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民樂創作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借鑒與改良之后，正逐漸收回“西望”的目光，在重新審視自身傳統的蛻變中確立起一種新的品格。作為中國文化特有的聲音符號，如何在保有傳統音樂美學神韻的基礎上，跳脫原有的地域化、民間化的文化語境，使其成為記錄當代國人情感與精神風貌的一種具有現代意涵的世界性話語，依然是當代音樂家不斷追尋的課題。在這方面，張千一的新作《大河之北》或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一位作曲家成功的標志之一，就是在多年的藝術淬煉中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它或顯現于個性化的音樂語匯、偏愛的體裁題材，或隱含于獨特的文化訴求、美學意韻當中，成為我們解讀其藝術創作的“關鍵詞”。屬于張千一的關鍵詞之一，當是“言簡意賅”——他善于通過高度凝練、耐人尋味的語匯來塑造個性鮮明的音樂形象。如寫意山水，寥寥數筆，意韻自在；又如五絕七律，短小精煉，回味無窮。

《大河之北》便是這一風格的典型代表。開篇第一樂章《士——燕趙悲歌》，作曲家并沒有使用固有的音樂素材來彰顯河北特色，而是運用自由十二音技法，創作了一個戲劇性主題。透過充滿現代感的音響，刻畫出燕趙大地慷慨悲壯的文化底蘊，從而為整部作品涂抹上厚重的歷史人文色彩。第四樂章《大平原》堪稱現代氣息與民族風味巧妙融合的典范。透過這一樂章的主題寫作，我們再次感受到作曲家高超的音樂造型功力——通過調式交替的手法，為一個徵調式音階注入新的色彩，在不斷變換的光影色調中，將大平原的寬廣遼闊一覽無余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雖然類似手法在中外作品中并不鮮見，但張千一在音樂中所營造的飛機航拍似的翱翔和鳥瞰，卻是只有沐浴在現代文明中的人們才能領略到的動感與開闊。

《大河之北》對于民俗性段落、地域文化符號的詮釋，同樣表現出充滿藝術性、趣味性的想象空間。如第二樂章《趙州橋隨想》(二胡與樂隊)中，作曲家不僅通過拱形曲式結構來表達“橋”的意象，還將《小放牛》《四六句》這兩首同為表現趙州橋但音樂性格相異的民歌并置使用，以增加音樂的色彩對比。同樣的思路延續到了第三樂章《回娘家》(吹打樂)、第六樂章《避暑山莊——普陀宗乘》中。這些傳統的音調擴展與疊加，增加了音樂可聽性，也從敘事上拓展了民間音樂素材內容表達上的單一性，使聽者獲得似曾相識又出乎意料的欣賞體驗。

除了音樂細節上的匠心獨運，作者在民族管弦樂隊的整體音響表達上同樣做出了諸多思考和嘗試。對于借鑒西方管弦樂隊結構組建的現代民樂隊在表現力上的優劣特點，張千一顯然有著深刻而清晰的認識。因此，《大河之北》中，他充分運用了規避與兼顧的原則——將音樂性格近似的樂器分組使用，讓音響存在沖突的樂器交替陳述，利用不同音區、不同語匯營造音樂上的對比，等等。通過這些手法，有效地規避了民族管弦樂隊在音響上“不和諧”“不均衡”的問題，在凸顯樂曲交響性的同時，盡可能發揮每種樂器、每個聲部的個性特色。

真正具有深度的作品，除了給人以聽覺審美的愉悅和享受，更能引領人們進入另一個思想維度，對作品表達的文化內涵展開一種帶有浪漫色彩的想象和思考。張千一沒有從地域的概念上去詮釋“河北文化”的諸多方面，而是以一種富于歷史縱深感的、開放包容的文化觀去挖掘它的多重內涵。第七樂章《關里關外塞外》中，作者有意將河北民歌《放風箏》、東北民歌《正對花》以及蒙古族音樂素材熔于一爐，彰顯出河北地處北方多地域文化交匯點上的、交流融合的文化特質，為整部交響樂畫上一個更加開放的句號。

近年來，中國的民族器樂創作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有的選擇向外擴張，通過與其他姊妹藝術表現空間的疊加為民樂發展開拓出新的場域，如近來風行一時的“民族器樂劇”；有的選擇揚長避短，另辟蹊徑，充分張揚民族樂器在藝術和文化表現力上的個性，如當前以“學院派”為代表的方興未艾的民族室內樂創作；還有一種就是選擇立足原地，繼續深挖，在現有的表現范式中探求更多的可能性。張千一的《大河之北》正是最后一種方向的代表。以往的同類題材作品，多是利用專業作曲技法對地方音樂素材進行再加工。而這部由七樂章連綴而成的民族交響詩畫，通過對這塊土地歷史文化的回望與沉思、現實生活的描摹與刻畫、燕趙文化之精神氣質的塑造與解讀，使作品從形式到內容都彰顯出一種難能可貴的人文氣質。

(作者為《人民音樂》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