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紙本水墨)董小明

“對于中國畫的革新，小明有獨到的見解，而且身體力行。他的水墨畫，受到評論家的關注，被譽為‘用思想作畫的畫家’。墨荷是小明近年的新作，畫家用當代的審美觀闡釋傳統的精神，筆墨間蘊藏著濃厚的文化素養。在布上繪制水墨，是畫家對傳統表現手法的一種嶄新探索。”

“小明亦是一位卓越的美術活動家。他從青年時代起從事美術事業，曾擔任全國美協的領導工作，主持過各類畫展及學術活動，歷任全國美展總評審委員、全國美協藝委會委員，擔任畫院院長、美術館館長，并致力于國際美術交流。他為中國美術事業的發展盡心盡力，成就斐然。”

這兩段話，出自中國美協名譽主席、著名畫家靳尚誼為董小明在聯合國總部舉辦畫展的序言。

1948年出生的董小明，自幼學畫，16歲入讀中國美術學院附中，1968年參加工作，從1985年當選中國美協理事，擔任中國美協書記處書記，參與主持全國美術展覽和藝術委員會工作。到1991年在人生的“高光時刻”毅然選擇南下深圳“再創業”。1992年，適逢鄧小平“南巡講話”，深圳的發展包括文化、文藝事業又一次迎來時代的機遇。此時，資歷雖“老”但年富力強的董小明意氣風發、乘風破浪，在深圳的近30年歲月里，他不僅是一位畫家和美術活動家，還先后擔任深圳畫院院長，關山月美術館館長，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長，深圳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名譽主席，以及廣東省文聯副主席、中國美協理事，全國美術館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畫學會副會長、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等，更成為深圳文化改革與發展建設的領軍人物和重要見證者。

“還是想做一個畫家”

記者：您1985年開始擔任中國美協書記處書記，為何在1991年選擇南下深圳？

董小明：從北京到深圳，是我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這還要從我怎么到北京談起。我從小學畫，“文革”中斷了在美院附中的專業學習，被“發配”到縣里，卻給了我接觸生活和社會實踐的機會。那時，我組織群眾美術活動，自己也創作了不少反映生活的作品，參加了省里和全國的展覽。可以說，我的美術生涯正是從此開始的。“文革”后我調回杭州，到浙江省美術創作辦公室參加全省的美術組織工作，并且繼續從事創作和在美院版畫系學習。1984年，全國美協恢復工作，中組部、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組抽調我參加中國美協臨時領導小組，我又到了北京。在第四屆美代會上，我當選為中國美協理事，擔任了書記處書記。那時我太年輕，才35歲，有幸與華君武、蔡若虹、王朝聞、吳作人、李可染、葉淺予等老一輩美術家朝夕相處，耳濡目染，給了我一個年輕美術家成長中最好的學習機會，那是值得我一生珍惜的日子。

我從第六屆開始參加全國美展工作，當時的全國美展格局已明顯適應不了美術事業發展的需要，就像一件上世紀50年代做的衣服，到上世紀80年代時太小了，穿不下了。第七屆全國美展實施了一次重大改革，按畫種分展區展出，增加了容量，也增強了專業性。而且在展覽籌備過程中結合創作，發動組織了各畫種的理論研討活動，對“文革”后全國美術創作從思想到實踐的正本清源產生積極影響，推動了新時期中國美術創作的大步前行。我作為分管展覽和藝委會工作的書記，兼任全國美展辦主任，親歷了中國美術的這一歷史進程，了解和參與全國美術發展的進程和國際交流，在工作中得到了特殊的專業滋養。

只是，在緊張熱烈的工作之余，根本不可能進行版畫創作。然而一個畫家，兩個月不畫畫就像生病了一樣。我只好見縫插針畫一些兒童文學的插圖和繪本，只要有一張小桌子就行，拿得起、放得下，工作完就畫一點。那時創作出版了一批作品，20世紀80年代，我獲得全國“兒童畫十佳”畫家榮譽。我的兒童繪本作品入選全國美展和國際書展，在國內外發行，當年創作的一本《嶗山道士》(穿墻術)2013年再版，還入選了“中國最美的書”。也算“歪打正著”，這些夾縫中擠出來的東西，也填補了那些年我創作上的空白，豐富了我的創作成果。

在中國美協的工作，還讓我與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結下了緣分。第七屆全國美展籌備期間我到深圳考察，感受到這片熱土對文化的強烈渴求和具有的廣闊發展空間，并決定把水彩分展區放在深圳。期間，深圳市委書記李灝跟我談深圳的文化，有許多共同語言。之后他就動員我到深圳來，還到北京做了很多工作，并把我太太從杭州請到深圳考察一周，深圳領導對文化工作的誠意令我感動。我覺得到深圳可以做在北京沒法做的一些事情，就毅然決定南下，做文化上的“開荒牛”。

“深圳的文化，其命唯新”

記者：到深圳后，是先到畫院當院長？

董小明：沒想到，到深圳的第一天，李灝書記就告訴我，你先在市委宣傳部掛個職吧！我來深圳的工作就是建設畫院，不能事與愿違！我則執意與書記約定，“畫地為牢”，不再擔任其他行政工作，就此實現做一個畫家的愿望。然而，之后深圳文化發展的形勢迫使自己難以置身事外，很快又陷入更多行政工作和創作的兩難之中，此情常為北京的老朋友們笑談，無奈，這就是我的“宿命”吧。

記者：您作為深圳文化發展的重要見證者、親歷者和文藝事業的領軍人物，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董小明：改革開放這40年，深圳是很出色的，堪為一個先行者。它創造了經濟和社會發展舉世矚目的成果，文化發展也是其中重要內容。深圳的歷史文化積淀非常薄弱，改革開放前也幾乎沒有比較成型的文化建設。當一座現代化城市快速建設和崛起的時候，文化的缺失就凸顯出來。因此，深圳的歷任領導都認真踐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把文化建設放在重要位置，把發展作為硬道理，把人才當作發展的寶貴資源，把創新作為發展的動力，推動年輕的深圳文化取得了超常規的長足進步。我參與了這一進程，感同身受。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深圳的文化建設在全國是出彩的，在很多方面先行先試，“敢為天下先”，產生了這一歷史時期文化發展的很多亮點，也催生了很多優秀作品。

首先，深圳的文化發展植根于改革開放的熱土，與時代同步，收獲了觀念上的成果，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來了就是深圳人”……深圳當時提出了十大觀念，這些觀念本身是一種文化的成果，同時它也成為文化發展的一種基礎，這些觀念影響和引導了深圳文化砥礪前行，深圳文化的發展也得益于這個歷史時期的觀念創新。

其次，開放、包容、創新，是深圳文化的重要特點，也是40年來深圳文化能夠長足進步，與經濟同步前進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深圳經濟的高速發展，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很多當時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在深圳能夠做。同時，經濟的發展也對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說，深圳的文化一方面得益于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撐。

創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是深圳各項事業，包括文藝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深圳的文化重視觀念的創新、理論的創新，在實踐中它是將體制創新和藝術的創新同步推進的。這片文化歷史積淀薄弱的土壤，歷史的巨變使其成為一個新時代文化發展資源的富礦。在深圳建設文化，是每一個文化工作者面對的挑戰和機遇。深圳文化，其命唯新。創新，是深圳文藝家共同的宿命。

深圳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創造了很多能夠代表當時中國文化轉型的先例，深圳文化率先實踐的很多工作都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比如，在城市發展中大力建設文化設施。上世紀80年代建設了深圳博物館(老館)、深圳圖書館(老館)、深圳大劇院、深圳科技館等八大文體設施；90年代建成了關山月美術館、何香凝美術館、深圳畫院；2000年以來，又陸續建設了深圳音樂廳、深圳圖書館新館、深圳博物館新館、深圳書城，以及大運體育中心、深圳灣體育中心等一批重大文體設施。今天，深圳文化設施的改造提升和建設仍然沒有停步。又如在文化藝術領域的改革，深圳也先行先試。像深圳交響樂團的改革就在全國領先，第一家實施拉起幕布來招考演奏員，實行音樂總監制度，到俄羅斯招聘優秀演奏家，走出國門到國際著名的音樂廳去演出。深圳音樂教育從引進人才到培養人才，孕育了像李云迪這樣能夠獲得國際鋼琴比賽大獎的青少年演奏家。還有，深圳畫院實行的客座畫家和簽約畫家制度，也率先有效地實現了美術專業創作機構的改革。

深圳這些年的文化發展還有一個特點，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直接推動下，它的群眾文化、社會文化發展比較快，而它的專業藝術發展相對滯后。今天的深圳早已甩掉“文化沙漠”的帽子，成為一片郁郁蔥蔥的“文化綠洲”。然而，有“綠洲”無“大樹”，缺少優秀人才的“大樹”、精品力作的“大樹”。四十不惑，邁進成熟時期的深圳文化和每一位文藝家，面對新時代新形勢，要有新作為，不能沉溺在過去的40年里。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確實值得回味，但是更值得總結，在深圳文化再一次出發的時候，應該直面和思考這些問題。在新時代中國文化版圖中，這片“綠洲”應該生長出當代中國文化藝術的“參天大樹”。

記者：與此同時，您作為一名美術家，多年來不僅組織了很多全國性的美術活動，對于水墨畫的革新和國際推廣等也貢獻很大。

董小明：1988年，我在中國美協工作的時候與中國畫研究院共同策劃了“北京國際水墨畫畫展88”，這是改革開放后由國內舉辦的第一個國際性美術展事，改變了當時中國美術國際交流處于被動的局面。選取水墨畫種，意在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1992年我已來到深圳，與中國畫研究院和中國美協共同蘊釀在深圳繼續舉辦。我們又打造了深圳國際水墨畫雙年展和深圳水墨論壇，使之成為當代中國畫革新和向世界弘揚中國藝術的平臺。通過近30年的努力，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千余位畫家學者在這個平臺上得以交流，對傳統水墨藝術融入當代、走向世界產生了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在中國的南方形成了一個水墨藝術的中心，也為深圳這個年輕的城市積聚了藝術資源。

“大部分的畫都是晚上畫的”

記者：請談談您本人的藝術創作，包括一路走來的創作狀態和藝術理念。

董小明：作為一個畫家，我長時間以來深感慚愧和無奈：境遇所累，想得很多，畫得太少。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參與推動傳統水墨畫革新的工作，提出和研究一些課題，也引發了我自己的水墨畫實踐。墨荷，是我持續十多年的畫題，每天夜深人靜時，用畫水墨畫來洗滌心靈上被一天繁雜紛擾的事務蒙罩的塵埃。開始時我把畫荷當作是與自己心靈的對話，珍視為在精神上留給自己的一片“半畝方塘”。因為沒有想到出版和展出，作品尚有一絲今日的文人畫氣息。1999年，聯合國總部邀請我去做關于中國水墨畫的演講，由此促成了2001年在紐約的“董小明墨荷展”。之后，我幾乎堅持每年應邀在國外的美術館舉辦個展，以此逼著自己不斷創作。近年來，開始嘗試用一些新的材質、工具和方法做水墨畫。

記者：您一直致力于中國水墨畫的革新，在都市水墨這個概念和學術方向上，可以說是旗幟性的。請談談您提出的“城市山水畫”和“都市水墨”是怎樣的關系？

董小明：上世紀90年代，傳統中國畫探索變革的前行軌跡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與一座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重合，產生了“都市水墨”這一傳統水墨畫當代革新的課題。年輕的深圳畫家敏感于時代，以其特有的文化自覺和創新意識，在反映改革開放火熱生活的“深圳畫家畫深圳”創作活動基礎上，率先提出和實踐了“城市山水畫”這一中國畫革新的課題，舉辦了國內數十位山水畫家和理論家參加的首屆城市山水畫創作和研討活動。繼“城市山水畫”的實踐后，我們進而探索水墨畫與都市的關系，在深圳國際水墨畫雙年展等平臺上，持續以“水墨與都市”“都市水墨”為題，深化和拓展了這項藝術實踐。20多年來，這一課題在全國畫界乃至眾多海外藝術家中產生了反響。

記得在第一次城市山水畫研討會上，我們拿出了深圳畫家率先實踐的城市山水畫作品。我帶頭畫了第一張城市山水畫《輝煌》，用彩墨表現建設中的深圳夜景。一張小畫，今天已經成為那個火紅年代的美術記憶。

2016年，中國國家畫院審時度勢，將“都市水墨”作為傳統中國畫當代革新的重要課題，建立都市水墨研究所，在這個課題的發源地深圳開展工作。我希望，在中國社會改革開放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都市水墨”探索實踐，能夠成為通向傳統中國畫當代革新大道的一條可循之路。