擁有的柔情和對他人的體恤之情是男作家所沒有的，“當我們沒有 獲得平等的時候，與某種東西去抗爭，包括與自己去抗爭，都能獲得成長和力量，盡管我知道會面臨困難，但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我覺得很幸運。”同時她也認為，每 一位作家都有自己要面對的困難，“我覺得寫作有一個特別公正的地方——不管你是男性還是女性，你是富有者還是貧窮者、成功者還是掙扎者，你永遠要在寫作的 時候獨自面對困境。”她說，“如果一個寫作者始終在挑戰自己，他就永遠要面對難度，而克服難度的過程是特別享樂的。”

“女性作家需要漫長的時間積累才能獲得男性讀者”

在很多情況下，女性身份會對自身書寫的嚴肅性構成挑戰。佐娜提到，人們往往會覺得一 個嚴肅作家應該是一個帶著眼鏡的白人男性，六十歲上下，成熟穩重，而如果是年輕女性寫出一本嚴肅讀物，則會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這些偏見是一點點積累的，萊 諾拉認為女性作家擅長的主題往往會被人們視為不那么“嚴肅”，比如虛構文學，長此以往男性就很少閱讀女性作家的作品，而女性讀者則是男性女性的作品都讀， 女性需要很漫長的時間積累才能獲得男性讀者。她以自己的讀者群為例，“數字或許沒那么精確，但基本上超過百分之八十買我書的讀者都是女性。”

對女性作家的性別刻板印象在各個細節中都有所體現。萊諾拉意識到，在書封上的“作家介紹”版塊，男女作家呈現的照片有著鮮明不同，女性往往抬著頭，被人俯 拍，“她們似乎在抬頭看著自己的爸爸”；而男作家則架著眼鏡端坐，眼睛直直逼視讀者，顯得睿智聰明。不僅如此，有時出版物的封面也使用經過設計的女性照 片，“她們往往不是頭被遮住一半，就是壓根只有身體，露出帶有女性元素的胸部、裙子、大腿，男性卻從不這樣。”偏見還體現在媒體與讀者的“關心”中，佐娜 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好多人都問我，你是怎么平衡事業和家庭的？你為什么不生孩子？但是沒有人問男性這個問題。”

萊諾拉還分享了自己此次來北京發生的一件小事。抵達當日歐盟大使館為作家們舉辦了歡迎會，會上每個作家有兩分鐘的時間介紹自己，“但是有兩個男作家花了 20分鐘介紹自己，沒有人打斷他們，而留給我們女作家的時間卻只有兩分鐘。”萊諾拉在這件事上感到很生氣，“我們要鼓勵女性說更多。”佐娜也認同這一點， 她說自己有兩個女兒，她們喜歡看迪士尼的漫畫書，“我告訴我的女兒她們也可以像男性一樣成為英雄，我們要鼓勵女孩，聲音更大一點，更愿意努力表達自己一 點。”事實上，性別偏見蔓延在各個行業之中。對話活動主持人來自電影行業，她提到業內有這樣一種說法，一個女性在片場碰到了男人的攝像機或設備是不祥之 兆。佐娜笑著回應：“但如果男性在廚房砸碎了碗，人們會說那意味著幸運。”

在面對關于性別偏見的討論時，周曉楓反思自己在平時生活中很少注意這些問題。她評價自己是一個“對性別特別混沌的人”，這種混沌主要來自于童年經歷。她成 長于一個部隊大院，在那里，人的性別是模糊不清的。“我待的地方相當于是出版社文工團，在那里性別是被壓制的，同時又有著非常微妙的凸顯，比如女兵會故意 去把褲腳稍微改一改。”對于性別問題，她坦言自己還沒有找到答案。“我不是特別清楚我的立場，我也不是把我想得很明白的答案帶到寫作之中，我希望通過寫作 去尋找我的判斷和立場，哪怕這個過程會讓我更加迷惑，但這個找尋過程也是值得的。”她說，“我尊重女性自我的發聲和認知，我到底是什么樣的態度，我希望寫 作去呈現。”

美妙的寫作與痛苦的寫作

縱然面對重重困境，三位女性作家對寫作的堅守都有著自己的理由。周曉楓認為寫作本身獲得的快樂是巨大的，這是一項可以開拓生命的工作，“每個人只此一生， 寫作可以讓我到過去，到未來，到不一樣的人生里，這個是特別美妙的。寫作讓我變成一個復數的我，如果不寫，我并不知道自己會有這些部分。”佐娜的看法和周 曉楓相似，雖然她的家人并不喜歡她寫作，因為寫作的時候孩子就不能夠親近她了，她也承認“大部分的時候坐在那里寫并不容易”，但是寫作帶來的更多是快樂， “我寫的是虛構小說，我們可以去搜索不存在的東西，人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她覺得和讀者的雙向溝通也是最讓她享受的地方，“如果不是有人在讀我的書，我就 不會寫了。”

萊諾拉則覺得她的寫作體驗更多是痛苦的，雖然聽上去似乎很浪漫，但是真正開始寫的時候卻要經受很多東西。她的寫作始于孤獨而壓抑的童年，在小時候，她的母 親患有精神疾病，父親是一個軍人，對她要求嚴格而不近人情。“我需要尋找我的個人空間，后來我發現寫作可以給我這個。”讀者的互動對她感到的寫作之苦也有 緩解作用，“以前我寫作的時候老想著自己為什么坐在這里，為什么不去做電視制片。后來一本書賣得很好，有了和讀者的互動，我就覺得寫作有了意義。”

萊諾拉坦言，身為女性作家自己常常感到憤怒，因為世界還那么不好。“開始寫作的時候我二十一歲，一無所有，那個時候寫作是很憤怒的，就是這種憤怒的狀態讓 我開始寫作。當我寫一個主題和作品的時候，仍然需要這種憤怒的力量，這種力量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積極的能量。”佐娜也認為，有力量的故事往往都會帶著很強烈 的情緒，這樣的情緒能夠讓作品保持強度。“都怕皺紋，但皺紋長到眼皮上大家都喜歡。”周曉楓開玩笑道，憤怒這種負面的情緒進入到寫作中，也變成了非常有用 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