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東西曾說，生活本身充滿了荒誕。

最近，或者說不時地，就會曝出一個招考被冒名頂替的新聞。它們又雙叕證明了他的長篇小說《篡改的命》。在他的虛構中，汪槐招工時被別人篡改過一次，兒子汪長尺高考又被篡改了一次。

“這是人人痛恨和大加撻伐的事情，不公正，但卻真實發生了，雖然這只是小概率事件。”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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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荒誕，也在東西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東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生于廣西天峨，在一座高山之上。

印象最深的是，早上上學的時候，霧氣很濃很重，從山上看下去，大霧像海一樣彌漫。

“傍晚，如果是晴天，看得非常遙遠，太陽落下去的時候，落日像蛋黃一樣，黃黃的，柔軟的，一下就不見了，掉下去了。”

當時，家鄉非常封閉，不通公路，也不通電。物質生活也相對貧乏，東西家里的條件在村里算最好的。

“1976年，我10歲，村里仇富的人揭發我父母：第一、我家帶頭撿青?籽。其實我們家一顆都沒撿；第二條罪狀是我父親沒有去參加修公路，而當時我父親正在修公路。”

荒誕的生活體驗，自少時就在東西的頭腦中扎根。

“所以故鄉，并非今天我們坐在咖啡館里想象得那么單純。她溫暖過作家，也傷害過作家。”東西說。

就像沈從文在沒成為作家之前，他是那么渴望逃離湘西這塊封閉之地。

魯迅對家鄉有種漠然隔絕的態度，證明就是1919年底最后一次離開紹興后，再也沒有回去，直到1936年逝世，十七年不回故鄉。

東西表示，童年的愉快與不愉快都成了他日后寫作的養份。“鄉村與我有一條相連的臍帶，這條臍帶讓我知道鄉村與親人們的真實狀況。只有知道鄉村，才敢說知道一個真實的中國。”

在一次采訪中，東西坦言，自己是一個悲觀的人，只是悲觀中還是有希望。就像在《篡改的命》這樣一部疊加了好幾個殘酷現實的小說里，還透著親情的微光。

親情對東西的影響是巨大的。

“我父母有酒請人喝，看到比我們還困難的人會給予幫助。他們能原諒揭露過他們的人。即使生活再困難，日子再難熬，他們都能堅持。這是他們給我最好的饋贈。”

而在他的作品中，偶爾也流露出中國家庭關系的悲涼底色。

比如《篡改的命》中汪槐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希望兒子汪長尺幫他完成，汪長尺又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

對汪長尺來說，即使犧牲自己也要成全孩子，這是無私的愛，也是非常“中國式”的愛。

這樣的心理，在短篇《我們的父親》中尤其突出。

鄉下父親想要幫助在城里工作的子女們解決情感和工作上的難題，結果引發了更多混亂。最后，子女們都間接成為了殺死父親的“兇手”。

小說中父親對子女的關心和子女的冷漠，也真實地反映了當下的親情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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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和花城出版社格外有緣。

1992年，東西首次以該筆名在《花城》發表短篇小說。1997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耳光響亮》發表在《花城》雜志。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挽留即將消失的情感》。

截至目前，東西一共出過3部長篇小說——1995年的《耳光響亮》，2005年的《后悔錄》，2015年的《篡改的命》。十年磨一劍，一劍一長篇。

作家邱華棟曾這樣評價：“當我看到東西的長篇小說新作《篡改的命》時，我吃了一驚，我確信東西寫出了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小說，他也接近了寫出他心目中完美杰作的狀態。”

兩年前，東西以《篡改的命》獲第六屆“花城”文學獎·杰出作家獎。

據他回憶，他在家鄉和城市間穿梭，經常看見鄉村里那些想改變命運而又改變不了的人，像他一樣年齡慢慢地變大了。他們曾經雄心勃勃，曾經充滿幻想，如今只能瞭望自己進城打工的孩子。

他們的下一代，少數也許能改變，但大多數還得重復父輩的生活，很不巧，他們出生在一個“拼爹”的時代。

“我像他們的家長一樣，琢磨如何才能出現奇跡，想來想去，只有汪長尺的辦法，那就是把孩子變成有錢人的孩子，自己做一個影子父親。”

東西的大部分作品都來自對生活的感受和思考。

他曾在回鄉過年時，遇到過一個聽不見的人，他幫大家做事，大家給他飯吃，給他酒喝。可憐的是，他什么也聽不見，叫他鋤地他去劈柴，叫他割草他去割菜。

這個人也成為了東西后來創作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的靈感來源，他把盲人、啞人和聾人放置在同一個空間。這部作品在1998年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曾經評價：“東西的小說，一直都在寫當下的、現實感很強的題材。”

這種“現實感”在城鄉的沖突矛盾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體現。

為了完成父親“進城”的志愿，汪長尺的妻子懷孕，一定要帶去城里生產。甚至跟父親表決心：“不要說生孩子，就是一個屁，我也要憋到城里去放。”

吊詭的是，汪長尺的兒子汪大志不吃鄉下女人的奶，而且患上鄉村過敏癥，唯有進城才能脫敏。

這才有了汪長尺的孤注一擲：把兒子送給城里人養。完成這一步后，他在給父親的遺言中說：“汪家的命運已徹底改變，我的任務完成了。”

為什么汪家三代人都在逃離農村身份？東西認為：“這和整個大環境是有關系的，城鄉有巨大差別。想要填平這個差別，有許多種辦法，汪長尺的辦法是其中一種，雖然不那么光彩。”

城鄉差別對農村長大的人尤其根深蒂固。

《我們的父親》中，父親來自農村，子女在城市生活，他們的沖突本質上是城鄉矛盾的縮影。

《送我到仇人身邊》中，一事無成的張洪為了拿錢娶自己的女朋友，把同學趙構殺了，并且卷走了他所有的錢。貧與富何嘗不是農村與城市的另一種對立呢？

在東西看來，中國有寫城市景象的作家，有關注鄉土的作家，但他覺得還有一個空白地帶，就是很少有作家寫從鄉村到城市的跨程。

“對這兩方面的熟悉程度，還是我比較有把握，因為我是出生于鄉村，我每年都會回去。現在農村的空殼、農民工進城的辛苦以及城鄉之間的差距，我都是看得見的。”

03

對于作品的語言風格，東西這樣定義：我走的是冷幽默路線。

“冷幽默如同悲喜劇，在笑里含酸，甚至含淚。有時候，寫著寫著，竟然在辛酸的事情上也露出幽默來，這種寫作可能是五味雜陳的。”

比如《篡改的命》中使用了很多近年來的網絡新詞，就連部分章節的標題都用上了“死磕”“弱爆”“屌絲”“拼爹”等詞。

網絡新詞的更迭如大浪淘沙，對很多傳統作家來說唯恐避之不及。

而東西認為，鮮活的語言往往生長于民間，今天的網絡平臺其實就是過去的民間社會。這些新詞句是社會環境、情感生態和思維方式發生改變后的產物，它們沾滿了這個時代與這個國家的特殊味道。

此外，小說還讓農村人說城里話，昨天的人說今天的話，“這種陌生化處理，能達到幽默的效果，讓讀者看起來啞然失笑，或者感到心酸。”

作為60后，東西卻很善于接受新的事物。比如在小說中使用電影的剪輯和蒙太奇，甚至創作、改編過電影電視劇本，如《沒有語言的生活》的電影改編，就由他親自操刀。

東西的作品也格外受到影視導演的青睞。

他的三部長篇小說中有兩部均已成功影視化——《耳光響亮》被改編成20集電視連續劇《響亮》和電影《姐姐詞典》；《后悔錄》則改編成44集電視連續劇《愛你一生》。

中短篇小說的表現同樣不俗，《我們的父親》《猜到盡頭》《美麗金邊的衣裳》等都改編成了劇本，有的作品已改名換姓。

其中最受贊譽的，是由《沒有語言的生活》改編成的電影《天上的戀人》，著名演員劉燁、陶虹、董潔等人主演，該片曾在2002年獲東京第十五屆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

在東西看來，做編劇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借鑒戲劇化的情節處理，來創作小說。《篡改的命》里就大量運用了戲劇化的手法。

就連作家余華都評價說：“《篡改的命》里的情節轉換充滿戲劇性，閱讀的時候可能會覺得過于戲劇化，我認為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東西在這里努力寫出他的人間戲劇。”

東西小說中的戲劇性，常常能轉換成一個更大眾的詞，懸疑。

比如《我們的父親》中“我們”尋找父親的過程，《送我到仇人身邊》中張洪殺死趙構處理尸體的過程，處處險象環生。

很多懸念的結果，就連作者東西都搞不清楚，但這恰恰也成為了他想表達的核心。

“我們的父親”死了，尸體卻消失了，沒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當時設定的任務就是讓‘父親’消失。因為，這是一個沒有父親的時代。而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中國的農村正在漸漸成為空殼村，父親們被嚴重忽略。”

對于小說可能引發的思考，東西希望是“多元”的。

比如《篡改的命》中汪長尺的形象，可能并不僅僅局限于鄉村。“其實他是一個社會底層的代表。城市里也有身處底層的人，城里人想改變命運的心理是一樣的。就是富人，他們也要改變命運，他們拼命把孩子送到國外，不就是證明嗎？”

東西表示，一個作家的作品被改編，這是作家的意外收獲，可以擴大作品的影響力。

“但要影視作品完全復制小說、傳遞作家的想法，或者說小說的內涵通過影視作品完整表達出來，這是不現實的。”

他解釋說，不同手法有表現差異，影視需要考慮收視率，需要更緊湊的故事，那么就要對原著有所改動。“所以現在很多作家賣了版權后也不干涉影視公司了，他還是寫他喜歡的東西。其實是兩回事。”

04

現實生活中的東西簡單而樸素，住在廣西民族大學校園里，每天讀書、寫作、講課。學校里的燈光籃球場是他每天必去的一個地方，緊張劇烈的運動能夠讓他徹底放松寫作的腦袋。

曾與廣西作家鬼子、李馮并稱為“廣西文壇三劍客”的東西，成為廣西民族大學駐校作家后，在讀者眼里似乎變得更平易近人。

在他之前，王蒙、王安憶等等作家先后走進校園。東西認為，作家在校園的環境里能堅持他的創作。

而以東西為代表的廣西民族大學的師生，還形成了一個作家群，被中國評論界稱為“相思湖作家群”。

創作之余，東西和凡一平、黃佩華等作家一直注重對文學新生力量的培養，他們指導舉辦了共14屆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現場作文大賽，參賽大學生達10萬人(次)。

他們推薦在校學生作品在省級以上文學刊物發表。東西本人帶的研究生已有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等刊物上。

東西表示：“80后、90后不會排斥荒誕小說，他們的虛構能力超出我這一代。神幻、鬼怪，穿越、搞笑，他們都能接受，不像我們那么依賴生活，那么喜歡啟蒙、批判。”

在他看來，年輕一代作家的寫作風格也是由他們的生活方式所決定。網絡捆住了他們的腳步，卻逼出了他們的想象。

東西喜歡超出自己想象力的作品，也喜歡幽默，荒誕。因此，他覺得自己跟80后、90后有共同語言。

有趣的是，東西曾經想把自己的長篇放在手機上連載，后來考慮到可行性還是放棄了。

在那個年代，“手機閱讀的極限是短篇小說。大家可能接受一兩個小時的閱讀，但是長篇那么長，從視力容忍度和連載的時間長度來看，好像都不合理。”

當網絡小說來的時候，誰也沒想到可以傳播得這么厲害，影響力那么大，而微信、微博的降臨，更是宣告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必須接受這個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