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歲的余華依然保留著從書架上找文學書讀的習慣。

他有時能快速準確地找到想讀的書，這說明他對自己的心情很了解；有時在書架前徘徊一兩天也未果，這證明他在迷茫期；有時，找書的時間竟然超過了讀書的時間。

找什么呢？“其實是在尋找自己的心情。”

余華

悲傷，未必要讀快樂的書，也許更悲傷的書，才能治療悲傷。快樂，就想找一本更快樂的書，讓快樂“發揚光大”。恨誰，就把文學作品中極其惡劣的人想象成誰，書讀完，仇恨也消解了。

與人生、環境、心情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是余華眼中文學與其他書籍的區別。

5月8日，作家余華在北京師范大學發表演講，分享“文學給予我們什么”。

文學與生活互相喚起，互相創造

2008年的一個黃昏，赴法宣傳小說《兄弟》法文版的余華在賓館門口等人。夕陽西下，路上行人熙熙攘攘，都是陌生人。“沒有人互相問好，身體撞了一下，也就撞了一下。”

一句詩突然出現在余華的腦海里，是歐陽修的“人遠天涯近”。“所有的人在大街上走，他們的身體哪怕是碰擦在一起的時候，你感覺人和人之間是那么的遙遠，反而是正在西下的夕陽離人更近。”多年前，余華在錢鍾書編《宋詩選注》中讀到這句“人遠天涯近”，這些年早忘了。但是那一刻，文學突然回來了，并且正因為這次奇妙邂逅，“歐陽修的這一句詩再也不會離開我了”。

在余華看來，這是文學與生活相聯系的方向之一：生活場景喚起讀過的文學作品。

相反地，文學作品也能讓人想起往事。

父母從醫的余華小時候家在醫院里。家對面縱列三間房：太平間、男廁、女廁。家里沒有衛生間，上廁所得先經過太平間。于是余華去廁所的路上，總能看見太平間里窄窄的水泥床和干凈的水泥地。太平間外樹木蔥郁，撒下一片陰涼。

暑熱難耐。午睡后，汗水在草席上留下身體的形狀。余華想，太平間涼快，去那兒睡上一覺吧。現在人怕鬼，總躲著太平間走。余華小時候不：“‘文革’是無神論者的時代，沒有人相信有鬼。”但睡在太平間，偶爾會聽到哇哇的哭聲，“知道真正的主人來了，我趕緊得溜”。但那也只是臨時的主人，太平間是生與死之間的驛站，“經過一下，然后再去另一個世界”。

成年的余華不太能想起這些事兒，也不敢再去太平間睡覺。但有一天他讀到海涅的詩，“死亡是涼爽的夜晚”，這不就是小時候在太平間睡午覺的感受嗎！“海涅把我一個遺忘的童年的精彩的經歷給叫回來了。”

這是文學真正的魅力所在，余華說。主持人張清華總結：“文學不是單向度地摹寫和反映生活，文學與生活是相互喚起、相互創造的關系。

文學多爭吵，經典永流傳

余華愛讀前南斯拉夫導演埃米爾·庫斯圖里卡的自傳《我身在歷史何處》，書里充滿了藝術界內的爭吵。

1995年，這位大導演帶著《地下》參加戛納電影節。同樣獲獎無數的希臘導演西奧·安哲羅普洛斯也在場。庫斯圖里卡在書中回憶安哲羅普洛斯：“他就是一枝自戀的水仙。……他、他的演員們，還有他劇組里的成員，大家手拉著手，煞有介事地朝金棕櫚獎杯走去，就像一群沒見過世面的鄉下舞者。”

安哲羅普洛斯也曾撰文批判庫斯圖里卡：“他的那些電影里就只有喝酒、吃飯和跳舞，這是什么電影藝術啊？深刻的思想藏在哪兒呢……”

庫斯圖里卡則回擊：“在現實中，他(安哲羅普洛斯)做什么都像個海德堡人一樣，沒有生他養他的雅典郊區的印記。他拍電影，更多是想表達自己對德國哲學的熱愛，而不是為了讓人類振奮精神。”

兩個大師級人物互相攻擊，讓余華覺得很有意思。余華兒子聽了也哈哈哈笑，說當兩個天才互相攻擊的時候，都能夠切中要害。

1995年戛納電影節的另一出鬧劇是頒獎晚會后沙灘聚會上的斗毆。根據庫斯圖里卡的描述，起因是某男星撩撥某女演員。酒精作用下，越來越多的導演、演員、保鏢加入混戰。庫斯圖里卡的太太馬婭——一位余華印象中特別優雅的女士——抓起椅子猛打侵犯自己兒子的家伙，醉醺醺的庫斯圖里卡則用一記右勾拳將一位保鏢打暈在地。

《我身在歷史何處》里，余華最喜歡的就是這記右勾拳。有一次和庫斯圖里卡在波黑和塞爾維亞邊境喝酒吃牛肉時，余華提起這事兒，導演說，那是為了自衛！余華想，你那是喝多了，見了誰都打。

讀完整本書，余華想：藝術家們一點都不高尚。“我年輕時也是把作家、藝術家想得很高尚。不，他們一點都不高尚，甚至用卑鄙這樣的話去說他們也不過分。”

電影界有爭吵，音樂界亦然。約阿希姆、李斯特、勃拉姆斯、瓦格納……這些如雷貫耳的歐洲音樂大師的名字，余華看到其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和沖突。

小提琴大師約阿希姆是勃拉姆斯的伯樂，將其推薦給李斯特。勃拉姆斯卻與以李斯特為中心的音樂圈子格格不入，于是又被約阿希姆薦給舒曼，才發現自己與舒曼如此相契。

作曲家瓦格納與勃拉姆斯各有一批擁躉，雙方支持者“吵架一直吵到兩個人死亡為止”，而兩人事實上只在李斯特的別墅有過一面之緣。同時代的布魯克納弦樂磅礴，余華形容有如“大海浪濤一派一派”，但勃拉姆斯卻說布魯克納“就是一個笨蛋”。柴可夫斯基則直言勃拉姆斯的音樂無聊、呆板。再往后，晚生幾十年的勛伯格卻稱自己的音樂作品是“瓦格納和勃拉姆斯生下來的孩子”。

但今天，余華可以在同一個音樂會上聽瓦格納、勃拉姆斯、舒曼、布魯克納……他想，留下來的也就剩作品了。

文學也好，電影也好，音樂也好，同時代爭吵不斷，但“真正流傳下來的，僅僅只是作品”。

文學蘊含豐富的人性

余華喜歡讀那些將人性寫到極致的故事。

《圣經》的一個故事讓余華讀到仇恨的產生。出門遠行的富人把財產交給最信任的仆人保管。幾年后，富人想家了，派仆人回去通知，報信的仆人慘遭殺害。富人卻責怪自己，不該派一個口齒不夠伶俐的仆人去；于是又派會說話的仆人去報信，同樣被殺。富人依然沒有生疑，派最心愛的小兒子回去，小兒子也被殺。

當純潔和善良到頭，接下來是什么？富人帶著剩下的仆人趕回去，殺掉了叛徒。“不要以為善良、純潔是軟弱的，它們一旦爆發起來，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蒙田隨筆》里的一個故事，則讓余華感慨仇恨的消失。公元十世紀，日耳曼皇帝康拉德三世率兵包圍巴伐利亞公爵的城堡，要殺光所有人，僅寬限婦女和孩子離開，婦女可以帶走任何想帶走的東西。城門一開，所有的婦女都背著自己的丈夫。康拉德三世感動落淚。“這是仇恨的消失，也是一瞬間的事情。”

另一個《蒙田隨筆》中的故事則講述痛苦的力量。將軍為戰死的戰士追悼，揭下盔甲，發現竟是自己的兒子。將軍看著兒子的尸體，一動不動，倒地而亡。“他一直在和痛苦作斗爭，最后痛苦贏了，他輸了。”

這讓余華想起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另一個“倒地而亡”的故事。晉時有鳥，喜好映著水中自己的倒影翩翩起舞。晉元帝于宮中錦衣玉食豢養此鳥半年，鳥卻不再跳舞了。身邊人說，此鳥不見倒影則不舞。遂置銅鏡于鳥前，鳥見影而舞，三天三夜不知止，氣絕倒地而亡。

將軍因喪子之痛而亡，鳥因狂歡而死。一個是痛苦的極限，一個是歡樂的極限，“異曲同工，但表現的意義又絕然相反”。

文學的高潮要輕巧地收束

作為作家，余華不僅讀文學，也寫文學。文學怎樣寫好？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教會余華：高潮要輕巧結束。

肖斯塔科維奇《C大調第七交響曲》，又名列寧格勒交響曲，是一首二戰時期蘇德戰爭期間的民族贊歌。德軍包圍列寧格勒，這首交響曲前三個樂章在戰爭前線完成，第四樂章在撤退到后方的小城里寫下。蘇聯從前線召回列寧格勒廣播樂團，秘密排練。正式演出前，炮轟德軍陣地，在炮火停息的片刻奏響音樂。

第一樂章讓余華“嚇了一跳”，從遠到近的鼓聲，伴隨著弦樂，表現侵略者的腳步。音樂一步步渲染，列寧格勒就要被攻下，世界就要毀滅。變奏達到高潮的時候，用什么方式結束？

半首優美的俄羅斯民歌的旋律，結束在恐怖的侵略者的聲部之上。“就這樣，一個很輕的很優美的(旋律)一下子把那么強大的沉重的東西擊敗了。”

于是余華發現：高潮之上，一定要用輕的方式。

在文學作品中，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理查德·弗蘭納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也讓余華震撼于高潮的輕巧結束。

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窮小子與富人家的女孩相愛，女孩父親不同意這門親事，帶著女兒離開，卻不知道兩人偷偷發電報訴衷情。三年后，女孩回到家鄉，與女傭上街購物，被男孩撞見。男孩跟了一路，跟到她們躲避烈日的門廊下，終于忍不住開口。女孩認出他的聲音，回過頭。

余華知道兩人會分開，可是他想，馬爾克斯已經把愛情寫到了完全不可能分開的地步，怎么讓他們分開啊？

女孩回過頭，看到的卻是一張被痛苦震撼了、扭曲了的臉，神情因為過度的愛變得恐怖了。女孩想：愛情對自己撒了一個彌天大謊，我三年來日夜思念的竟是這樣一個人嗎？

男孩笑著走過去時，女孩說，結束了。

“就這么結束了。多么偉大的作家才能夠寫出這么一筆來。”余華震撼于馬爾克斯對人性的了解，不需要找各種各樣分開的理由，只需要一個很輕的方式。

《深入北方的小路》則是一個發生在澳大利亞的愛情故事。軍醫埃文斯愛上叔叔的妻子艾米。被派往前線前，埃文斯告訴艾米：等我。戰爭中，部隊被殲滅，埃文斯被俘虜。知道消息的叔叔有意告訴艾米：埃文斯已經死在前線。

被俘的埃文斯日夜等著艾米的信，等來的卻是大學時的女友艾拉的信，信中說埃文斯叔叔的酒吧著火，叔叔和艾米已葬身火海。絕望的埃文斯在戰爭結束后流浪各地醫院擔任志愿者。后來醫院一家一家關閉，埃文斯不得不回到澳大利亞，與艾拉結婚。

但事實上，火災當天，艾米恰好外出，逃過一劫。兩個互相深愛的人都以為對方已經不在世界上了。

時光流走，中年的埃文斯身材發福。有一天他走在悉尼大橋上，忽然看見對面極其眼熟的身影。艾米老了，帶著墨鏡，但身材沒變，他絕不會認錯。

作者用大量筆墨渲染埃文斯的激動之情，讓讀者余華也激動不已。只是沉浸在激動之中，埃文斯發現自己與艾米擦肩而過。意識到這一點的埃文斯，腳步沒有停下來。

結束了。把高潮推向頂峰，然后用輕巧的方式一筆結束，“就憑這一筆，我認為你是一個大作家”。

“所以，我的演講也結束了。”余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