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的舞蹈景觀與身體記憶

——中國舞蹈影像發展70年

舞蹈電影短片《頌》劇照

2018年，關于中國舞蹈影像藝術的消息似乎有點多：舞蹈電影《頌》在國際各大舞蹈電影節頻頻獲獎，舞蹈紀錄片《儺·緣》在紐約林肯藝術中心展映，培青舞蹈影像作品作為文化交流項目集體亮相展映舊金山國際舞蹈電影節；關于舞蹈邊緣人紀錄影片《3個和13億個》作為一場青年人才培養計劃的“演出”在劇場上映；關于北京舞蹈學院教師的紀錄片《影像中的舞，舞中的人》在線上投放引起熱議；國家大劇院持續支持舞蹈影像巡禮的展映，各大普通高校舞蹈專業分別開設了舞蹈影像課程。由專業舞者參與的《你美麗了我的人生》歌舞片院線上映，3D舞劇電影《絲海夢尋》去年年底首映，大型舞蹈賽事、舞蹈院校、舞團的直播活動、直播量大幅上漲。其中開通于2015年的中國舞蹈家協會的視頻直播，至2018年在線觀看“荷花獎”等各項活動的觀眾達到了1300萬，專業舞蹈活動的直播成為常態……這些訊息傳達了什么？中國舞蹈影像迎來了新的機遇？或是舞蹈影像的范疇、美學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我們還沒來得及看到全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舞蹈影像走過民族情懷、英雄革命的時代，走向電視平臺的舞蹈轉錄、創新與媒體傳播，啟發舞者開始扛起攝像機，依托互聯網，以影像走向世界。舞蹈影像極大地消除了舞蹈傳播因地域和專業產生的信息、創作話語權的屏障，擴展了年輕舞者去創作和發布“舞蹈”的可能性，是中國舞蹈當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構筑了以舞蹈與影像融合形態的新藝術景觀。中國舞蹈影像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不同于西方舞蹈影像美學的道路，從1949年到2019年，回顧70年的舞影記憶，舞蹈影像的中國探索如何演變，新生創作力量又發出了怎樣的聲音？

銀幕中的民族身體

中國舞蹈在屏幕上，而非劇場現實空間的呈現，首先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舞劇藝術片(又稱“舞劇片”“舞臺藝術片”)和歌舞文獻紀錄片，其中舞劇藝術片將發生在劇場的舞劇進行了“電影化”的改編搬上了大銀幕。上海天馬電影制片廠、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八一電影制片廠、長春電影制片廠、西安電影制片廠分別拍攝了《寶蓮燈》《小刀會》《蔓蘿花》《五朵紅云》《東方紅》《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沂蒙頌》《蝶戀花》《絲路花雨》等舞劇電影，令從未走進劇場的人們在大銀幕上看到了舞蹈。據1966年《文匯報》記載，上海數家電影院《東方紅》的電影預售票就達到了130萬張。舞劇藝術片改變和拓寬了舞蹈受眾的同時，已經超出了記錄舞蹈的意義，形成了全新的創作模式。從舞臺的“框”跳進鏡頭的“框”，舞劇藝術片一方面保留了經典舞段，強調動作關系和重點，另一方面還要以電影語言去轉化舞蹈的敘事，景框的限定性也促使舞蹈編排由宏觀到微觀，從大場面調度到身體局部表情進行思維轉換。舞劇藝術片拍攝的地點、環境、背景由舞臺的寫實布景走向電影中的更為擬真的環境。舞劇藝術片是編舞和電影工作者共同的探索，也是中國舞蹈與電影首次有規模、有深度的跨界合作和相互學習的成果。舞劇藝術片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脫離開特殊的時代背景和需求，逐漸失去觀眾群體與創作契機，淡出歷史的舞臺，但其意義卻是非凡的。影片存留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經典的舞劇，是視覺化的珍貴舞蹈文獻，舞蹈影像的“中國式起范”從大制作、大規模開啟，從首演與拍攝的時間線來看，中國舞劇的探索與舞蹈影像的跨界也具有平行關系的。

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大型舞劇可以通過新型的影像技術錄制、保存，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紅梅贊》《大夢敦煌》《一把酸棗》等舞劇，經音像出版社以音像制品方式發布，但舞劇沒有再完整出現在大銀幕上。

隨著電視媒體的推進，大眾的審美需求發生變化，舞蹈影像也對拍攝者和舞蹈編導都提出了新的標準：如何將舞蹈的能量轉換到屏幕上，如何能更“完美”地還原舞蹈、創造舞蹈、傳播舞蹈，由此產生了兩個不同的走向，即“舞蹈的電視重建”和“在特定地點去構建新的舞蹈”。

電視化的舞蹈重編與身體所在的覺醒

1992年，舞蹈編導、電視導演白志群創作了舞蹈藝術片《夢——舞蹈家劉敏藝術擷英》，開中國電視舞蹈之先河。隨后，舞蹈學者們捕捉到媒體與舞蹈融合的可能性，以學術科研的角度率先切入到舞蹈的電視化轉換。1998年的《中國當代舞蹈精粹科研電視系列》融合出以電視、舞蹈藝術、學術科研結合的新形式，相繼完成了《新舞蹈藝術的先驅——吳曉邦》《人民的舞蹈家——賈作光》《新疆第一舞人——康巴爾漢和她的學生們》《溝通中西方舞蹈藝術的大師——戴愛蓮》，同年出現了13集中國民間舞電視系列片《人間舞者》。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央電視臺的《舞蹈世界》欄目開始錄制舞蹈的現場，并從中央電視臺舞蹈欄目中以“舞蹈空間替換”“重編舞蹈作品”為主的“電視舞蹈作品”開始，建立了電視舞蹈美學的新路標。2000年第1屆中央電視臺電視舞蹈大賽，其實是以5分鐘左右“電視舞蹈”作品的賽事形式進行，而非之后在電視臺上進行的純粹現場舞蹈比賽。電視舞蹈拓荒者白志群借鑒了音樂電視的視覺風格，以自身大量的電視舞蹈作品積累主導了賽事的觀念，引領了中國舞蹈影像實驗創作的風潮，這也是第一次在主流媒體中進行當代性的、創新性的舞蹈影像征集和實驗。比賽中誕生了以劇場舞蹈作品為主體改編的《扇舞丹青》《也許要飛翔》等舞蹈影像作品，也出現了不同空間、不可逆的，混合了鏡頭與舞蹈語言而特定編排的《傘》《生命》等作品。

電視舞蹈帶動了更多的舞者和編導去編創“所在”的空間之舞。舞蹈影像作品關乎“身之所在”，創作者挑選特殊的場景拍攝舞蹈，舞蹈也因為特定地點而發生，附以新的意義。創作者思考身體與生存空間的關系，身體的感知以粗糲的、敏銳的、帶有強烈沖突的視覺體現著變遷中的城市和自然環境。空空舞室的《硬幣在轉》《傘》《出口》、李凝的《未完工》系列、北京舞蹈學院電視舞蹈專業的系列影像等作品，分別代表著21世紀前10年的本土實驗。

舞蹈電影節的舉辦和推廣加速了國內的創作。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在2000年以后持續開展舞蹈影像的展映和交流，2007年荷蘭舞蹈電影節在中國介紹舞蹈影像藝術，2010年荷蘭舞蹈電影節和英國文化委員會也在上海、北京、西安、廣州等地將舞蹈影像作為創意文化進行了推廣，相繼舉辦了工作坊、展映和講座。2009年空空舞室在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中開設了北京舞蹈映像藝術節，集中展映了當時的中國舞蹈影像作品。2006年是中國網絡視頻內容發展元年，舞者通過互聯網豐富的信息接觸國外的舞蹈影像，并嘗試上傳自己的作品。雖然信息交流和展映增多，創作卻充滿了模仿、重復。2010年之后中國的舞蹈影像進入了暫時的中斷。經歷困惑與創作瓶頸之后，新一代的編導們在思索如何突圍。2010年至2019年，隨著影像技術的普及、合作方式靈活化以及發布出口的多樣化，在現實與詩意、身體與記憶之間思考聚焦的新一代涌現出來，散發著個體生命創作的光彩。

新生代的詩意身體與直面現實

一批新生力量關注“舞者身體詩性表述”，拿起攝像機再次出發，以身外之境尋找內心視覺；另一些舞者、編舞與跨界藝術家以鏡頭追問舞人、舞事，揭示真實的境遇，是中國舞蹈影像藝術的一次突進。舞者身體的電視化讓位于身體視覺與身體敘事的影像之舞，從磁帶復制到數字流媒體，從電視臺轉向了互聯網，我們看到了時代在舞者身體上的印記，也看到了舞者身體給予時代的視覺回響。

2017年至2018年，舞蹈編導湯成龍帶領舞者與影像工作者，拍出了心靈之《頌》。這趟“旅程”散發著某種稀缺的創作原動力，這一原動力源于熱愛、渴望與自省。《頌》相繼獲得2018年舊金山國際舞蹈電影節“最佳影片”和2018年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的“觀眾之選”大獎，以及法國DADC舞蹈電影節“評審團大獎”，這些獎項里流露著觀者對于影片詩性之美的肯定與贊揚。雪山、河流、風、云、高原、沙丘、道路、陽光與朝圣的身體交織出了詩意的舞蹈，動作激越卻有令人安靜的力量，自然的壯闊恒常令人變得渺小，心生敬畏。舞蹈的語境轉換了，所有的動作都能夠化庸常為神奇，在鏡頭中，萬物的運動都具有了可舞性，人的舞蹈也化為天地的一部分，一切超越了身體的概念，又獲得重生。

劉夢宸的《3個和13億個》與李青的《影像中的舞，舞中的人》以舞蹈紀錄片的形式，觸及舞蹈行業、舞蹈院校的現實問題，關于舞蹈的生存、困境、身體、時代、體制、編舞、信念、理想、尊嚴、傳承、選擇。兩部影片都是近年來少有的，深入觀察舞人現狀和思考“生存之舞”的作品。與其說是紀錄片，不如說是將所記錄的進行了“編舞”，將理想與現實編織成平行的舞蹈，真實、尖銳，同時浪漫而又超脫。

2016年中國舞協舉辦首屆舞蹈影像征集，名為“壹分鐘舞蹈影像”，有近百部在1分鐘之內展現舞蹈創意的影像作品遞交。同年8月中國舞協組織了“壹分鐘舞蹈影像”的暑期培訓營，探討舞蹈影像的科技、本體、未來，為全國高校教師、舞蹈影像愛好者進行一周的教學，在交互、動作捕捉、舞蹈攝影、舞蹈影像歷史、實踐、視覺沉浸等方面深入交流。其中10部入圍的“壹分鐘”作品導演進入2017年的資金扶持計劃“中國舞者映像”系列之中。“中國舞者映像”集中亮相了年輕的舞蹈影像創作者，這些創作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舞蹈編導，更多是攝影師、舞蹈教師、電視臺導演、獨立影像導演、以及數字藝術家。該計劃為10位優秀舞者與10組影像導演組合提供資助，聯姻舞與影，收獲了10部畫風迥異的作品。

在培青平臺資金支持下，涌現出了孟夢、汪圓清、陳玉潔、李竟榕、張曦丹、周立恒、花鳴、陳昱廷、陳楚文、胡慶喆、關航宇、劉鶴等年輕的影像導演，他們熱愛舞蹈，更能以不同角度發現舞蹈；與舞者合作，不僅在動作層面，更是在精神層面與舞者進行溝通。作品的舞蹈拍攝地點范圍更寬廣：都市的街道、戈壁、商場、水下、丘陵、海邊、美術館、博物館、光影斑駁的房間、草原、攝影棚、火車車廂、菜市場……當舞者在人海中觸景生舞，在無人之地自由旋轉，身體的舞動點亮了自然風景與人工建筑，激活了空間的記憶。

陳玉潔的《未》放大了謝欣的現實之舞，也逐步接近了她的靈魂戰場。《沈盈盈》的身體訴說，充滿了原始的力量。作品著重于鏡頭與動作的研究，輸出著奔涌不息的視覺能量。影像導演李竟榕和張曦丹不斷去觸及身體的極限，把每一刻的身體體驗以重復、分解的方式，毫無衰減地傳達給觀者。《低語》呈現了自由與恐懼并存的質感，水與現實世界的界限成為了夢的邊緣。汪圓清對于媒體的認知與唐詩逸的身體潛能，合成了令人屏息的畫面。在周立恒的《偏離軌道》中，舞者王圳冰奔跑掙扎于孤獨的未知蠻荒，精密起舞在喧囂的都市秩序，詩意和困惑化為超現實的夢境。孟夢的《源緣》挑選了懷舊色彩的綠皮火車、寺廟、叢林、封閉空間、山野，舞者胡沈員將“在路上”化為傾聽、感受，以不同的身體形態講述了迷失中重尋生命渴望的故事。讓世界看到當代的中國舞者，這次，舞臺是屏幕，無處不在的屏幕。這些年輕舞蹈家和影像導演正站在前所未有的“舞臺”，無限接近世界的觀眾。

“壹分鐘舞蹈影像”第1屆(2016年)、第2屆(2017年)，2017年“中國舞蹈影像展”的全國征選作品，以及網絡叢生、自由生長的舞蹈“原創”視頻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過于一致的主題、缺少美感的視覺，顯露出創意與實施、概念與呈現之間的斷裂。

表達的熱望與困頓的自拍

技術無比便捷的年代，你的“舞蹈”可以被全世界看到，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獲得關注，關鍵在于你如何珍視這個被看到的機會。

舞蹈影像，就是換個地方跳舞嗎？當影像技術門檻顯得很低的時候，整體的藝術水準和要求是否也降低了？合作是否以舞蹈的妥協，影像的強勢主導，甚至是兩者的拼湊為結果呢？目前的舞蹈影像以快捷為名出現了更多的粗制濫造。乏善可陳的舞蹈語言，搬到了戶外環境跳；缺少排練的身體，放置在莫名空間跳；缺乏前期設計，依靠特效后期的素材拼圖……

似乎關心現實，但又蒼白無力；似乎在非舞臺空間跳舞了，舞蹈卻沒有與環境產生有寓意的關聯；舞蹈編排隨意性大，更多作品是直接忽略舞蹈編排這個層面，導致整體舞蹈影像水平不高，無法出現最起碼“好看”的作品。拍攝選用的舞者水準不均，編舞倉促而成，拍攝現場即興而為，動作沒有質感、顧影自憐、不知所云，這些現象將舞蹈影像推向一個更為小眾的境遇。嘗試靠近西方的樣式，卻沒有研究西方發生的語境，忽略更多表達的可能性以及自身的傳統。比如創作者最多出現的關于掙扎、束縛的主題，常見的畫面是舞者被困住，舞者想從各種束縛的意象中掙脫。宣泄式的、過于直白的表述適得其反，顯得缺少沉淀和反思。這種困境看起來似曾相識，只是個體舞蹈創作的困境從舞臺轉移到了影像中。怎樣思考這種困境，而不是深陷在痛苦表面的圖解，是不容回避的問題。

如何以身體所在之地重新理解舞蹈和身體，在特殊的語境下，舞蹈成為人與空間連接的隱喻？研究如何“動”：舞蹈的動態與鏡頭的運動，如何開發新技術與舞蹈之間的關系？或許我們可以把視野再打開一些，向自己內心質疑再多一些？合作關系更應傾向于平等，而不是某種藝術形式作為絕對的主導。創新不是口號，需要多一點研究和合作，少一點自戀和自拍。

70年來，中國舞蹈影像的發展和美學觀出現了極大反差。2000年之前，政治性的、集體創作的拍攝方式居多，宏大敘事、民族傳統的重現占據主體，銀幕上的舞蹈多以民族民間舞蹈為主。2000年之后，電視媒體的傳播，導致受眾與審美巨變，進入了以視覺圖像為中心的時代；互聯網、自媒體風行，個體意識覺醒，獨立創作成為趨勢，以場所關聯個人情感、記憶、境遇，個人視角下的現實與歷史重寫身體。在屏幕上出現的語匯多是現代舞、當代舞、肢體戲劇、街舞等，很少涉及傳統的舞種……這種現狀也在提醒創作者，舞蹈影像是否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去關心？

舞者的身份不斷多元化，舞蹈影像隨著技術和觀念的轉變不斷拓展定義。湯成龍在《頌》紀錄片中說過初衷，“能為舞蹈做點什么……”其實他和很多本文未及記錄的創作者們的觀念與行動已經在影響和鼓舞著更為年輕一代的創作，主動地以傳統觀照當代，以過去來重新看待此刻，有所改變，有所不同。我們熱切期待著在新一代的自覺、破冰、努力下，在新的時代創造藝術融合、跨界重生的嶄新圖景。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