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國散文的發展歷程，會發現中國散文的文體自春秋伊始至清末而終，皆自成體系，在相對封閉的話語空間里，自我萌芽，自我發育，鮮與世界散文的文 體進行觸摸和接吻。追根溯源，中國散文的祖父祖母，并非文學，而是歷史和哲學。也就是說，中國散文的傳承基因，浸有歷史的骨血，含有哲學的精髓。起初的散 文，并不涉及家長里短，甚至連抒情，都視之為“狗肉上不了席面”，慳吝得不肯施之以一詞一句——抒情全盤交付給了詩歌——高高在上的散文，憂患的是社稷的 安危興衰，梳理的是歷史的來龍去脈，傾心于以事說理，專注于談古論今。也就是說，散文不是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學樣本而存續的，其用意也不在于審美，而是“醉 翁之意不在酒”，以攬儲社會的大事件為己任，以給身居廟堂者指點迷津為使命，以辭藻的能言善辯為自得。那時的散文文體，除卻司馬遷的《史記》等這類亦史亦 文的大塊頭著述之外，包括諸子百家的七嘴八舌在內，大多都是短小精悍的，是惜墨如金的，幾句話能點透的事理，絕不拖泥帶水。及至到了唐宋時期，散文才向生 活的煙火漸漸靠攏，也才將聚焦的鏡頭和揮毫的筆尖伸向人的生活和人的心靈，但說理的氣息依然濃重，敘述依舊只是工具，其所要達到的目的，還在于闡釋事理。 “五四”時期的散文寫作，盡管對古代散文的傳統有所承襲，但就其容貌而言，卻是一副混血兒的嶄新面孔。“五四”散文是伴隨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而興起的，其散 文的操弄者，下里巴人的身影罕有稀缺，幾乎皆為學人雅士。隸屬于士大夫階層的文人雅士，因國門敞開，世界文學撲面而來，于是他們像餓急了的孩童，貪得無厭 地古今通吃，中外兼容，一個盤子里盛著水餃，一個盤子里盛著沙拉，左手舉著孔孟的“子乎者也”，右手舉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兼容并蓄的胸懷，登高望遠 的視界，以及古學西學雜糅的學養，都為他們筆下散文的繽紛，提供了厚實的沃壤。縱觀他們的文風，普遍帶有西化的傾向：慣用長句式，學究氣十足，在談天說地 中洋溢著自戀，在油鹽醬醋中也不忘夾帶外語單詞。即使是現在，眾人一談及“五四”時期的文學，神情也不無敬意，究其原因，除了“五四”作家的識見高遠和學 養豐沛之外，我以為主要還不在于他們的妙筆如何地生花，筆下怎樣地錦繡，而在于他們作品的精神指向，更順應歷史文明的趨勢，更具有精神倫理的現代性，因而 也就更易于引發人的深度認同和情感共鳴。究其“五四”作家的價值取向，發現其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一脈相承，即發現人體之美，尊重生命之貴，呼喚個性之解 放，倡導精神之自由……自兩千年前諸子百家的眾聲聒噪之后，中國文學盡管并不缺乏姹紫嫣紅的時段，但就其整體而言，卻是沉悶的，是拘謹的，是悄悄話式的， 是溫開水式的，歷時兩千年后再一次井噴式地眾聲喧嘩，正是“五四”時期。遺憾的是，這一時段，猶如恍惚一夢般短暫。

中國最早的散文一詞，出現于南宋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但徒有散文之謂，卻實無散文之體。散文以文體的面 目映世，得益于“五四”時期“拿來主義”的盛行。中國古人對于文學類別，采用的是“二分法”，即韻文和非韻文。散文為無韻之文，自然被劃入非韻文之列。而 文學的“四分法”，即小說、散文、詩歌和戲劇等，正是“五四”的先賢們，伸著筷子從西方文學的烤箱里夾出的牛排，而不是從自家鍋里撈出的面條。

將散文從非韻文的大雜燴里剝離而出，無疑是一種跨越性的進步。散文與小說的分野，主要體現在體量瘦小而又實話實說，不把一說成二，不把蝸牛夸張成耕 牛，遠離虛構，拒斥假戲真做；散文與歷史的分道揚鑣，在于其不再目光朝上瞅，不再板著面孔故作肅穆狀，而是家長里短的，是親和的，是隨便的，是鮮活的，甚 至是調皮頑皮的。

中國當代散文要崛起，在我看來，不需要玩太多的花樣，只要與三條河流并流就已足夠：一是精神氣血上回歸“五四”；二是在散文疆域之大與文字之美上，向古人看齊；三是借鑒西方散文文體的不拘一格。

文體無對錯，合體為對，不合體為錯。事實是，西方的散文文體，異常隨意，短到三五百字，長到數十萬字，其體式的選擇，僅取決于內容之簡還是內容之繁，并不考慮其他因素——言之無物，短而又短都顯得多余；言之有物，長而又長并無不妥。

上等的散文，同樣能成就一個作家的偉大——是否偉大，當然不能以文體的選擇和篇幅的長短來衡量，關鍵是要看在寫什么和寫得如何。

(作者系《美文》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