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歲戲曲理論家郭漢城先生為本報題詞：“《(中國)文化報》是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杰出單位。”

時間：1月28日上午

地點：北京草橋非繁城品酒店會議室

嘉賓：

郭漢城(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

王文章(原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院長，書面發言)

薛若琳(中國藝術研究院原副院長)

沈達人(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書面發言)

傅曉航(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書面發言)

王安奎(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周育德(中國戲曲學院原院長，書面發言)

吳乾浩(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

譚志湘(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

張林雨(太原師范學院藝術研究所研究員)

王馗(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陳曦(中國藝術研究院科研處副處長)

萬素(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

徐漣(中國文化報社副總編輯)

高昌(中國文化報社理論部主任)

劉茜(中國文化報社理論部編輯)

主持人：徐漣

徐漣：“藝海問道”第25期文化論壇把主題聚焦于郭漢城先生的治學精神、學術態度和豐碩成果，以此來見證新中國戲曲改革、發展、傳承的實踐與理論成果。

舉辦這個論壇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首先，郭漢城先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是新中國戲曲理論體系的重要締造者之一，他與已故的戲曲理論家張庚一起，被并稱為“前海學派”的領軍人物。郭漢城先生對中國戲曲的杰出貢獻，特別是他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話劇民族化、戲曲現代化等學術思想，對“前海學派”的形成、發展乃至對中國戲曲的傳承與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直至今日，郭老以百歲高齡，仍然時時關注著戲曲的當下發展狀況，并為本報撰寫文章發表自己的見解，對于戲曲在當代的傳承與創新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郭漢城文集》十卷本即將出版，本次論壇也是為《郭漢城文集》的出版做預熱。

第二，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新中國文化藝術建設的斐然成就，歸根到底體現在一代代文藝工作者身上。今年“藝海問道”文化論壇，即以文化藝術界學術泰斗為切入點，深入總結70年來中國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的豐碩成果。郭漢城先生是當之無愧列入論壇的第一位學者。

第三，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研究的生態出現了不少問題與弊端，亟待正本清源，消濁澄清。我們希望以郭漢城先生深厚的學術底蘊、嚴謹的治學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品格，來反襯當下學界的種種病象，借以激勵今天的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從業者，堅守學術研究、增強文化自信，探索屬于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邁向新的學術高度與人生境界。

“前海學派”：海上明月共潮生

薛若琳：“前海學派”是一個學術思想比較相同或相近的學術群體，領軍人物是老戲劇家張庚先生和郭漢城先生。

“前海學派”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51年中國戲曲研究院建院至“文革”前的十多年間。“前海學派”的同仁一方面擁護政府禁止一批不良傾向的劇目，一方面站在公允的立場維護傳統戲曲的成果，抵制和反對“左”的思想對戲曲的干擾和破壞。張庚、郭漢城二老對傳統戲曲中的“忠、孝、節、義”的積極意義和戲曲劇目中的人民性發表了重要的意見，維護了傳統戲的公正地位。上世紀50年代后期，編輯出版了《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選輯校錄了48種古典戲曲專著，較之以前二三十年來出版過的古典戲曲論著叢書，內容更完備。第二個階段就是1978年到2000年。這期間，“前海學派”編撰了《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中國戲曲志》(30卷)。第三個階段是2000年至今。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院長、戲曲專家王文章與“前海學派”的同仁一道賡續前賢，由他主編的《昆劇大典》(已出版)和《京劇大典》(正在編纂中)，兩部鴻篇巨制詳盡記載了昆曲和京劇有史以來的各種浩如煙海的資料、著述和圖像。

“前海學派”治學觀點比較穩健，看問題比較實事求是，并且注重理論聯系實際。這一學術群體在戲曲前沿陣地努力堅守，為繁榮和發展戲曲事業做出了應有的奉獻。“前海學派”猶如在學術大海中涌動的一波一波的浪潮，她與歷史的、現代的明月一同成長。

代表性地反映了“前海學派”學風

沈達人：對郭漢城先生的戲曲研究成果，記憶最深的是張庚先生與郭漢城先生共同主編的“一史一論”——《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的編寫，直到現在，當初熱烈討論的場景還不時在我的腦海里涌現。討論充分發揚了學術民主。“一史一論”在戲曲研究領域，是兩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郭漢城先生還兼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戲曲文學”分支的主編，在他的直接指導、傾力關懷下，戲曲文學分支條目的編審得以很好完成，并且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中國京劇百科全書》的“京劇研究”分支，也是在郭漢城先生傾力關懷下很好地完成了編審與撰寫，顯示了學術研究的系統性與論述的一定深度。郭漢城先生的學術著作《戲曲劇目論集》與《當代戲曲發展軌跡》，我都是一篇一篇認真閱讀的，而且頗有心得，寫成相關評論文章。

郭漢城先生的戲曲研究著作代表性地反映了“前海學派”的學風，正如《前海戲曲研究叢書·總序》總結的兩點：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力求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研究戲曲的歷史、戲曲的現狀；二、理論密切聯系實際，從而才能夠突破前人，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戲曲評論的一面旗幟

傅曉航：郭漢城先生是詩人和劇作家，但更確切地說是杰出的戲曲評論家，是戲曲界戲曲評論的一面旗幟。

從上世紀50年代到今天，郭漢城先生始終站在戲曲評論第一線，對各個歷史階段產生的主要問題，都有過重要的論述，其中包括專題論文、戲劇評論、階段性的總結等。郭漢城先生以他豐富的知識和理論修養，推動或引導戲曲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郭漢城先生的文章使我感觸最深的，是堅持真理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文革”前的17年，極“左”思潮很有影響。然而，在我看來，恰好是這一時期郭漢城先生的文章最好看、最耐看，可以說“思想性藝術性”兼優，這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郭漢城先生不為“左”風所動，而且能寫出好文章，究其原因，除了他的理論天賦和良好的功底之外，主要是由于他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堅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評價客觀事物，抓住戲曲批評的根本任務，總結戲曲藝術的發展規律，總結戲曲藝術的創作規律，排除各種思想干擾，為推動當代戲曲藝術發展服務。

對戲曲美學的貢獻

王安奎：今天我想著重談談郭漢城先生對戲曲美學特別是關于中國悲劇、喜劇理論的貢獻。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郭漢城先生在評論文章中就指出：中國喜劇有其自身的特點而為群眾所喜愛；而悲劇也是各種各樣的，不能用西方的標準否定中國具有悲劇性的作品。此外，在西方的美學觀念中，悲喜劇與正劇混淆在一起，被認為無多大價值。郭漢城先生最早在評《薛剛反朝》的文章中提出悲喜劇的觀念，指出中國的悲喜劇具有不同于西方戲劇的特點和價值。20世紀80年代悲劇、喜劇問題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熱點，郭漢城先生主編了《中國十大古典悲喜劇集》，將《牡丹亭》等不能列入悲劇也不能列入喜劇的經典作品收入其中。

在當代戲曲創作實踐中，劇作家、藝術家對于中國悲劇、喜劇、悲喜劇的發展突破做出很多新的探索，郭漢城先生對此很關注，并及時給予理論上的總結。比如《琵琶記》的改編，郭漢城先生說：“整體構思、立意、布局、取舍、剪裁等方面做了周密的思考，特別在處理結尾上，既保留了‘大團圓’的形式，同時又賦予這種形式以沉重、深刻的悲劇內涵，用實踐解決了一個戲曲界爭論不休的‘老大難’問題。”

郭漢城先生這些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論述，推進了中國戲曲美學的研究。

永遠的榜樣

周育德：郭老一個世紀的人生值得總結和弘揚的方面非常多，郭老前半個世紀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模范戰士，后半個世紀是新中國戲曲改革的頭腦清醒的干將，是戲曲高等教育的導師，他的治學方法是經得起實踐考驗的。

郭老是“前海學派”的創立者之一，是“前海學派”最有成就和建樹的學者之一。“前海學派”作為一股戲曲研究力量，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從戲曲藝術的實踐出發，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和團結合作的治學作風，張庚和郭漢城二位老師堪稱“前海學派”的代表。如果說這是一個學派，那值得驕傲的是這個學派的戲曲研究者完成了當今戲曲學界最有分量的一系列學術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中國戲曲通史》和《中國戲曲通論》正是在張庚和郭漢城二位先生的主持下，集結強有力的陣容完成的。這兩部巨著完成后，二位先生一同推動和主持了舉全國之力的《中國戲曲志》編撰工程，成為構筑新中國文化長城的最初的奠基石。

在戲曲研究領域，郭老自己的成就是很大的，他對中國戲曲的昨天、今天都有深刻的研究，有豐富的著述，對戲曲改革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有著獨立而正確的見解，郭老對戲曲現代戲的建設和發展尤其關心。另外，郭老不但是有重大成就的戲曲理論家，而且是靈感飛動的戲曲作家和詩人。

鐘愛關切使命

吳乾浩：郭漢城老師道德學問堪稱楷模。他對戲曲事業無限忠誠，高度自信，不論什么樣的環境，鐘愛之情始終不變。他身教輔以言教，有巨大的說服力。榜樣的力量哺育了幾代“前海”學人。

郭漢城老師把鐘愛體現在點點滴滴的行動之中。他是一位謙遜、禮貌、平和的長者，和藹可親，廣交朋友。可是當對戲曲藝術原則看法有分歧時，他會挺身而出，亮出鮮明的觀點。比如在“推陳出新”中有人對戲曲遺產過分否定，認為是宣揚封建主義的渠道，他不因是老朋友就不敢百家爭鳴。他愛友誼，更愛真理。在另一場關于現代化和戲曲化的爭鳴中，他旗幟鮮明地表示：把戲曲化看成老化僵化的代名詞，是一種誤導。他提出要大量看戲，泡在戲曲演出中，多和戲曲實踐者接觸，他們最聰明。上世紀80年代我以幾年工夫到戲曲基層200個團作田野調查，就是受漢城老師的啟發。

郭漢城老師可貴的是有為戲曲事業持續奉獻的使命感。他帶領我們從大量戲曲傳統劇本和戲曲當代劇本中編選出《中國戲曲經典》和《中國戲曲精品》。他在當下戲曲進入健康發展的新時代后，不顧年老體弱，持續以發展的觀念觀照戲曲生態，關注學術動態，培養健康風氣，戲曲探索不止。他百歲高齡，仍思維敏捷，與時俱進，口述寫作不斷。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管窺

譚志湘：郭漢城老師希望我談談《琵琶記》創作的體會。他說：“因為你是當事人，我的合作者。”在昆曲《琵琶記》的創作過程之中，郭漢城老師和我有過多次交談，受益匪淺。我體會最深的：他提出《琵琶記》是五大戲曲古典名著之一，把五大名著作為戲曲現象研究，認識《琵琶記》。我重讀名著，包括南戲“荊、劉、拜、殺”，突出地感受到了南戲的民間性和作為南戲經典之作《琵琶記》的“草根”特色。如何增刪取舍？如何凸顯《琵琶記》的藝術色彩？如何確定主題立意？思考后，心中豁然開朗。

郭漢城老師教導：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相結合，站在理論的高度，進行藝術創作，塑造鮮活的形象。經過從創作實踐到理論思考再到創作的幾個反復，我逐漸認識了如何對待戲曲名著這一戲曲創作的常見問題，歸納為學習名著，理解名著，走近名著，走近作家，走進時代;致敬名著的同時，清醒地認識名著，認識作家的局限性、歷史的局限性，不拜倒在名著腳下，而是站在時代的高度，進行再創作，也就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理論與創作結合這一文化現象所產生的絕不僅僅是作品而已，對戲曲的貢獻，還有待于時間進一步認識……

調查研究是治學的精髓

張林雨：郭漢城恩師以理論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的治學精神，率領“前海學派”的專家學者，為中國戲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恩師與張庚先生主編了《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后又發動主持了《中國戲曲志》的編纂工作，與馬少波、劉厚生主編了《中國京劇百科全書》……獨自寫作了《當代戲曲發展軌跡》等學術專著，真可謂功莫大焉！豐碩成果的取得，與在恩師帶動、倡導、影響下“前海學派”所逐漸形成的注重調查研究的群體治學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對于恩師這種注重調查研究的精神，我作為關門弟子有刻骨銘心的親身實踐體會。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向恩師請教為什么從事戲曲研究必須先做調查研究，恩師循循善誘、語重心長地為我道出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說：中國戲曲在其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完整的、有機的藝術體系，它包含了300多個從古典戲曲到民間小戲的劇種體系和數以幾萬計的豐富多彩的劇目，在其流變過程中都帶有時代和地域的特點交互影響的痕跡，如果不掌握它的歷史和現實情況而研究它，實際上等于一句空話。

接續完成中國戲曲民族化體系的構建任務

王馗：要立足于中國戲曲的“民族化”和“現代化”實踐看待、總結張庚、郭漢城二位先生在戲曲藝術研究方面的學術立場。70年來前輩學者一直致力于戲曲在藝術本體上的傳承、保護和拓展，正是在鮮明的民族化理論基礎上，當代戲曲藝術延伸了古典戲曲命脈，在現代觀照的視角中轉型發展。當前更加多元、成熟的實踐探索，讓戲曲民族化的藝術體系和現代戲曲藝術體系實現了更加自覺的建構。今天，中國戲曲研究的后來者需要把文獻—史—論—志—批評五位一體的學術工作繼續做下去，把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堅持下去，把“前海學派”服務學術、服務社會、服務國家、服務文化、服務人生的學術傳統延續下去，把中國戲曲民族化體系的構建任務接續完成下去。

熱愛中國文化，敬畏中國文化

陳曦：作為“前海學派”的后學者，十多年來我有幸能夠協助郭老做一些書稿、文字的整理工作，有機會在郭老身側聆聽他對戲曲發展根本問題的思考，聽他暢談戲曲改革幾十年的經驗教訓，聽他講述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詩詞和每一個劇本背后的故事，包括聽他講述兒時觀戲的趣事。郭老謙遜平和的為人，豁達樂觀的處世，使我每次與郭老的相處，都仿佛置身于一座寶藏，又感覺是一次精神的洗禮。而最讓我感念的是郭老實事求是、永遠為時代發聲的治學精神。以我參與編輯的十卷本《郭漢城文集》為例，在我看來，十卷本的內容編排充分體現了郭老七十年戲曲之路的特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既有很強的實踐性，又有鮮明的針對性。郭老曾說：“我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常常感到這三種文體(戲曲理論、劇本、詩詞)形式雖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可以說是‘體異而意同’。這個‘意’是什么？就是熱愛中國文化，敬畏中國文化，把古老的民族文化現代化，使它發揚光大。一句話，就是古人說的文要‘為時而作’。”

為人民發聲，為時代發聲

萬素：郭老的學術建樹頗豐，其中，“人民性”學說的論述最為精湛，堪與張庚先生的戲曲“劇詩說”頡頏媲美。郭老指出“中國戲曲也和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遺產一樣，既有人民性的精華，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文學藝術的人民性，就是指文學藝術與人民的精神聯系”“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起著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是按照美的規律去反映世界，它對世界的認識，就是對生活做出審美的判斷”“藝術正是通過‘美的橋梁’發生社會效能”“作品的思想是水乳交融地融入形象之中”“影響我們的感情和理智，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同時，郭老批駁忽視劇目思想內容的審美性質，把人民性當作某種純粹的思想傾向、道德觀念、政治要求、社會學原則，“把道德、人民性脫離具體歷史條件，當作抽象的東西去看待，因而看不見它們的局限性，分不清精華與糟粕”的思維誤區。郭老提出“道德觀念屬于意識形態范圍，一定社會的道德觀念，產生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在有階級的社會里，道德也是有階級性的”，必須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考察各種歷史和社會的情況，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