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蔣子龍話語簡短，卻擲地有聲；沒有客套，而字字至真。熟悉他的人稱他性格“又臭又硬”，卻俠氣仗義；工友們調(diào)侃他是“踩不上點兒”的作家；磊落豪爽、秉性耿直則是媒體談及他時使用的高頻詞……

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其中有兩位作家，一位便是蔣子龍，另一位是路遙。

擠來擠去擠到了文學這條路上

了解蔣子龍，要從他的故鄉(xiāng)說起。

1941年，蔣子龍出生在河北滄縣。14歲前，他生活在農(nóng)村，大運河邊留下了他的足跡。憶起童年往事，他總是笑得像個孩子。蔣子龍說，故鄉(xiāng)給他染上了農(nóng)民本色。這位作家耿直磊落的個性，與生養(yǎng)他的這片土地不無關(guān)系。滄縣還是中國著名的“武術(shù)之鄉(xiāng)”，蔣子龍身上帶著的那股俠義之氣，也多半是從此埋下的種子。

走上文學之路，非科班出身的蔣子龍總喜歡說是“陰差陽錯”。他說：“我人生的路很窄，擠來擠去擠到了文學這條路上。”至今蔣子龍仍說：“我自以為更適合當個工匠或者是廠長。”

想當工匠的蔣子龍在《人民文學》上刊發(fā)的第一篇小說就在中國文壇炸開了鍋。1975年秋，《人民文學》原編輯部主任許以在“天津工業(yè)學大慶會議”上找到在天津市重型機器廠任代理工段長的蔣子龍，約他為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學》第一期寫篇小說。“因為心里沒底，我只謹慎地答應試試看。在賓館里可以通宿開夜車，很快就寫出了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蔣子龍回憶說。這部后來被認為是“過渡年代里頗具先聲的過渡小說”在當時雖然受到葉圣陶、張光年等文學大家的肯定，也遭到了猛烈批評。

冰火兩重天的評價幾乎跟隨了蔣子龍的整個文學生涯。他的代表作《喬廠長上任記》也沒有逃過這樣的宿命。

“喬廠長”是不請自來

提到蔣子龍，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想到他的“符號”——《喬廠長上任記》。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自上而下開始了全國性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1979年，蔣子龍再次應《人民文學》之邀發(fā)表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這篇小說講述了某重型電機廠老干部喬光樸推行改革，扭轉(zhuǎn)工廠局面的故事。

當時，在天津重機廠鍛壓車間擔任主任的蔣子龍面臨的正是與喬光樸極其相似的局面。“千頭萬緒，哪兒都不對勁。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zhuǎn)，有時連續(xù)干幾天幾夜都回不了家，身心疲憊。”蔣子龍回憶說。

這篇轟動中國文壇的小說，蔣子龍只用3天就寫好了。寫的就是如果讓他來當廠長，他會怎么干。“當時自己的感覺是酣暢淋漓，幾年來積壓的所感所悟一瀉而出。”他說，“我總覺得‘喬廠長’是不請自來，是他自己找上了我。”

蔣子龍沒有料到的是，這篇一氣呵成的小說在當時產(chǎn)生的轟動效應，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喬廠長”也一炮而紅，成了風云人物。

雖然喬光樸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喬廠長上任記》依舊為蔣子龍帶來許多批評。“經(jīng)過這樣一番揉搓，就是塊面團也熟了，心里稍微有點剛性也就成鐵了。每見到報紙批評我的文章，當夜一定要寫出一個短篇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把它謄清寄走。”他說。

《喬廠長上任記》之后，蔣子龍創(chuàng)作了大批工業(yè)題材小說，塑造了一大批開拓者形象，使得他被貼上改革文學締造者和工業(yè)題材代表作家的標簽。

成熟的作家不受題材局限

蔣子龍被認為是最了解當代中國現(xiàn)實的作家之一。

《開拓者》中的車篷寬顯示了高級領(lǐng)導干部的膽識，《赤橙黃綠青藍紫》中的解凈代表了在思想解放潮流中深入群眾、勇于實踐的青年，《鍋碗瓢盆交響曲》中的“琢磨經(jīng)理”牛宏則是城市改革中勇于思辨的小人物形象的濃縮……蔣子龍筆下的改革開放總是有種無堅不摧、摧枯拉朽的宏偉氣勢。他把創(chuàng)作的著眼點放在人們關(guān)心的經(jīng)濟改革領(lǐng)域，以雄放剛健的筆力，把改革者的個性心理、精神風貌以及為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進行可歌可泣的奮斗表現(xiàn)得極具感染力。他的文字對引領(lǐng)思想觀念轉(zhuǎn)變、推進改革實踐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激發(fā)了全國上下的改革熱情。

然而，談及改革文學，蔣子龍的回應則坦率而犀利：“當時流行的名詞叫‘積重難返’，我自顧不暇，甚至相當艱難，可能從報紙上見到過‘改革’這兩個字，腦子里卻并無改革開放的觀念。現(xiàn)在就更不敢把自己的小說跟改革開放聯(lián)系起來。”

蔣子龍說：“去年自春至秋，我至少拒絕了五六家報刊的采訪，他們的開場白和采訪題目大同小異：我與改革文學、當初創(chuàng)作《喬廠長上任記》的過程以及小說發(fā)表后的種種社會反響……我拒絕的理由也是一樣的：文學就是文學，成熟的作家不受題材局限。”

這或許也是蔣子龍銳意轉(zhuǎn)型的原因。1982年底，寫完短篇小說《拜年》之后，蔣子龍在工業(yè)題材小說的創(chuàng)作高峰期選擇轉(zhuǎn)型。很多人都為此感到可惜，認為他不應該將筆墨一頭壓向田間地頭。

隨后，蔣子龍創(chuàng)作了以醫(yī)生邵南孫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蛇神》、以《收審記》為代表的“饑餓綜合征”系列小說、以大城市房改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人氣》等，將觸角伸向了中國社會的更多領(lǐng)域、層面，揭示中國社會現(xiàn)實。此后，蔣子龍回歸生養(yǎng)自己的土地，歷時11年寫就《農(nóng)民帝國》。小說以改革開放30年為背景，細膩而深刻地描繪了以主人公郭存先為代表的一群農(nóng)民跌宕起伏的生活。而這部作品也是蔣子龍最為看重的作品，他曾說：“寫完《農(nóng)民帝國》我就算對得起自己的文學之路了。”

我能抓的只是自己的心跳

在蔣子龍的文學世界里，散文也有著特殊位置。

“小說靠的是想象力和靈魂的自由，而散文靠的是情緒的真誠和思想的鋒芒。”蔣子龍曾在文集《借景》的自序中寫下這樣的文字。他還寫道：“我寫過散文《揚州借景》，揚州瘦西湖之美，在于會借景。我的文字也是從生活中借來的風景。”

“保持真情，保持思想，淬煉語言，這使得我直到今天還能寫點東西。”蔣子龍曾經(jīng)說過。不可否認的是，關(guān)注現(xiàn)實，呈現(xiàn)真實，使得他成為改革開放40年來最現(xiàn)實地揭示中國體制改革深層肌理和變革的作家。在小說里，從工業(yè)題材到城市題材再到農(nóng)村題材，蔣子龍?zhí)摌?gòu)的每一個故事中，都有一個真實的世界，將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fā)展的脈絡用文學的筆觸記錄下來，用藝術(shù)的語言犀利地揭示現(xiàn)實的真相，盡管這些真相有時并不討人喜歡。在雜文中，他針砭時弊、觀點鮮明、一針見血，對各種社會問題毫不客氣地表達看法。正如他所說：“社會的脈搏太大了，我抓不住。我能抓的只是自己的心跳，抓住讓自己動心、動情，乃至動怒的事物。”

當記者問及獲得“改革先鋒”稱號的所思所感，蔣子龍回復：“意外、緊張、惶愧。”6個字擲地有聲，像極了他的作品，真實得讓有些人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