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在談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時，總書記回憶起了一件往事，他說：“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縣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來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廠的作家、編劇王愿堅。他對我說，你到農村去，要像柳青那樣，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柳青為了深入農民生活，1952年曾經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后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常委職務，并定居在那兒的皇甫村，蹲點14年，集中精力創作《創業史》。因為他對陜西關中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柳青熟知鄉親們的喜怒哀樂，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人民作家柳青以其畢生的奮斗，帶給我們很多寶貴的啟示。為了紀念柳青的業績，弘揚其精神，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柳青在皇甫》一書。我參與了此書的出版策劃，讀過多遍書稿。我感到，這本收錄當年與柳青一起工作，與柳青有過接觸，與《創業史》的創作、出版有關的眾多人士回憶文章的紀念文集，以大量具體而生動的真實故事和真切感受，從不同角度描述了柳青作為一個人民作家的不同側面和典型事跡，對我們走近柳青、了解柳青，有很多幫助與裨益。

扎根于人民之中

柳青在皇甫村安家落戶的14年，人們通常看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這樣的看法沒有錯，但是只有這樣的認識還不夠。柳青從北京回到西安，從西安下到皇甫，都基于他的一個基本理念：“不要把文學當作個人的事業，不要斷了和勞動人民的聯系。”正是這種發自內心的深刻自醒與高度自覺，主導了他毅然決然地下到皇甫村，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而且做到了完全和徹底。

《柳青在皇甫》中的不少文章，都談到柳青有關生活與創作關系的清醒認識。韋昕的《兩個“尖端武器”》里談到他1959年去皇甫村看望柳青時說到一些人對柳青的“自動下放”的不理解，柳青以肯定的語氣回答：“作為一個作家，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仍是第一位的工作。”針對一些人要多走多看的說法，柳青又回應說：“到處去看看，我不反對，但最好是在生活中扎下根去，深入生活，解剖麻雀，一個生產大隊就是一個社會嘛。”郭盼生的《夜尋王家斌》里說到他去看望病中的柳青，談及在皇甫的14年，柳青堅定地說：“我還是一句老話：要真正體驗生活，必須深入生活；要塑造英雄人物，必先塑造自己。”柳青在不同時期所給出的這些說法，道出來的都是顛撲不破的文學真諦與人生真理。這種清醒的認識、堅定的信念，構成了他落戶皇甫、扎根人民的根本動因。

許多人的回憶文章，都記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戶后的外在樣態和工作狀態。鄧攀、馮鵬程的《縣委門衛擋錯人》這樣描述柳青在鄉下的樣子：“身穿對襟布衫，腳蹬布鞋，老戴一頂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騎著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車。”郭盼生的文章寫到，因為柳青“從發動農民賣余糧，到組織互助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戶人，皇甫村發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幫助解決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說：“這里的合作化運動，柳書記是圈囤身子鉆在里邊，泡在里邊的。”一個“鉆”，一個“泡”，生動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工作投入的深切與忘我，這樣的一個狀態，才配得上叫“扎根”。

徐民和、謝式丘的《在人民中生根》一文，有很多有關柳青在皇甫的描述：“在皇甫村，柳青過著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產黨員在一個支部里過組織生活，和普通農民一起參加合作化運動，每逢集日，柳青也挎著籃子，放上幾個油瓶，和農民們邊走邊談。農村的婚喪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眾，擠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湊上去看著、聽著……”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柳青“與皇甫村的莊稼人結成了親密無間的魚水關系。他能叫出村里幾百個人的姓名，熟悉成百個家庭的歷史和幾輩人的性格。皇甫村的莊稼人也了解他。在他們的心目中，這個黑瘦的老漢，也是個莊稼人。”這里實際上也說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柳青已經把自己“農民化”，也等于實現了“去作家化”。他在改造舊有的自己，重塑全新的自己。這也是柳青落戶皇甫村的本意所在，扎根人民的最大收獲。

與人民一道前進

柳青把文學看成整體事業的一部分，也把自己看成建設者和勞動者的一分子。這使他在皇甫村的14年，深入生活不只為了創作，工作范疇遠遠超出文學。李若冰在《柳青是個大寫的人》的文章里特別指出：“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他(柳青)都是自覺地到人民中間去生活，直接參加人民的斗爭實踐。”“在長安縣，他和農民群眾一起生活，一起變革現實，為長安縣的互助合作運動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貢獻。”不做皇甫人的座上賓，不做生活的旁觀者，既與人民一起生活，又與人民一道前進，這是柳青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全新詮釋與獨到發揮。

許多人在文章里都談到柳青以積極建言和深入工作的方式，給村民、村貌帶來的改變。安于密的《安家皇甫村》講道，“柳青自始至終參加了王家斌勝利農業社的試辦工作，為長安縣的農業合作化建樹不小。”說到柳青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不寫稿子，只在煙盒上列個提綱，但講得通俗生動，引人入勝，下面的人們聽著聽著就身子往前傾。”張家謀等人的《皇甫塬畔話柳青》，在講到柳青不僅“百事問”，而且“百事管”時，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柳青跟著農民往塬上送糞，一路上“氣喘得歇了好幾次”，領略了農民的過分辛勞之后，他提議“在塬上建立生產點——把飼養室、打麥場搬到塬上。”這一提議得到群眾擁護，隨后就很快在塬上建立了20多個生產點，減輕了農民的生產強度，也提高了糧食產量。還有一個是滈河北岸的農民在河南種水稻，來去渡河不方便，柳青就建議修一座大橋，從此“聯通了滈河南北，便利了群眾生產”。就這樣，柳青為皇甫村盡心竭力，皇甫村也因柳青而面目日新。

關于柳青捐贈《創業史》全部稿費一事，王峰的《無私奉獻捐稿費》詳細敘述了個中細節，并全文引述了柳青就捐贈稿費一事寫給王曲公社的一封信。這封信在說明稿費捐贈的數目與用途后，特別提出一定不要“宣布”和“宣揚”，顯示了柳青只想辦實事、不想務虛名的高風亮節。據知，王曲公社利用這筆款項辦起了農械廠，在大社分家之后，農械廠的這處房屋與房產劃撥給王曲醫院，直到現在還在使用。

在皇甫村扎根落戶的14年，皇甫村改變了柳青，使他變得更有主體能動性和超強戰斗力；而與此同時，柳青也在以他的嘔心瀝血和夙夜在公，深深影響著皇甫村的人們，漸漸地改變著皇甫村的土地，出色地踐行了與人民一同生活，與人民一道前進。

為人民樹碑立傳

柳青落戶皇甫，把自己融入農村現實，扎根于人民群眾，在此基礎上再觀察生活，研究生活，積累素材，提煉感受，進而創作小說，檢驗作品。這樣一個從生活到創作的實踐與寫作的路徑，可以概括為：在生活中與人民同心同德，在寫作中為人民樹碑立傳。

《創業史》如何生成于皇甫村，“梁生寶”如何引動了柳青，許多文章都從不同側面記述了其大致過程，那也是來自于皇甫村的沸騰生活，出自于皇甫村的各色群眾。馮鵬程、鄧攀的《慧眼巧識“梁生寶”》里寫到，柳青在1953年秋季聽王曲區委書記孟維剛說到王家斌的事跡，想起曾在曬谷場上見過這個小伙子，不卑不亢的王家斌當時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柳青放下手頭正在寫的《恨透鐵》的稿子，立刻就去滈河南岸找王家斌，“在家斌的草棚檐下，整整交談了一個上午”。王家斌不幸的身世，入黨前后的思想變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和對未來的憧憬，“深深地牽動了柳青的心，自此以后，柳青時刻注意王家斌的行蹤。王家斌在鄉上辦事，他就在鄉上了解；走到區上，他就到區上了解；王家斌到外地做報告，他就跟蹤到當地打聽；王家斌到縣上開會，他就反復問縣里干部，他在會上說了啥，啥動作，啥神態……把外界對于王家斌的反映，一絲一毫都記在心里。”因為在跟蹤觀察和深入了解的基礎上，目睹了這個農村青年的可喜成長，覺得他身上葆有時代新人的氣象，柳青在《創業史》里以他為原型，飽含激情地塑造出梁生寶的典型形象，把這個向人們大步走來的農村新人寫得血肉飽滿，讀來令人為之感動，為之紉佩，也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典型形象。

曉揚的《人群之中找原型》談到《創業史》里的人物形象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原型時說道：“在《創業史》里，細心的人和了解柳青的人，都會在書里找到梁生寶、馮有萬、姚士杰、任老四的模特，他們的生活原型就是皇甫村的人，西王莽的人，王曲鎮的人。”可以說，柳青的《創業史》，基于皇甫村14年的生活感受與人生體驗，把眾多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的農民兄弟，化為作品里性格鮮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寫他們走向新生活的行進情形與心路歷程。在這個意義上，也完全可以說，他是以寫作為農民代言，以作品為人民立傳。

《柳青在皇甫》一書中的不少文章，都寫到柳青的《創業史》發表之后受到農民讀者的普遍喜愛，柳青病逝之后皇甫人的巨大悲痛以及恒久不斷的深切懷念。這一切都信而有征地向人們表明：為農民代言，必為農民所銘記；為人民立傳，必為人民所頌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