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和賈樟柯“同框”了，出人意料。一位是文學評論家、作家，一位是導演，看似并無搭界，兩位“大佬”居然還有交集？

如果搜索外界可知的聯系，也可尋得蛛絲馬跡——李敬澤祖籍山西，賈樟柯是山西人；李敬澤從文學評論家轉身成為“新銳作家”，賈樟柯也一直熱愛文學，從未停止過書寫；兩人不謀而合有過同題創作，李敬澤寫《夜奔》，賈樟柯寫《我的夜奔》；去年賈樟柯電影《江湖兒女》熱映，李敬澤新書《會飲記》中也有“江湖”，與此同時，李敬澤是賈樟柯電影的忠實觀眾，而賈樟柯也是李敬澤新書的“理想讀者”。

《會飲記》中，李敬澤用12篇深邃縹緲的散文構建了12個與眾不同的精神世界，從白天到夜晚，從江湖到哲學，從歷史到未來，以極其自由的思想和筆觸，關照蒼茫宇宙的興衰成長。也因為這本《會飲記》，兩人終于坐在了一起。2月22日，由“曉島”藝術共享空間、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十月》雜志等聯合主辦的“江湖與柏拉圖——李敬澤、賈樟柯對談《會飲記》”在“曉島”舉行。李敬澤與賈樟柯惺惺相惜，默契十足，由《會飲記》而暢談江湖，談故鄉，談對當下文學和電影的感受，對“江湖與柏拉圖”這一話題進行了深入的哲學與世事的思考，活動由青年評論家、《會飲記》策劃編輯季亞婭主持。

關于江湖：“你以為身在江湖，其實是心里有江湖”

去年一部《江湖兒女》講述別樣熱血情長，也將“江湖”再次普及給國際觀眾。江湖乃中國獨有。在做電影翻譯時，翻譯告訴賈樟柯：你重起一個英文名字，江湖這個詞在英文、法文里沒有對應的詞，它太中國了。電影中最后出現的江湖是拼音JiangHu。

這個江湖是什么呢？賈樟柯說道，“江湖確實也說不清，但我們都知道它是什么，這就是語言之外的東西”，它的內涵太豐富了，比如指復雜的人和人之間的動態關系，你可能就是對方的一個江湖，江湖是人相遇、相認、離別的地方。“從電影的角度看，它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契，是共同的秩序，這種秩序里有對命運的偶然性的體恤，所以江湖中人互相理解，理解的是這種命運的偶然性，這是非常復雜的語言之外的東西，我們只能用‘江湖’代表這種人山人海里的共同的東西，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江湖。”

《會飲記》里也有一個江湖。收入其中的《夜奔》最早的名字就叫《江湖》。李敬澤說，江湖太大了，真是無從說起，可能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理解，每個人不同時候都有不同的理解。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身份，各種各樣的工作，各種各樣的狀態，但當我們把所有這些外在的東西，包括身份、工作、社會地位、收入等等拿掉，“這種情況下，那些最基本的、指引著我們的生活、使我們依然還覺得生活有意義的那樣一套東西，我們所相信、所期待、同時也期待著別人的那些東西，我覺得那就叫江湖”。因而，所謂相忘于江湖也好，身在江湖也好，江湖說的并不是一個地理空間位置，“一定要說江湖在哪兒，江湖還是在心里，你以為身在江湖，其實是心里有江湖”。

關于故鄉：“我們都有另一個故鄉，那就是我們的文學或電影”

“故鄉”在遠方，也在骨血里。李敬澤籍貫山西，實際上沒有真正在山西生活過，也說不了山西話，但每當李敬澤聽到賈樟柯電影里的山西口音時，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絕對的親切感，“這種親切感就意味著江湖，那樣一個遙遠的山河、風土、故人的感覺就出來了”。

“作為文學家，或者作為一個導演，我們每個人都有另一個故鄉，這個故鄉可能就是我們的文學或者電影。”賈樟柯說，初讀《會飲記》，腦子里突然冒出兩組詞，即書信共和國和文學共和國，盡管書中大部分以“他”為人稱，但讀時總覺得像讀一封封信，書信體的信。李敬澤開了各種各樣的會議，想了那么多事情，見了那么多人，他能從古希臘聯想到當今，從蕭紅聯想到宋徽宗，在文學共和國里自由游走，這樣的時空跳躍，是文學帶來的一種超能力，這種超能力帶來了一種內在的智慧，在古今中外索引式的線索中找到世界內在的秩序，擁有對內在秩序的整體性的意識。書中有一篇講到“地聽”，賈樟柯指出，古人講“天視地聽”是掌握宇宙盡在其中的能力，這本書就有這種能力，《會飲記》帶來的不僅是文學之美，更美的是一種“天視地聽”的自由度。“只有把文學作為故鄉的人，熟知每一個詞語，熟知文學和哲學線索里發生過的溝溝壑壑，就好像走過田野、走過道路一樣，他了解故鄉的每一座山川、大地，他才能夠這樣自由，他的故鄉首先是文學。”

關于文學與電影：如果復制摘抄經典，真實的生活感受會在電影里逐漸消失

《會飲記》最讓賈樟柯感動和醒察的，是它有非常敏感的實體性的生活感受。他分析道，“書中寫到很多現實遭遇，我們都誤過飛機，六個小時不起飛，經歷過網絡慢，別人發來的東西一直打不開，在那兒轉圈兒，但我們沒有延伸出來我們的感受。而他的很多文章的意象和想象是從實體的當下的真實感受擴散開來，同時又有能力帶給我們跟古人、跟典籍、跟已有的生命遭遇之間的呼應關系，帶來歷史的觀點，這是《會飲記》給我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之所以強調實體感受，因為賈樟柯看到電影行業里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最近一兩年呈現出的創作狀態，很多電影是從經典電影中復制來的，甚至一些影迷電影就是組織起來的摘抄本，真實的實體生活感受正在逐漸消失。“我們拍一部像誰誰誰的電影，拍一部警匪片、一部驚悚片，很多都在不停地重復空間、人物設置，從電影到電影，這是非常可惜的。我們首先選擇的表達方法應該是從實體的生命經驗發出的需求。”電影只有100多年歷史，文學典籍更是汗牛充棟，《會飲記》引經據典卻為什么打動人？正因為其內在的豐富性是從現實實體經驗出發的，你能看到它的來源和上升軌跡與過程，它是有根的，是綜合了文學想象的翱翔和實體感受的一種互動。

“電影也好，文學也好，其實最最簡單不過是天、地、人這三件事而已。”李敬澤談道，《山河故人》《江湖兒女》，“山河”與“江湖”，說的是我們有沒有一個山河的眼光，也就是當我們在看著人們冗長的日常生活，看著一個人一個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時，同時我們還能見出一個山河來，看到天，看到地，看到在天地尺度下的這個人和這顆心。《山河故人》，好在有天有地有人。他指出，我們對于世界的普遍聯系，對于世界的總體性感覺，都不是抽象的，天和地也都不是抽象的，它是天地之消息，是非常微妙地運行在我們生命里面的，“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作家，實際上是把這些消息給編織起來，使得我們原本混亂無序的世界和生活變得有形式、有意義，種種暗處被照亮了”。

賈樟柯中學時便已在《山西文學》發表作品，現場也談到了自己與文學的一些淵源。他坦言，年輕時是文學青年，寫得確實還可以，山西省作協想要栽培他，辦了讀書改稿班，他也在班里改小說。但他很焦慮，因為當時學習差，“我倒是想搞(文學)，但沒有一個大學的中文系可以降低分數招生”，而藝術院校特別是美術院校是可以降低分數的，于是他就學了美術，后來又喜歡上了電影。當時選擇考北京電影學院，山西省作協一位老作家非常生氣，那個年代搞文學的人覺得搞電影不行，沒出息，他怎么搞電影去了？賈樟柯壓力很大，懷著謀生的想法去學了電影。他表示，電影與文學媒介不同，有不同的抵達，文學有影像抵達不了的地方，電影也有文學抵達不了的地方，二者各有優點，“我直到今天都非常熱愛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